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期，大约是十九路军淞沪抗战之后，上海曾发生一件三角恋爱的情杀案件，这件新闻曾一时轰动上海滩。但后来不知怎的，闪闪烁烁，终于在报上销声匿迹，所谓雷声大雨点小。报纸既不再报道，也未搬上舞台银幕，人们的谈论自然也不再继续下去，无疾而终，不了了之。
三角恋爱的主角，是一女两男，女的是红极一时的红舞女，两男则都是富家的纨绔子弟。女的叫黄白英，男的一个叫童三毛，另一个比童三毛更为富有者的姓名，始终不曾见诸报道，当然其中大有文章。
案情也并不复杂：当红舞女黄白英先后交上两个朋友，先跟童三毛要好，后来又交上更富有的另一个；童三毛大为不忿，便教唆黄白英和他一起自杀而没有成功。自杀和教唆他人自杀，在当时刑法上都是犯罪的。对于自杀未遂的，法院大致可以不予起诉，而教唆自杀却在所必究，于是此案便在法院立了案，跑法院的记者当然有了好材料。
民国时期，那时舞场不多，全上海不超过十家，充当舞女的需要一些看家本领：除跳舞外，还要会外语，懂西方礼节，会骑马，能游泳，会打网球等等。所以上海初期舞女绝不是人人可充当，能够出类拔萃的更是凤毛麟角。
黄自英便是个中的佼佼者，在舞国中堪称红人。当了当红舞女，自然有人报效，所以她起居服饰，豪奢非常，她家住霞飞路巴黎大戏院旁的和合坊，在夏天晾晒时，晒台上的衣服不知其数，光是高跟鞋便有四五十双之多，为邻居所艳羡，也见诸报端。
那个童三毛也是个富家子弟，是上海著名国药铺的小开，但因药铺非独资开设，所以还不能称为巨富。只是年轻貌美而且有闲，够得上黄白英的垂爱，两人誓同自首。后来黄白英又结识另一个舞客，一切条件远比童三毛为优多多，遂至造成自杀和教唆自杀的巨案。
我写这篇文章，并非叙述三角恋爱导致自杀的上海滩旧事，而注重于另一位从未曝过光的三角恋爱另一角的男人。因为在此案中，可以见到旧上海一家巨富的升起和没落，和旧社会种种腐败现象的面目。
那位未被曝光的男主角，跟童三毛同是旅沪的宁波人士。事隔将近100年，三位男女主角，估计都不存于世，但我也没有道其真实姓名之必要，只说这位主角是姓庄的吧，他是离宁波城二十里的一个乡村的居民，他的上代是书香世家。
时当19世纪下半叶，祖父在上海兼营商业。那时租界新辟，土地价钱并不贵，他在商场上无意中购进了一块地皮，位置在公共租界的昼锦里（山西南路）。这块地皮南起福州路，西傍福建路，北靠汉口路，东迄山西路。以后这块地皮是上海的黄金地段了，可在那时的租界仅限于外滩一隅，连比这块地皮稍东的河南路，还是洋人的“抛球场”的运动场所，所以购买的地尚处荒僻，其卖价之低廉也可想而知了，所以买进的人也并不把此一地产放在心上。
这位祖父死时遗下两个儿子，小儿子是庶出的，大儿子已进学成为秀才，死后分遗产自然大儿子大占优势，他自己分得了良田数千亩，现款和住房都归他所有，只分给庶母和幼弟上海昼锦里那块不入眼的地产。孤儿寡妾自然逆来顺受，母亲含辛茹苦地把儿子抚养成人，儿子却也争气，成为一名末代的秀才。乡间的人便习惯把两家称为大房和小房。
19世纪最后30年，租界地皮的价值日涨夜大，直线上升，几乎是寸土寸金，何况昼锦里正是英租界中心之中心，那一整块的地皮的价值几何，大致总在百万两白银之上。那位茂才公非常忠厚老实，只是在乡间纳福，从不想移居浙东第一都市的宁波，更不用说上海了。
在旧中国，宁波人经商发财的，多得不可胜数；但一发财便不想再回到故土，所以有人估计，在宁波株守乡里的首富，便是这位茂才公。他的生计，既无土地，又不开店铺，所赖以为生的，便是昼锦里房产的租金。他不善生产经营，家庭又十分庞大，有七个女儿、三个儿子，更造起了花园，佣仆成群，家里雇佣中西厨师。这种气派，堪称浙东第一富豪。
儿子们在宁波念完中学，便得升入大学，那时宁波没有高等学府，只得由儿子到上海去进大学。同时还派了一位专职账房先生一人，常年驻沪，替两位公子管账。当时上海的大学分四种：国立大学，学费便宜却难以考取；教会大学，管理较严，收费很贵；私立大学，收费也贵，但管理松懈；最下的便是“野鸡大学”了。
他俩当然是进私立大学，缴了学费和膳宿费，却在市中心“仕商行台”的旧式客栈很有改进的新式旅馆开了“长房间”。那时国际饭店还没有建造，西藏路几家已是算最讲究的了。庄公子白昼睡觉，晚上跳舞，就邂逅了黄自英。
公子哥儿，生长于锦衣玉食的富贵家庭，哪里知道钱是从何而来，也不知晓钱应该如何去花。据那位管账的账房先生告诉别人，他俩每人每年读大学缴的学杂膳宿费仅400元，而每年另外用途却为上述费用的250倍，计10万元之多。
