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家看电影《泰坦尼克号》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70多年前，几乎同样一艘巨轮不幸沉没于中国长江吴淞口，而且死亡人数可能更多，教训也更为深刻——
下面我们先看下当时的报纸：
《申报》消息：巨轮三分钟内即告下沉本报讯，招商局沪甬线班轮江亚号前日（也就是1948年12月3日）下午四时自沪驶甬，晚七时许行至吴淞口外里铜沙洋面，突然爆炸沉没。全船三千旅客死伤大半。当晚迄昨日经多方协力援救，至昨晚止被救出抵沪者约有千人，葬身海底者确数尚未统计。根据该局出售船票总数及可能加之“黄鱼”乘客数估计，丧生者约在二千人左右。至于出事原因，各方传说纷纷，究竟如何，尚在调查中。
是时，该船右侧第三舱附近发生极度强烈之爆炸，电达后部3层台格，瞬间船中直灯熄灭，马达停止，尾部开始急剧下沉，3分钟内即没入水中。
1948年的中国，正处于历史巨变的前夜，我军大兵压境，上海的局势一片混乱。国民党的达官政要，纷纷动用各种关系，将搜刮的金银珠宝，连同大老婆、姨太太们通过轮船、飞机送往逃跑，至于普通百姓，也忙着将自己的财物变卖，换成可以保值的金银首饰等，拖儿带女地返回老家躲避战乱。
大家知道，在上海的市民中，原籍在宁波一带的很多，他们之中本来就有不少人要回乡，加之这时离春节已近，这就使得早有人满之患的沪甬线客运显得更加紧张起来。当时在沪甬线上只有“江亚”、“江静”两艘海轮对开，老百姓们当然是没钱坐飞机的，他们只能挤火车、坐轮船。这当然是远远不能满足旅客的需要的，根据招商局所拥有的轮船吨位，完全有能力抽调船只，增加沪甬线的运输能力。可是招商局大量船只被国民党征为军公运输，哪里会考虑人民的需要，所以尽管当时的沪甬线运输十分紧张，招商局根本就视若无睹。
沪甬线上的船只又少，而旅客又特别得多，回乡的人所碰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买船票。招商局虽然在四川中路那里冠冕堂皇地设立了一个售票处，但实际上，在那里出售的只是全部船票中的一部分，有不小一部分的船票早已由招商局以高价转售黑市。劳动人民为了买到一张船票，就得成天彻夜地去售票处门口排队挤轧，所以那时上海人都称买船票为“轧”船票。由于公开出售的船票很少，而买票的人又特别得多，“轧”船票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如果在售票处“轧理不到船票，那就只能去购买黑市票了。
过了第一道关口，还有第二道，这便是等候上船。沪甬线客轮一般都停泊在招三码头。码头上只有一座能容几十人的豪华的候船室，这座候船室是专为老蒋的家属而设立的。当时因沪杭甬铁路已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侵略者破坏，蒋的家眷每年回乡扫墓都是乘海船前往的，招商局特地修建了这么一座御用候船室。而一般旅客只能在码头旁的露天场地等候上船。旅客们为了争取早些上船，找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往往要带着小孩、行李在码头上等候好几个小时。这在朔风凛冽的隆冬气候之下，更是难以忍受。
1948年12月3日，寒风凛冽，由于快到年关，大批宁波籍的旅客滞留在公平路码头焦急地等候下午4点开往家乡的客轮“江亚”号。已经无法证明那天下午究竟有多少人聚集在码头了，除了那些排了好几天队才买到船票的人以外，还有一大批准备逃票上船的“黄鱼”。
