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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文化汉奸”李香兰为什么会无罪释放?只因她是日本人?

说起李香兰,人们便自然地联想起靡靡之音,然而她在《支那之夜》中却扮演了一位因战争失去双亲的中国孤女。电影是以上海为背景,描写李香兰所演的一个战争孤儿——中国姑娘,被长谷一夫所扮演船员挽救的故事。

李香兰和长谷川搭档所摄制的“大陆三部曲”。都是在中日青年男女的恋爱中掺进了抗日成分,在经过一番激烈战斗变化之后,两人终成眷属这样一个套路的情节剧,企图以此烘托出日本侵入中国的合法化。但在放映期间,竟场场满座。

电影在中国也曾公开放映,但在中国人居住区放映时,片名则被改为《上海之夜》,但是这种改头换面的做法,不仅没有获得好评,反而招致了更近一步的反感。

在这部电影中,使李香兰最难以忘怀的,是她扮演的少女桂兰被日本船员长谷哲夫殴打的场面。这是李香兰出生以来第一次挨打,真的吓了一大跳。

这个大耳光打得李香兰直叫疼!她只觉得眼睛冒金星、耳朵也嗡嗡地什么都听不见了。可是她知道摄影机还在转着,必须继续演着,将要忘掉的台词总算给凑合下来了。拍摄完毕后,长谷川走过来向李香兰一个劲儿地道歉说:“没想到还真的打重了你,实在对不起,请原谅。”

在战前的日本,男人打女人被看作是一种爱情表现。在戏剧或屏幕上常常可以看到:挨了打的女方不但不怨恨男方,反而感谢男方的强悍和关怀,醒悟过来后又重新献出爱的场面。然而,这种表现只能在日本人当中行得通。如果长谷川一夫打的是山口淑子所扮演的日本女性,而且看到这一场面的观众是日本人,那也不会成为什么问题。但在《支那之夜》中,被H本男人打的,是李香兰所扮演的中国姑娘,而且观众是中国人,很自然地就成了问题。

既然挨了打又迷恋上打自己的人,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双重的屈辱。一般的中国观众,则把这种行动模式认定为侵略者对被侵略者——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因之,不仅没有像日本人那样.把这种场面看成是一种爱情表现而受到的感动,反而更加刺激了他们平日对日本人的憎恶和反感。结果,电影的宣教目的完全成了反效果,更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人的抗日意识。

由于“大陆三部曲”的电影和唱片获得了成功,一些宣扬军国主义的歌谣和中国旋律的歌曲也流行起来。

其中最流行的要数《何日君再来》和《苏州夜曲》。这两首歌曲,也是渡边滨子和李香兰具有代表性的拿手歌曲。接着还有一首《夜来香》。

《何日君再来》是当时的中国红星周旋的成名作,1939年8月传到日本,由渡边滨子灌成唱片。也受到了欢迎。这首歌开了中国歌词在日本流行的先河。李香兰很喜欢这首歌,帝蓄公司鉴于渡边滨子灌制之后很畅销,在第二年便邀请李香兰也灌制了唱片。渡边滨子灌制的《何日君再来》是日文的,而李香兰灌制的则是中文的。

可是,畅销也是一瞬间,没过多久,不论日文版还是中文版均被勒令禁卖——即以外国的靡靡之音、有伤风化的理由,被审查机关查封。从这一时期起审查已逐渐开始严格起来。

1945年8月6日,美国空军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从而给日本军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在上海的日本人通过日文报《大陆新报》,只知道是一种“新型炸弹”。

这一天李香兰为了到贝娜・玛泽尔女士处去接受声乐指导,还像往日一样走上了大街。刚走到福西路附近时,街道已被人群堵满,就像过节似的,吵吵嚷嚷,议论纷纷。

李香兰从拥挤的人群中,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一些中国人的议论:“日本投降啦!”、“战争结束啦!、“中国还是中国人的!”……李香兰立即意识到日本已投降

到了玛泽尔女士家中.李香兰已无心接受训练。被蒙在葫芦里,根本不了解时局情况的士兵们,依旧用十分精神的敬礼迎接了李香兰。据说,在军队里,特别是对下级士兵,根本没有传达过一次有关战败的情报。所以,凡是排着队走在街道上的队伍,尽管受到了中国人尖酸的讽刺和嘲弄,可是他们却茫然不知是怎么回事。

8月15日,李香兰被叫到位于附近的上海陆军报道部长官邸去聆听日本国的重要广播。由于短波收音机的杂音太大,没能听清广播的详细内容,但战败的事实已经明确了。头一次听到天皇的声音,李香兰心中却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这不是和普通人的声音一样吗!”周围的人都恸哭起来,而她因事先有所知晓,心情比较稳定。

