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8月1日,当时全国正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而我们的解放军报刊登了《八一起义》连环画,第一次正式介绍南昌起义。有意思的是,在介绍这场伟大的起义之时,针对南昌起义领导人的排名却出现了一定的疑问。
按照当时的讨论,提纲中的领导人排名为周恩来,朱德,贺龙和叶挺,仅仅只是安排出了4位。不过当时的解放军报社对此非常的慎重,他们立即将排名送给了周恩来审阅。
朱德当场表示顺序不对,自己的位置应该换一下。周恩来看后也提了一个意见,在此次起义中,还有一人也做出了卓越贡献,绝不能将他给漏了。
一次小小的排名,再一次让我们回想起了当年南昌起义的风起云涌,那么当年那场起义到底是如何成功的呢?几位领导人的顺序到底应该如何排列呢?带着这些疑惑,让我们重温一下当年的激情岁月。
1927年,对于共产党而言是生死攸关的一年。
因为在这一年国共合作打下了半壁江山,也正是在这一年“412政变”,“715反革命政变”相继爆发。一方面是空前的胜利,另一方面则是共产党人的生死危机。
据统计在1927年3月份,共产党人有6万多名,仅仅四个月左右就锐减到了不足一万人。
在这生死攸关之际,共产党人该何去何从?中国的革命又将走向何方?
作为老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对此一直都有鲜明的看法,早在危机来临之初,他就已经提出:我党必须坚决前进,否则我方将会人心动摇,政权领导权将尽归右派之手。
这一立场鲜明地表明:我党要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这是我党内部最早最明确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声音。
之后面临党的生死存亡,周恩来又明确地提出将党的工作重心从政治斗争转移到军事斗争上。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6月14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周恩来提出三省救各省,东南讨蒋的方针。
而且在这次会议中,周恩来提出要在湖南搞暴动。
随后在1927年7月12日,中央组织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周恩来担任军事委员会书记,他明确提出:大批同志随国民革命军张发奎率领的第4军行动,但张发奎此人有可能被环境所逼反共,我党同志将会被一网打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党与其受人宰割,不如先发制人。
随后朱德传来重要情报,南昌守敌仅有6个团,不足万余人,而我方受共产党影响的部队人数多达2万余人。这一情报极大地鼓舞了中共中央,为起义定下了最重要的基调。
因此,我党决心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而这一次起义的核心部队,就是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以及叶挺率领的第11军和24师,甚至还有朱德领导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
在决定起义以后,周恩来就必须要统划好起义所需要的准备,以及人员安排。
有意思的是,别看后来周恩来是一代伟人,但在当年他还比较年轻,不仅仅是他,整个中央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是非常缺乏的。因此当时如何安排人选,如何组织,对周恩来而言都是一个莫大考验。
但是面对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周恩来不仅没有出现任何犹豫,反而十分大胆。
首先他大胆地任用贺龙担任起义军代总指挥,对此也许有人会好奇,贺老总不是当年起义的重要人物吗?怎么任命他就不行?
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贺老总在当年还并非共产党人,将起义的总指挥权交由一个“旁人”,周恩来的胆量不可谓不大,简直可以称之为是超乎寻常......