经过一番搏命般的拼挤之后，终于上船了，不管是头等舱，还是睡在过道甚至厕所里的下等舱的乘客，此时必定长出一口气，可能还有人兴奋地跑到甲板上，脱下汗渍渍的棉帽，朝着岸边的人群得意地挥挥手，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在踏上甲板的那一刻，死神已经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仅仅过了3个多小时，中国船运史上最为悲惨的海难就降临了。
江亚轮系招商局接收日商东亚海运株式会社“兴亚丸”改造而成，是该局沪甬线班轮中最宏大华丽的客轮。船长340.4英尺，宽50英尺，航速14海里，重3730吨，原可容纳旅客1186人，经改装后，船政局的客牌显示可容纳2250人。
据报载，当时共售出船票2207张，事实上约有近3000人挤上了这艘“死亡巨轮”。因为当时航运管理极为混乱，把大批散客排除掉是不可能的，海难发生后的调查也显示，该船严重超载。
江亚轮于这天下午4时在一片嘈杂声中离开招三码头。船出了吴淞口，天渐渐地黑下来。随着船的颠簸，船上的嘈杂音才开始平静下来，这时，只有随船小贩的叫卖之声，不绝于耳。6时45分，江亚轮驶至长江口，当时旅客们正在吃饭，突然，轮船尾部发出一声巨响，跟着，船身剧烈地震动起来，舱板纷纷塌裂，电灯也顿时全部熄灭，全船陷入一片漆黑。求救的汽笛只响了一声，就再也发不出声音来了。
这艘客轮由于所载旅客大大超过定额，本来就随时有覆没的危险，加上突然发生了这样的爆炸事故，船身立刻倾斜。一时船上秩序更加混乱。距离顶层甲板较近的旅客，有些还能逃上甲板，但在统舱的旅客，由于人和行李塞得像罐头“沙汀鱼”一样，根本无法逃出。几分钟后船尾逐渐下沉，海水立即涌进舱内，绝大部分未能逃出的旅客惨遭灭顶。船首虽下沉较缓，但自爆炸后到海水淹及甲板，前后也不过十余分钟。幸而出事地点的附近有浅滩，船沉后正搁浅于滩上，顶层甲板上海水只有一二尺深，烟囱、桅杆均露于海面之上。
暮色苍茫，海涛滚滚，一些逃到顶层甲板上的少数旅客，被围困在茫茫无边的惊涛骇浪中，随时有被海浪吞噬的可能。人们声嘶力竭地合声呼救，希望有过往的船只闻声赶来援救。这里本是进出上海港的必经航道，来往的船只是比较多的。不多一会，忽然从吴淞来的方向现出了闪闪的灯光，越来越近，爬在桅杆上面的人不知谁喊了一声“船！船！”这一下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于是大家拼着最后的气力齐声呼救，希望这艘船能赶来搭救。船越驶越近了，只见船上灯光雪亮，隐约还有音乐声。当它离沉船约百米时，忽地放射出一股强烈的探照灯光，向沉船照了几下，之后它又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了。原来这是一艘国民党的军舰。沉船上的人们看到这种情景，无不恨之入骨。
由于爆炸发生突然，机舱迅速进水，电报室也遭到破坏，无法发出求救信号，幸而有客轮“华孚”号船员看到幸存乘客在桅杆上用手电打出的灯光，急驶而来，一边拯救乘客，一边代发求救信号。
招商局于当晚9时许接到遇难电报，急派“济安”、“秋瑾”、”江静”、“海津”等四轮前往营救，同时路过船只“金源利”、“茂利”等帆轮也迅速前往出事地点，抢救落水乘客，但大祸已铸，救之晚矣。
营救很快就告一段落，因为大部分乘客早已溺水身亡，获救之人不到1000名，有的还在抢救之中，而接下来的尸体打捞工作则显得漫长而令人揪心。
据当时《申报》、《新闻报》报道，直到1949年1月15日，招商局派出的潜水员得出“江亚轮内似无遗尸”的结论之后，18日仍有数名女尸在附近江面被发现。惨祸发生后，招商局共派出潜水员95人，连同小工106人，另有日籍打捞技术员8人，分作9班打捞尸体。从2月6日至8日，共打捞出尸体1280具，其中12岁以下孩童233具，这些尸体运回上海后，摆放在江边路旁，由家属认领，每天嚎哭之声不绝，其惨状目不忍睹。