从报道部长的官邸出来,先回到川喜多的包层住宅换了一件衣服,便出来雇了一辆洋车,在上海的繁华大街上转悠起来。到了这时,李香兰才第一次流出了眼泪。眼泪虽然随着夏风马上就干了。但泪水始终没有停止流下来。

飘扬在大厦屋顶上的日本国旗已经降下,取而代之的则是中国的国旗。

街头一片沸腾。中国人的表情充满了欣快和喜悦,个个脸上都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李香兰坐着洋车从这个街口走向另一个街口,穿过欢腾的人群.眼前呈现出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的节日般热闹场面……李香兰把一切都看了个清楚,她走到一个街角,看到一群人,一边摇晃着中国的小国旗,边把日本国旗踩在脚下跳着舞。

应该如此!中国国旗在中国上空飘扬,这是理所当然的。而另一方面,又感到日本人的可怜。李香兰的内心十分复杂,随着洋车的一摇一动,身上所穿的夏季薄料蓝布旗袍,已被眼泪和汗水湿透了。

迎来停战的上海,面貌骤然变了样。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地位理所当然地倒了过来。昨天的统治者,今天只不过是个战败国的群众。

汤恩伯所率领的部队,源源不断地开进了上海,并已经做出决定:把日本人集中收容到设在日本居住区虹口所指定的几个集中营(收容所)。随之便对日本人发布了如下的布告:

一、日本人不得雇佣战胜国国民为佣人。

二、日本人不得乘坐战胜国国民所拉的洋车。

三、日表人平时必须佩戴注有日侨字样的收容所登记号码的袖标。

四,日本人必须集结于收容所,不经许可,不得走出收容所以外的地区。

李香兰为了要同华影有关的日本人共同行动,决定在未分配收容所宿舍以前,暂且独自生活。

中国报纸不断地在报道日本统治时期的傀儡政权——汪兆铭政府要人的消息,并刊出了可能被当作汉奸逮捕的初步名单。

所谓汉奸,是指“身为中国人,投靠日本侵略者,甘心充当其走狗,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叛徒”。还发出公告,根据审判的结果,将对判处有罪的汉奸,科以如下的刑律:

一、对于汉奸,可根据其罪恶之轻重,处以死刑、无期或有期徒刑。

二、对于扰乱国家和平的同谋犯,可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

除这些外,还对电影、戏剧和新闻界,开始了检举揭发“文化汉奸”的活动。事实上,李香兰在电影界的朋友和熟人,已有许多人受到审查。

李香兰的名字在墙报上,作为与日本有关的女性汉奸,已被列为与川I岛芳子、东京玫瑰同等的首恶,理所当然应该受到审判。

其罪状就是:“身为中国人,却拍演了玷污中国的电影,以协助日本人的大陆政策,背叛了中国”。

也有的报纸则刊登着:“以擅长的中日两国语言,与两国人民交往,进行间谍活动。”

军政部当局,也曾接到过群众来信,要求以汉奸罪逮捕李香兰。但对当局来说,首先需要掌握证据。在掌握确凿的证据以前,似乎采取了一种软禁的措施,以防止她与外部联系或逃跑。

说是军政部的讯问,也不过是讯问一下有关:姓名、现住址、家族、上过学的学校名、原住址、迁居地、演出电影和海外旅行地等一般情况,对李香兰的实际问题丝毫没有接触。

李香兰自然十分关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据川喜多从关系密切的中国要人那里探听到的消息说,几乎没有涉及间谍嫌疑问题,目前正在缩小范围,把问题集中到汉奸的一点上——李香兰究竟是不是中国人?即,究竟是不是汉奸?李香兰的许多中国熟人和朋友都证明了李香兰是日本人,但还是不能单凭口述就证明李香兰真的是日本人。

有关李香兰的案件,似乎就是在这种暧昧的讯问情况下,在军政部、宪兵队和警备司令部之间,来回地踢皮球。在此期间,有人暗示说,可用钱来加以解决,而且也确实有人以露骨的形式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在李香兰第三次被传到军政部时便出现了索钱的情形——当她从讯问室走出来时,在入口的背影处有个人等在那里,在她刚走出大门时,那个人用英语悄声对她说:“只要你拿出5000美元,就可使你变成无罪。”李香兰因不知他究竟是不是军政部的人而表示惊讶时。他又说:“这是绝对可靠的,军政部的实权人物说:'只要你拿出钱来,就可为你取得释放证’。”

李香兰一时间被这些话弄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接着,那人又降低价钱说:“3000美元也可以。”