之后他又充分发挥朱德在起义中的作用,让他尽可能地发挥起义的“参谋和向导”工作。
当然,周恩来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也正是这个决定使得开头出现了周恩来要添加人员的要求。
在决策之初,周恩来需要选择参谋团参谋长的人选,当时一直没有选到合适的人员,于是他又出乎众人意料地选择了刘伯承。
根据周恩来的说法,刘伯承考虑问题周全,而且在北伐期间担任总指挥,有过领导经验,故而将他委以重任。
另外就是叶挺,叶帅在军中威望极高,他则被安排在起义以后带领军队发动进攻,尽可能地消灭敌人的反抗能力。
就这样,各方人员安排已经就绪,周恩来谈笑自若的表现让所有人感受到了信心,众人义无反顾地开始贯彻起义任务。
首先是贺老总,当时身为20军军长的贺老总对于共产党的态度非常坚决。
他当时明确拒绝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长和江西省主席的连环拉拢,当得知起义的计划后,他则表明态度: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朱德也在紧锣密鼓,一方面他以滇军出身的威望邀请驻扎江西的滇军头目吃饭,在宴会之上分散众人的警戒心,并且挑寻其中的左派分子,进行分化瓦解。
根据周恩来后来的回忆:朱德通过与众人的宴会刺探了诸多情报,而且也的确瓦解了敌人的军心。
另一方面,朱德和贺老总两人以所谓的讨教为名,安排自己的手下人去参观对方的人员装备和防守配置,直接把敌人的防御重点摸了个透彻。
当然最牛的还要属叶挺的部队,当时还只有20岁的肖克就担任叶挺部下24师第71团8连指导员。
根据他的回忆:所有的侦查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进行的,有的起义战士甚至跑到了敌军的营房里去侦查。
在31日吃过晚饭后,我们以走街为由转了几个地方,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摸清楚了一切。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即将肉搏的两军,彼此隔墙而望,其中一方毫无防备,这可以说是军事史上的一大“奇闻”。
另外刘伯承也在紧密准备,当得到周恩来的任命以后,他就筹划各方的准备工作,整理各方的情报内容。虽然没有直接与敌人打成一片,但对整体的规划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以上内容来看,南昌起义似乎一帆风顺,将不可阻挡,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根据当时的记录,起义至少出现了两大风波,稍有不慎,整场起义将全盘崩溃。
第一个分拨就是张国焘的阻止。
众所周知,在早期革命过程中,共产党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当周恩来决心在南昌发动起义的时候,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涛敢来阻止共产党起义。
原因很简单,共产国际认为此次起义过于冲动,应该徐徐图之。
此举直接激怒了所有与会人员,连温文尔雅的周恩来都拍案而起,与之争锋相对。其中有同志,甚至想绑了张国焘直接举行起义。
周恩来压抑了内心的不安,一直理智地克制双方的冲突。眼看着这场风波将会引起党内的矛盾,但幸运的是一个消息传来,原来汪精卫、张发奎早已发现了问题,决心撤回叶挺和贺龙的部队,而且要执行“清共计划”。
这个消息虽然十分严峻,但却很好化解了彼此的冲突,因为对于此刻的共产党而言,起义是否合时宜已经不重要了,接下来是要不要活下来的问题?于是张国焘服从大局,南昌起义依旧执行。
但就在众人箭在弦上之时,突然又出现了第二个风波,原来,第20军第1师有一个副营长,此人叫做赵福生,他居然悄悄地逃跑了。
这个消息很快被报给了周恩来与贺龙,周恩来立即认为此人可能成为了叛徒,于是决心将起义时间提前到凌晨2点。
在这一刻也许有人想起了当年的武昌起义,就是有人泄露了消息,然后导致起义,提前进行。那么南昌起义是否会如武昌起义一样,最终还是胜利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让很多人澎湃不已。
幸运的是,在连续三声的突兀枪响之后,整个城市内的起义军发起了战斗的命令。
而有意思的是,虽然有叛徒叛变,但得到告密的两个敌方团长在逃离和朱德的牌桌之时,当场就被屋外的战士所抓住。而其他的人员也并没有及时得到起义的密报,在战斗之下仓皇不已。
据史料记载,叶挺所率的第24师,在战斗中担负歼灭天主堂贡院以及新营房等敌军,而且还需要解决位数司令部和敌方弹药库的占领任务,其部队承担起了重要的战斗任务。
本来叶挺的部队有可能要付出重大牺牲,但正如肖克的回忆所说,叶挺的部队早就已经摸透了敌人所有的状况,而且搞笑的是敌人的战斗意志根本不坚定。仅仅只是一连串的撞击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敌人就大部分缴械投降。
随着一个个电话的响起,24师部队在此接防完毕,敌人79团被全部消灭。
新营房、老营房、大将场天主堂,省银行,各处捷报频频传来,每一次电话铃声响起,似乎都在欢快地宣告着革命的胜利。
到8月1日凌晨6点,南昌城内的敌人已经全部肃清,我党缴获了5000多支枪械,70万发子弹,整场战斗成功了,南昌起义圆满成功。
伴随着欢呼的人群,周恩来一步步地走向省城政府的西花厅,感受着大家的热泪盈眶,感受着硝烟弥漫的省政府,他的内心也是澎湃不已......
