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贞观二年的时候，唐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他说：“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国家，多半不如古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王珪说：“古代帝王治理国家，大都崇尚清静无为，私心很少，欲望也很低，他是以老百姓为中心的。然而近代的君王，却是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任用的大臣，也不再是饱学经典的儒雅之士，汉代时候的宰相，没有一个人不是熟读经书的，他们对一种经书都有深入的研究，都会引经据典来回答皇帝的疑问，参照经书来决断事情的好坏对错。所以这些人都懂得礼教。这样用礼来治理天下，国家才安定太平。但是近代以来，却越来越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者是用刑罚律令来治理国家。结果导致儒家的学说不再受重视，古代淳朴的民风也就荡然无存了。”太宗听了之后，深有同感。从此以后，他就凡是那些官员中精通儒学的，请来做官，给以重任。而且经常向他们征求治国安邦的谏言。所以这一点呢，确实是太宗的高明之处。白山云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般人治理国家都是急功近利，看到严刑峻法，它的效果很好，迅速而有效，所以就重视刑律，而忽视了伦理道德的教育。但是呢，唐太宗却不是这样。他在重视法制建设的同时，特别重视运用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来治理国家。这也是他能够成就“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所在。
《群书治要 ·盐铁论》中，有这样的论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就是说，通过法律确实可以把不孝的人判处死刑，但是培养不出一个人，像曾子那样具有孝心仁慈之心。
所以中国古人在重视法律建设的同时，特别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人从心底不愿意去做坏事，把做坏事看成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这才在人们的心底筑起了一道防止作恶的堤坝。
———｛摘自余莉开讲《群书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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