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璇，原名小红，又名啸红，艺名周璇，一九一八年生于常熟县城外的一尼姑庵中。周璇是尼姑的私生女，出世后不久即被父母遗弃，被卖至上海一周姓人家为养女，这就是周璇姓“周”的来历。
周璇幼年时，养父母家境贫困，一度险些被卖入娼门。后来十三岁时加入上海的“明月歌舞团”，由于周璇刻苦好学，又加上她颇具歌舞天资，所以进步神速，逐渐地成为了广大观众喜爱的演员。由于周璇嗓音优美，歌声甜润，所以在三十年代的中国、香港和东南亚都拥有大批的听众，拥有“金嗓子”的美称。周璇一生灌录了二百多首歌曲，其中最著名的有《四季歌》、《天涯歌女》等。同时，周璇还是一名出色的电影演员，一生共主演四十二部电影，其中最著名的是她于一九三七年与赵丹共同主演的《马路天使》，其他优秀作品还有《风云儿女》、《清宫秘史》、《和平鸽》等。
周璇可以说是我国三四十年代和解放初期深受广大人民喜爱的国际级影、歌星。她不但相貌动人，歌喉婉转、演技高超，而且心地善良。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明星，她的结局却是极其凄惨的。
1947年春末，《忆江南》上映，引起了影坛内外的巨大反响，赢得了舆论界的广泛好评。特别是周璇在戏中兼饰两角，获得了普遍赞扬。
当“金嗓子”周璇的表演艺术才能，在《忆江南》中再次显露出夺目的光彩时，一些电影公司的老板和编导，对她竞相包围和追逐。香港“大中华”的老板蒋伯英闻讯更加着急，接连人促电催，希望周璇尽快赴港，以践当年再度合作的诺言。
周璇在香港共拍了六部电影。“金嗓子”的名声震动了香港影坛，成了一位引起周围社会注目的“积蓄颇丰的大明星。”
1948年初冬，周璇从香港搭乘轮船回到了上海。这次周璇拍完《清宫秘史》匆匆归来，对外宣称是为了“调治眼疾和探望母亲”，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当时，上海和香港的小报与一些影剧刊物，出现了一种论调，说是“圈外”有位颇为富有的小开在拼命追求“金嗓子”。当然，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真实性的。周璇曾借当时《影剧天地》刊登的一篇采访文章，公开表示：“决不与'圈内’人成配偶，谈恋爱向'外’发展。”
所谓向“外”发展，指的是“圈外”有位“颇为富有的小开”在追求她。这位小开就是周璇住在霞飞路一八二〇号时认识的朱怀德。
关于朱怀德这个人，他高高瘦瘦的个头，细皮白肉，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风度翩翩，别人看上去像个很有才学的文儒雅士。其实，此人并非如此。凡接触过他的人，事后回忆起来都有这样一种印象：他工于心计，热情里透着虚伪，沉静中藏着奸诈。然而，当局者迷，周璇本人对他慢慢地产生了好感。
朱怀德早有妻室，却喜欢成天在外面鬼混，流连往返于舞厅交易所之类的地方，完全无意去继承乃父经营的绸布业。作为“小开”，他手头有点钱，但算不了富，何况在舞女、交际花身上又破了不少财。他知道要满足自己的那些欲望，仅凭自己的“现有的”条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绞尽脑汁，“另辟蹊径”去攫取。前两年，他就看中了一个目标，之所以没有下手，是因为要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现在终于等到了。他积极地发起了求爱攻势。俨然像一名忠诚的卫士，他时刻追随在周璇的左右，并且不忘为这位心境不佳的大明星分忧解愁。
“金嗓子”经不起朱怀德的耳鬓厮磨，那些温存的甜言蜜语使她对一切都深信不疑。
与此同时，朱怀德从“战略”上考虑，对周璇施展了更加阴险的一招。他通过为周璇招聘秘书（大明星雇秘书，这在当时是一种时髦的表现），想方设法把自己原来相熟的一个女人介绍给了周璇。这位女秘书比周璇年岁大些，也是姓朱，人称朱小姐。朱怀德和朱小姐似乎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一种默契：他把她安插在周璇的身边，既能利用她暗中进行监视，又能利用她从旁帮助献策，而她则可以借重“金嗓子”的名声和朱怀德给予的种种好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就这样，周璇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二朱”夹击的境地。在一段时间里，她把“二朱”看作是完全可以依赖的知心朋友，她向他们倾吐自己的肺腑。“二朱”成了她生活中的左右膀，两个不可缺少的人。
