娃妈说他们同事讨论了《竹书纪年》，问我怎么看。我说这部《竹书纪年》出现的时间很怪异，消失的时间很离奇，我认为是一部“伪作”，就象一些人伪造了一本书取名曰《商君书》，结果这本书无论是孟子、庄子还是韩非子、司马迁基本都没读过。而且伪造《商君书》的写手忘了商鞅是“法家”不是“术家”，韩非子也认为商鞅只重视法令不重视驭下之术。本来商鞅、申不害、慎道分属于（小）法家、术家、势家，韩非子将其融在一起成为“大法家”。这样张冠李戴的伪作，竟然“钓鱼”一些知名教授，也是悲哀。
那次我认为元朝“人分四等”也是伪作，因为不见于元明时期的任何文献记载，甚至朱元璋讨伐元朝也不拿这事抨击元庭。也有人说武则天掐死女儿是后人伪造，不然骆宾王写檄文不可能放过这些段子。就像陈琳写檄文骂曹操把他盗墓列出来，曹操没有反驳说他胡说栽赃，只是责问陈琳为何骂得这么厉害，也就印证曹操确实有“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这些偷坟掘墓之事。
《竹书纪年》出现在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名叫不准的汲郡人盗墓，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秦统一前的战国文字，或说“蝌蚪文”，或说“古文”，或说“小篆”，不一而足）记载，史称“汲冢书”。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遂有初释本《竹书纪年》，又称《荀和本》。
《竹书纪年》记载了大量“毁三观”的说法，尤其是把尧舜禹的“禅让”都描绘成“舜杀尧、禹杀舜、启杀益。伊尹杀商王太甲”，总之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仁义道德，满纸都是“臣弑君”。就连尧舜禹、伊尹都要被否定，还有什么纲常名教值得尊重？
这种宣扬“臣弑君”自古就有的观点，就来自晋朝“发掘”的这套《竹书纪年》。为什么周秦两汉不宣传“臣弑君”？因为无论是“周礼”还是“法家”甚至“汉儒”都将君权神圣化，“臣弑君”那是犯上作乱，除非君王无道沦为“独夫民贼”，这才有“汤武革命”。商汤放逐夏桀，武王攻伐商纣，高祖“伐无道诛暴秦”，那就是顺天应命之举。
但到了司马昭弑君，就出现了“政治危机”，毕竟魏帝曹髦并没有什么“无道”的行为，晋朝君臣如何“抹黑”曹髦“洗白”司马昭就“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万般无奈之下，晋朝突然“神书地出”，有人一不小心找到了一部先秦“史书”，记满了“臣弑君”的各种“斑斑劣迹”。看来尧舜禹以来，大家都是“臣弑君”，也不光是我们晋朝太祖文皇帝司马昭“臣弑君”。既然没办法“抹黑”魏帝曹髦，也没办法“洗白”太祖司马昭，那就把历史上那些道德高尚的君王“一律抹黑”，岂不妙哉？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311年到316年）爆发，《竹书纪年》的竹简即原始证据亡佚，而后人的初释本、考正本传世。《隋书·经籍志》录有竹书同异一卷，应该是后人据此两种本子所作的校记。历经唐朝后期安史之乱（756-763年）、五代十国，《竹书纪年》的传抄本逐步开始散佚，初释本、考正本渐渐无存。
元末明初乃至于明代中期，出现了《竹书纪年》刻本，清代学者钱大昕等人指斥其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代嘉靖年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
如果战国时期确实存在《竹书纪年》这种官方史料，则不可能完全不见于当时的文人或官府，也没有任何人读过。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而是多年以后突然“发现”，谁能保证不是后人“伪作”甚至“弑君”起家的晋朝故意造假试图“抹黑别人洗白自己”、
做律师多年，很容易“职业病”。拿到材料第一反应，就是看它的来源合法性。一些专家教授把那些来历不明的《竹书纪年》《商君书》奉为至宝，还自以为“获得新知识”，如此这般如何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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