请注意，那个时代用的是银元，五六块银元便可买一石粳米，而那位不知稼路艰难的公子哥儿却将10万巨款多数花在黄白英那种人身上，堪称豪华盖代，也是荒谬绝伦。
他家既无田地，又不开店，所花费的只有昼锦里这块地产上的房屋租金，如何支撑如此巨大的挥霍，当然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了。
但是有了地皮，一切不用担心，自有人会替他出谋划策，只要向银行钱庄做押款好了。当时租界上土地的所有证叫做“道契”，意谓这种田契是经过清政府的上海道核准盖过官印的，是比黄金还硬的宝物，甩一张道契出去，要借多少便是多少。当然双方要订立抵押合同，除了期限和利息之外，最厉害的一条，便是道契先要过户给银行钱庄；如到期不能偿还本息，则地产即自动归出借一方所有，此所谓“抵没”。
这位居乡的茂才公，忠厚老实而又糊涂，竟把所有的“道契”放在大儿子身上，一切都不闻不问，使得那位大学生可以在上海尽情挥霍，于是发生了黄白英、童三毛和他的三角恋爱的自杀和教唆自杀事件。
这种情杀案在繁华的上海滩，本也不算什么大事，其所以轰动全上海，也不单因为黄白英是上海最漂亮的尖儿脑儿的红舞女，主要的是大家都知道庄家的富有。
案发之后，童三毛当然捉进捕房。动这块特大肥肉的，计有巡捕房、捕房律师（那时的临时法院不配置检察官，由捕房律师代表租界当局向罪犯提起公诉）、法院的推事、报社的记者、律师、专门“通路子”的掮客，以及黑恶势力的所谓“海上闻人”，大家集中注意力要在此案分一杯羹，纷纷按照自己的职能奔走活动。
这时，在乡间的茂才也知道儿子在上海闯了大祸。他唯一的希望是儿子能脱身事外，更重要的是绝不能把儿子和他的家世公诸于众，这两点希望正中上述那一批人的下怀，大家不约而同的“引而不发”，意思是把箭搭在弓上，弓弦拉得紧紧的，箭却并不射出去。
其中最具优势的是那时大小报的新闻记者和编辑，尽管每天连篇累牍的报道此案的详情和进展，却从不提黄白英、童三毛之外的另一角的姓名。更厉害的是蛇（小）报记者，那些小报大都为三日刊，用的战术是把一篇并不长的文字分成上下篇，上篇刊登出来，却拿下篇去给庄公子的“幕友”阅看。这种战术完全可以得逞，结果都是“下篇”成为“没有下文”或是“下篇”的内容予以改写，跟原文完全走了样。所费多少，可想而知。
庄公子的“幕友”们通过“闻人”的关系，每天分批大摆盛宴。酒醉饭饱之余，最后的一道菜是每人面前一封“红包”，封住了他们的嘴，终于使庄公子的姓名始终不见于报端。而且在法院判处童三毛一案过程中，连作为证人的传票都不曾送达他手里，更不必说锒铛入狱了。经过这一番折腾，庄氏手中的昼锦里地皮道契，已全部“过户”给银行钱庄的户名了。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倘能略具商业知识和善于经营，要应付那些到期的押款，实在并不困难。因为地皮的押款并不能押足地皮的实际价值，大致只有实数五成左右，只需将地皮出售其中几块，便可将押款本息全部清偿而至少还可以保持一半的产权，可是庄氏的父亲是一位忠厚勤恳的乡下绅士，儿子又是五谷不分、四肢不勤的纨绔子弟，他们照常一个在乡间享清福，一个在上海享艳福，哪里会去动这种脑筋的。他们甚至到后来连最好的机会都不会利用，以至于濒于绝境。
到了1939年“孤岛”时期，庄氏全家乡间住不下去，避难来到上海，那时物价飞涨，所发的法币已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但向银钱业所做的押款是以法币计数的，上海的地皮价值直线猛升，而所欠的押款本息依然是法币，要还清本息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庄氏父子们却对此一无所知，等待昼锦里的道契全部“抵没”而易手。
这位茂才公生于安乐、死于忧患，糊里糊涂地享受从天而降的百万财富，又糊里糊涂地给儿子一手败光。之后，他撒手西归，死时连棺材都买不起，听说还是靠女儿媳妇手指上勒下戒指才置办棺木和运柩回乡的。
他的儿子们倒也败子回头金不换，经此沧桑，居然痛改前非，凭借着念过大学的资本，考取一家银行当上一名普通职员。人家看他一副朴实无华、慎谨职守的模样，哪里会知道他曾是轰动上海、手掷百万的豪华盖世的贵公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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