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贞观二年的时候,唐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他说:“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国家,多半不如古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王珪说:“古代帝王治理国家,大都崇尚清静无为,私心很少,欲望也很低,他是以老百姓为中心的。然而近代的君王,却是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任用的大臣,也不再是饱学经典的儒雅之士,汉代时候的宰相,没有一个人不是熟读经书的,他们对一种经书都有深入的研究,都会引经据典来回答皇帝的疑问,参照经书来决断事情的好坏对错。所以这些人都懂得礼教。这样用礼来治理天下,国家才安定太平。但是近代以来,却越来越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者是用刑罚律令来治理国家。结果导致儒家的学说不再受重视,古代淳朴的民风也就荡然无存了。”太宗听了之后,深有同感。从此以后,他就凡是那些官员中精通儒学的,请来做官,给以重任。而且经常向他们征求治国安邦的谏言。所以这一点呢,确实是太宗的高明之处。白山云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般人治理国家都是急功近利,看到严刑峻法,它的效果很好,迅速而有效,所以就重视刑律,而忽视了伦理道德的教育。但是呢,唐太宗却不是这样。他在重视法制建设的同时,特别重视运用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来治理国家。这也是他能够成就“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所在。
《群书治要 ·盐铁论》中,有这样的论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就是说,通过法律确实可以把不孝的人判处死刑,但是培养不出一个人,像曾子那样具有孝心仁慈之心。
所以中国古人在重视法律建设的同时,特别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人从心底不愿意去做坏事,把做坏事看成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这才在人们的心底筑起了一道防止作恶的堤坝。
———{摘自余莉开讲《群书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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