辛亥革命成功了,换了新的天,如今我党也成功了,国民党的天是否也会改变呢?这一切都是那么的让人值得期待。
当然周恩来也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在简单的统计好伤亡以后,他立刻进行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所组成的联席会议。
在这次会议中选举了中国国民革命委员会,周恩来,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贺龙,郭沫若等25人被推选为委员。
之后又以国民革命委员会任命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将起义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
——其中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贺龙担任方面军总指挥,叶挺为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并且两人分别担任十一军军长,第二十军军长,朱德担任第九军副军长。
就这样2万余人组成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支力量,随后在周恩来的会议决策下,南下夺取出海口,争取共产国际的援助,将来再复刻第二次北伐。
而这段历史被永远地刻在了共产党党史中,史书称之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之后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出于对1927年南昌起义的纪念,早在1933年起,共产党就决定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成立纪念日。
当年周恩来就出席了红一方面军为庆祝八一建军节而举行的阅兵仪式,和前方军事比赛大会,当时周恩来还获得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一等红星奖章。
后来1949年时,毛主席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制定军旗的时候指出,军旗必须要有八一这两个字,因为这一天是中国人民举行南昌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节日。
可以说,虽然后来我党取得了莫大的成就,但是每每提到八一建军的这个日子,都会有着无限的尊敬和向往,学术界也是对于这一天进行了浓墨重彩的点评。
当然,在时隔多年以后,作为当年的起义领导者,周恩来也对此念念不忘。不过有意思的是,和其他人对于这场起义的尊敬和向往不同,周恩来却有不同的看法。
例如,无论是在建国之初还是在他的弥留之际,他每次说到这场起义都会感慨此次起义中的教训,例如提到带部队南下之时,自己的错误决定没有找准武装和农村的结合,反而导致南下途中付出了不少的代价。
周恩来对于自己的谦逊和反思,即使到现在都让人敬佩不已。
除此以外,当195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时,在关于安排当年的领导人的排名时,他也是对此表现得十分谦虚和客观。
一方面他表示自己在这场起义中的领导作用是欠缺的,不应该得到过多的荣誉;但另一方面他要提出,当年的领导人员不仅仅只有周、朱、贺、叶四人,另外还应该加上刘伯承。
——因为当年刘伯承担任参谋长,做了大量的军事工作,他应该排在朱德之后。这一番言论又让人们看到了周总理的谦逊,对同事的客观。
当然了,除了周总理以外,朱老总对于此事也是表现得十分谦虚。
当他看到这排名以后,立刻表示排名顺序错了,他应该和叶挺的位置换一下,毕竟当年叶挺是作战的主力,而他自己只是做一些协调保障工作。
说实话,朱老总当年刺探情报,多次游走于诸多国民党高官之间,如果不是他为周总理一锤定音,如果不是他摸透了敌人的内部消息,并且分化了他们的抗争意志,南昌起义恐怕没那么容易。
由此可看出,朱老总也是一个谦逊之人。
由于朱德、周恩来的“不满”,最后对顺序、人数两个方面作出了调整,这才最终定下了最后的名单。
总而言之,回顾当年的历史后,我们能更深刻地感受到如今和平和繁荣的不容易。共产党从危急存亡之刻到现在的千万脱产党员,打造一个了不起的新中国,这一切都是站在南昌起义的基础上。
因此作为一个现代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不应该忘记南昌起义。
但同时通过周恩来和朱老总对当年起义的谦逊,我们更应该表达对于老一辈领导人的敬佩,并且深刻地学习,借鉴老一辈人的谦逊与公正,因为这是他们留下来的政治遗产之外的永恒精神遗产,每一个国人都应该好好借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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