朱怀德和朱秘书都善于揣摩“金嗓子”的心理活动，各自也有一套迎合大明星胃口的办法，何况他们还可以明里暗里地“交换情报”，商量对策呢！在这种情况下，很快“二朱”便从不同的角度占有和控制了周璇。
1949年元旦一过，炮声自长江北岸源源不断地传来，一种丑末寅初的气氛弥漫了大上海。紧张、兴奋、期待、忧虑、焦灼、疑惑与恐惧的种种情绪，分别播撒在各式各样的人物的脑海里。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刻，也是一个伟大转折的历史关头。争先恐后逃跑者有之，去留未定者亦有之，而大量的则是从来也没有想到要离开这个地方的人。
周旋想不去香港，留在上海看看日益变化着的形势。“二朱”看出了周璇的心事，他们开始了各自的劝导。最终她下了决断：让母亲和女佣留在上海看家，自己则带着朱秘书，一同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
善良的周璇哪里想得到，从此，厄运便缠上了她。
周璇来到离别将近半年的香港，才发现这里的影坛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去年还是号称规模庞大资力雄厚的“永华”公司，已经陷入了半停顿状态。老板李祖永因为拍片亏了本，吓得一再压缩出片计划，一大群演职员有力无处使，僧多粥少，大家只好凑合过日子。一些中型的影业公司，除了维持性的拍片，也都因经济情形不佳，不敢继续投资，显得毫无生气。而那种小厂或当初也曾活跃过一阵子的皮包公司，则是气息奄奄难以生存了。
另一方面，随着上海等国内电影基地的解放，许多电影工作者，纷纷离开香港回归大陆。一些电影界的进步人士也起而响应，这一批中坚力量的撤走，对香港影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周璇目睹这个所谓“东方好莱坞”江河日下的衰败景象，不禁感到愕然。但是，“金嗓子”毕竟不同于一般明星，她还是受到了影业界老板们的欢迎。所以香港影坛的经济危机，并没有给她造成多大的影响。
这时周璇住在太子道，囊中可称富有，日常生活却还是简朴依旧。她不愿奢侈，更舍不得浪费，甚至有时到房东家里吃中等水平的伙食。她把手头数额不小的款子，交给朱秘书去兑换成一根根金条。这是出于过去在上海的教训，以防花花绿绿的纸币遭到突如其来的贬值。此刻的周璇完全寄希望于未来，时刻憧憬着朱怀德曾经向她描绘过的幸福图景。
周璇在太子道住了一阵子，她正与之热恋着的朱怀德，声称“舍弃一切”地来到了她的身边。于是，这给生活在香港的“金嗓子”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在这以前，朱怀德出于自己的需要，曾几次安排与周璇在广州会面。那时，这位绸布庄的小开正忙于做交易所的投机生意。为了加大其手中的“赌注”，他四处设法筹措资金也未能获得满足。他开始利用自己的身份，把窥视金钱的目光都集中到丝毫也不懂行的周璇身上来。他对这位大明星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如何善于经商理财，吹得天花乱坠。为了表示对自己的委身者的厚爱和信任，周璇同意拿出大部分积蓄，交给朱怀德去做生意。
炽热的感情代替了一切，连曾经有过的一点点怀疑，也都在朱怀德的一派花言巧语中，像一阵春风似地飘逝了……
周璇为了朱怀德，不得不换个新的住处，她在青山道一家酒店租赁了一套住房，这样，“二朱”便又紧随在大明星的身旁。
不久周璇怀孕了。她是多么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孩子，尤其是对一位曾经在痛苦中流过产的女子来说，这腹中的胎儿就显得格外地值得珍爱了。
在酒店的寓所里，她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把这个消息悄声告诉了朱怀德。谁知朱怀德却用惊异的目光盯着她看，一再追问此事的真假。大明星表演过各类女性角色，从来也不惧怕观众的注视，这回却被朱怀德弄得笨嘴拙舌、火烧双颊，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朱怀德轻声说道：“为了让我们两个人没有牵挂地、自由自在地过上几年，我想，最好还是先不要孩子，采取手术来解决问题。何况为了使咱们俩之间的关系'合法化’，还需要一些日子才能完成正式手续。”