江亚轮沉没时，一位当时在红十字第一医院工作的叫钟学礼的乘客侥幸逃生，他留下了一份迄今为止最为详细的逃生记录，下面是其摘要：
“我于当晚6时许用完晚餐，正和同舱两位乘客兴致勃勃地谈笑，忽闻轰然一声，全船震动，继而电灯忽灭，金属破裂之声交杂；杂物倒塌声，下层船舱的呼救声，小儿啼哭声，响成一片。我情知有变，于人丛中随两个白衣船员登上甲板，突然又听到有人大呼：'汽锅已爆炸，希镇静待求救’，但这只能使人心更加慌乱，玻璃和木板纷纷被人砸烂，黑暗中纷纷有人落水。”
“当时三、四等舱已经淹没，甲板上也混乱不堪，一时间众人相互践踏，抢夺救生圈。我被踩倒在地，侥幸能爬起来，跑到船舷，定定心神，当时有人鸣笛向过船求救，但偶尔经过两三艘，竟置之不顾，扬长而去，众人怒骂不绝。绝望之余，有一艘'金源利’大帆船急驶而来，众人纷纷跳江泅水而去，我想此船主人必电告其他船只，派人相救，便强打精神，静待救援。后来果有'茂利轮’赶到，放下小舢板数只，先救妇孺，再救男子，我也终于得救，到了船上，我回首张望，见全船已下沉，仅剩桅杆及烟囱之一部分尚浮水面，不禁悚然……”
江亚轮沉船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不但不迅速处理善后事宜，反而企图用一手遮天的办法来封锁沉船消息。但是纸头是包不住火的，1948年12月5日，江亚轮沉船的消息已在上海到处传开了。于是成千上万的遇难旅客家属和广大市民纷纷组织起来，要求追究责任，赔偿一切损失，并迅速处理善后事宜。他们一方面通过社会舆论揭露招商局的罪行；另一方面，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包围了招商局的办公大楼，要求惩办肇祸的凶手，为死难旅客报仇！这时，招商局一面紧闭起大门，一面迅速调来了大批军警进行弹压。在寒冬腊月，反动军警竟用救火的水龙头向人群喷射，继而又用“飞行堡垒”冲击人群，此外，还把坚持斗争的十七名遇难旅客家属押上警车，关进黄浦区警察分局。在军警捕人的时候，有一个姓徐的孕妇对这种非法迫害表示了反抗，竟被凶残的军警一边毒打，一边拉着她的头发往警车上拖，以致使她当场流产。
当局还出动军警抓走了一大批寡妇，因为“她们抬着棺材放在招商局门口，天天要求赔偿”。当时受难者家属们没有得到任何赔偿，甚至连赔偿125石大米的要求也得不到当局批准，以每户发救济米15石了事。
江亚轮失事之后，虽然有“金源利”、“茂利”等过路船热心抢救遇险乘客数百名，“金源利”船主张翰庭（浙江人）并因此荣获上海市第一枚“荣誉市民”的勋章，但大多数船只或见死不救，或趁机抢掠死难乘客的财物，人性之丑恶可见一斑。
招商局派出的一些营救旅客和打捞尸体的轮船乘机大发死人财，如“图强”轮上的8位船员就因偷窃死难者遗物被开除，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为了掩盖事件真相，于12月14日发出通知，要求工作人员不得“随意对外发言，以免错误分歧。”
江亚轮船长沈达才也是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此君并没有像泰坦尼克号船长那样“以身殉职”，也没有在爆炸后立即组织船员对乘客进行抢救，而是依靠自己多年的航海经验，侥幸捡得一命，以致遇难者家属一致向法院要求，对他“绳之以法”。
江亚轮沉没后，招商局委托数名海事、交通及海军专家赴出事地点进行调查，并派出潜水员搜查爆炸部位及其破损情况，当时的调查结果主要有四点：