周璇听完了朱怀德这一番话，不禁呆住了，沉默了一会才张口说：“不，我想孩子，我要孩子！”她虽然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情绪，但仍然以商量的语气告诉朱怀德：“我们马上在香港办个手续，何必在这样拖下去呢！你还有些什么要求，都可以告诉我。”
“我还有点儿事要办，想回上海去一趟。”朱怀德眯缝着眼睛并不看周璇，慢吞吞地说道。
“我跟你一道去，我想回上海去把孩子生下来。”
朱怀德见周璇那么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便及早“转舵”，只劝她不要挺着大肚皮回上海，那里老熟人多，闲话也多。并说：“生小孩还是在香港好，朱小姐可以专门照顾你。再说，香港条件比那里好得多。”
从来都以好心待人的周璇，总爱把事情往好处想。这回也是如此，她又被朱怀德说服了。朱怀德告诉她，这次是短期回上海，等他把事情料理完了就返回香港。两人关系“合法化”的问题，当然是等朱怀德回香港再解决了。
几天之后，朱怀德匆匆离开香港；他又从周璇那里诈走了好几根金条。对这一切周璇并无怀疑，她只是希望朱怀德尽快地回到自己的身边。
俗话说，光阴恰似无情箭，大明星的妊娠反应一天天加剧，朱怀德却如同泥牛入海，毫无音讯，她哪里知道，朱怀德在和她“广州幽会”的时候，就已经在上海缠上了一个舞女。现在，朱怀德正跟这个浓妆艳抹、花枝招展的舞女打得火热，他怎么可能把身怀六甲的周璇再放在心上呢。周璇叫秘书发函去问，没有回音，她自己提笔写信去催，结果也还是不见答复。她开始急了，坐不定立不安，常常一个人在房间里转来转去，魂不守舍。
周璇真的病倒了，茶不思饭不想，神情沮丧，整夜失眠。有时躺在床上，两眼直登登地盯着天花板看。她变得爱发脾气，还不时地摔东西。有时她一个人躺在卧室里啜泣，把门关得紧紧的，不许任何人进去。她软弱无力，她追悔莫及。她也想一了百了，只需几秒钟就可以结束自己短促的一生……
但是当她想到尚未来到人世的孩子，心又软了，觉得那种“绝命”的念头太不应该了。她是一个从没有见到过自己母亲的私生女，但是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做一个真正的母亲。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这个周璇最不幸，最需要人们关心的时刻，医生诊断她患了精神分裂症！
此时的大明星，虽然置身在日夜喧嚣的都会中心，却是感到无边的寂寞与孤独。她宛如一叶小舟，颠簸在浊浪翻滚的大海之中，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平衡，随时都有被吞没的危险。
“金嗓子”病倒在香港的消息，传到了已解放的上海，引起了昔日歌坛的姐妹们、朋友们和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的关注。当时电影界的负责人于伶同志十分重视这件事，马上委托香港方面的朋友去看周璇，并劝她尽快返回上海。
1950年秋天，一个碧空万里阳光灿烂的日子，犹如失群的孤雁归队那样，周璇回到了离别一年多的上海。
周璇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去看望她所敬重的于伶。于伶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她，她像见到亲人那样，流着眼泪向这位影剧的前辈诉说了自己的满腹心酸。于伶安慰周璇，希望她把身体尽快养好，今后能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周璇这时如沐春风，感慨万端，于伶关切，诚恳地谈话，使她受到很大的鼓舞，增强了生活和工作的信心。
从此，周璇割断了与朱秘书的雇佣关系，再也不需要这位癞痢头大姐来为她处理各种事务了。
再说朱怀德，当他知道周璇已经回到上海的消息时，非常不安。他担心周璇找他算账，害怕把事情推开，闹到组织上去后果就更加不堪设想了。起初，他采取“鸵鸟战术”，不肯露面；同时，他又托人出面，设法弄个“私了”。这件事给周璇的几位好姐妹知道了。大家都很气愤，要帮着她去找朱怀德算账。