一、右舷后部有一处大裂口，约20英尺长，8尺高；
二，裂口处铁板外翻；
三，裂口附层甲板及主甲板被炸毁；
四，航线并无错误。
但最终还是得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并非锅炉爆炸”。据当时专家分析，既然铁板由内向外翻卷，应该是由内部剧烈爆炸而造成的，如果排除了锅炉爆炸的可能性，应为内部烈性炸药或炸弹所致。
当时招商局一度也想捞回这艘沉船，曾请了外国的所谓“打捞专家”实地勘查过。但外国“打捞专家”说船沉没在浅滩附近，由于海潮冲击，愈陷愈深，捞起来的可能性极小。国民党及其招商局也怕打捞出水后沉船的真相大白，不利于他们推卸沉船责任，所以后来也就无意打捞沉船了。
1956年五月，上海市人民政府为了清除航道，并使江亚轮这条沉船获得新生，参加人民的航运事业，于是决定打捞江亚轮。中国打捞工人是有志气的，他们说：“外国打捞专家断言江亚轮是艘无法打捞的沉船，我们中国工人一定要把它捞起来！”打捞工人们发挥了冲天干劲，他们冒着狂风巨浪的袭击，不顾酷暑与严寒，以顽强的战斗意志和旺盛的革命精神，坚持苦干与巧干，仅历时一百七十七天，就克服了种种困难，捞起了当年外国打捞专家认为无法打捞的江亚轮。在打捞过程中，对打捞获得死难旅客的骨骸和遗物都作了妥善的处理。
上海市打捞局将整艘船打捞出水后，真相才被揭开。经专家认定，爆炸机舱处钢板系由外向内翻，显然是外力所致，由此推论，非鱼雷不可为。
后来，原招商局业务处科长孙光老解密了江亚轮的遇难真相。解放前夕，他的顶头上司——原招商局副总经理胡时渊告诉过他一个“天方夜谭般的秘密”：1949年4月，原招商局董事长徐学禹在国际饭店宴请当时的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胡在场作陪。吃饭过程中，桂突然连说抱歉，令胡大惑不解。桂解释说：“江亚”乃因海军一次“误伤”而沉没。当时，一架携带强力炸弹的海军所属飞机从苏北飞往上海，飞临“江亚”上空时，挂钩偶然脱落，炸弹恰巧落在船旁，遂引发沉船惨剧……
这中间还有一段解放前国民党海军与招商局之间的恩恩怨怨。
1947年3月19日，原招商局货轮“海闽”号由上海驶往福建，在湄州港外乌丘屿附近，突然与国民党海军“伏波”号战舰发生剧烈碰撞，并导致该舰迅速下沉，舰载130余名官员除一人侥幸脱险外。其余全部遇难。
事后招商局死不认错，对死难官兵家属也不肯抚恤，就此与海军结怨，据说，海军当时曾四处放出口风，要炮轰“海闽”号以复仇。为逃避军舰的攻击，“海闽”改号为”海辽”，继续进行航运。
但“国军”的复仇计划并未因此搁浅。有一架海军轰炸机曾携500磅炸弹数枚飞往连云港，准备轰炸一部分已向解放军投诚的部队，但未获成功，在返回上海高昌庙基地时，途中经过长江口里铜沙洋面，巧遇”江亚”，一枚炸弹便“脱钩而下”，掉在右舷水中，被船速吸向船身爆炸，酿成惊世惨祸。
此后，海军严令保守秘密，招商局遂成替罪羔羊。在《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在1948年12月2日“庚”条中，已作如下记载：“招商局'江亚’轮在吴淞口北炸沉，旅客三千余人遇难。”承认了江亚轮是被炸沉。
炸弹“偶然脱钩”是真是假无从得知，但是这个炸弹使超过3000人丧失了生命。
江亚轮起浮后，由江南造船厂进行彻底修理，在全厂职工的辛勤劳动下，提前完成了修复任务，使这条脱胎换骨、重获新生的江亚轮，参加了1959年春节的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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