一天，周璇由两位要好姐妹陪着去找朱怀德，朱怀德见三个“女流之辈”找上门来，很不以为然。他说自己早有妻室，那次从香港回上海离婚没有离成，反而被老婆拖住了手脚。周璇和姐妹们揭露他一再耍欺骗手段玩弄女性，至今还与舞女勾搭。他百般抵赖，矢口否认和舞女的关系。在讲到周璇的孩子时，他竟反唇相讥，提出要通过验血来解决争端。最后，气得颤抖的周璇要向他索还诈去的巨款，他却说：跑交易所做生意有输有赢，人倒霉运气不好，“你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一双钻戒。”
周璇精神上又一次遭受了很大的刺激，她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她尽量克制自己，不愿让这些难于启齿的事情再闹大。她还年轻，要奔向未来，去创造一种崭新的生活……
当然，骗子朱怀德逃脱不了正义的惩罚，影剧协会关心周璇的热心人们以诈骗罪控告了他，他被判了七年徒刑，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过了些日子，与周璇同一时期返回上海的大光明影业公司，派顾也鲁带着《和平鸽》剧本到枕流公寓来找周璇，想请她担任这部戏的主演。周璇与这位态度和蔼可亲的老搭档，一直保持着很友好的友谊，对于他代表“大光明”来热情相邀，更是欣喜。
周璇在“大光明”拍片，她工作非常愉快。然而，当然一回到家里，见到自己安睡在摇篮里的孩子时，就会感到一阵阵辛酸苦楚，袭击她那颗已经受了伤的心灵。她很想摆脱往事的缠绕，但又无法赶走那些不时地钻进她脑海里的痛苦记忆。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和平鸽》拍摄工作接近尾声阶段，周璇扮演的女护士要为戏中的工人输血抢救。不料，查验血型这一简单而又平常的医疗过程，竟会深深地刺痛了周璇。她突然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哭笑交替地搅乱了摄影场。
从此，她旧病复发，精神失常了。同志们无不为她感到惋惜。《和平鸽》余下的镜头，则不得不寻找一个合适的女演员，以背影来代替周璇把戏拍完。
为了周璇更好地治病，1953年上海剧影协会还特地委派了吴茵等三人，护送她去北京就医。不久，周璇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于是又让她转回上海市郊疗养。周璇生活在环境幽静、条件良好的虹桥疗养院，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调治，虚弱的身体日益恢复着健康。
1957年的夏天，周璇走出了疗养院，终于恢复了健康。朋友们都为她祝福，她自己更是欣喜万分。“金嗓子”又可以重整歌喉，放声歌唱了！
正当人们期待着周璇艺术生命的又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突然，凶恶的病魔把她击倒了。这年七月，气候奇热，医生诊断周璇患了急性脑炎，几天的持续高烧，使她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专家们奋力抢救，黄晨、黄宗英和吴茵等电影界的姐妹轮流看望，日夜守护在她的身旁。
在周璇清醒的短暂时间里，曾拉着坐在她床边的黄晨的手，以微弱而颤抖的声音说：“黄姐姐，我的命太苦了……活了一辈子，连自己的亲生父母也不知道……”枯涩的眼眶里渗出了几滴晶莹的泪水。黄晨一面帮她拭去眼泪，一面安慰她好好养病，说等以后请求组织上帮助她实现这个愿望，周璇听了黄姐姐的一席话，浑浊的目光蓦地变亮。不一会儿，她又合眼“沉睡”了……
就这样，她陷入了无尽的“沉睡”之中，再也没有醒过来。死神终于夺走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影坛终于陨落了一颗明星，时年是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夜，周璇终年三十七岁。
上海电影界为周璇举行了公祭。在摆满花圈的大厅里，朋友们将永远铭记着“金嗓子”短促而坎坷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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