当时李香兰正处在过一天算一天的环境中,哪里会有那么多的巨款。再说,她根本就不想用钱来解决此事。所以,她便回答了一句:“Thank you,no!”那个人咂着嘴,然后用中国话说了句:“李香兰也不像从前那么值钱了!日本女人连3000块钱也不值!”便愤愤而去。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报纸刊出一条题为:“比猪还便宜的日本女人!一头猪可卖3000元,而日本女人等于自给!”的特辑消息。成了热门话题。事实上,日本人已在收容所附近,靠卖家具和衣服等来维持生活。有东西可卖得还算好的。但在有些女人中,已出现了不得不出卖肉体的情形。

在第三次的讯问中,承办的官员对李香兰说:“通过中国和日本双方有关人员的证言,大体上已经弄清李香兰是日本人,真名是山口淑子。但是,大多数的中国大众仍坚信你是中国人的血统。从而认为李香兰在战时通过豪华的银幕生活出卖了祖国,一旦要追究其汉奸罪行时,便诡称是日本人,躲进日侨区,企图逃亡日本。而外面所流传的死刑说法,其实是民众的一种示威——要求当局尽速把你从日侨收容所拉出来,关进监狱,进行严正的审判。审判的结果,如果证实了在你身上哪管有一点点中国血统,也要以汉奸罪处以极刑。”

随李香兰同来的川喜多听完这些话,便问道:“这就是说,只要我们能提出有决定性的物证或有权威性的文件证据,证明李香兰确是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使她的汉奸罪变为'无罪’呢?”

承办官员回答说:“是这样的。我们已经搜集了许多证词和旁证材料,同时宪兵队和法庭方面的'认定’也不算坏,只要能提出正规的具体证据……”

川喜多接着便就日本的户籍卷本作了说明——所有日本国民都在以“家”为单位的户籍簿上登记上册,每当家庭成员有诞生、死亡、结婚、离婚时,都必须向原籍地的市町村公所申报其变动的情况,这已被定为一种义务。村公所根据申报,将以户主为首的家庭成员,按父子、兄弟姊妹等家庭关系以及出生年月日和出生地,分别登记在一种按人头分类的户籍本上保存起来。根据这种户籍底本进行复制,再由町村长签名盖章。证明其与事实完全相符的这种证明,就叫做户籍卷本。这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可以证明国籍的唯一正式文件……

承办官员很感兴趣地听取了川喜多的说明。随后,李香兰和川喜多向主管人约定:在下一次传唤以前,一定提出户籍卷本。

此后,李香兰和川I喜多都在日日夜夜地盼望着能从住在北京的父母手里取来户籍卷本。最后,卷本终于送来了。

1946年2月中旬,李香兰被传唤到军事法庭。这一天,川喜多也跟了来。过去李香兰也曾多次受过审问,但像今天这样坐在有五大排审判官列席的被告席上还是头一次。法庭设在军政部的一室,在李香兰前面一排稍高的桌子后面,呈一字形坐着十来个穿军装和穿便服的主管审判官。

气氛是十分严肃的。但李香兰的心情却是轻松的,因为头一天,叶德贵审判长向川喜多透露了一个微妙的“内部消息”说:“明天将结束一切问题。”采取审判的形式,只是为了给法庭留下一个已履行了正式手续的档案记录。需要举行一个判决的仪式。

总而言之,李香兰的日本国籍已得到证实,汉奸嫌疑罪已完全解除。

法庭开庭了。书记官站起来,就以往所进行的调查作了说明,接着又就户籍卷本和其可信性作了报告。报告完毕时,审判长则根据这个报告宣布:“审理到此终结,解除汉奸嫌疑,宣告无罪!”用小木槌咚地敲了一下。然后又补充说:“但是,李香兰也并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本庭负责审判的宗旨,在于制裁那些身为中国人而背叛中国的汉奸罪。现在既已证实了你的日本国籍,自应宣布无罪。然而,在伦理上和道义上你是存在问题的。你以中国人的艺名,演了一系列电影,在法律上虽不适用于汉奸审判,但本法庭却认为是件很遗憾的行为。”

李香兰向审判长要求发言,得到许可后狡猝地说:“我虽然不能连一系列电影的规划、制作和脚本等都去负责任,但参加了演出则是事实,尽管当时我还年轻,也应该承认自己的思想是愚蠢的,对此我深感内疚。”

一向怜香惜玉的叶审判长深深地点了点头,并向李香兰说:“你应尽快办理回国的手续!”

就这样,从无罪到驱逐出境归国,事态急转直下。叶审判长指令军政部的负责官员,应与日侨管理处取得联系,尽快使山口淑子搭乘先期开出的遣返船,离开中国。

同时也指示李香兰:“不过,你不能毫无顾忌地撤离,如果被新闻记者探知李香兰要回日本,就会在报纸上吵嚷起来。所以要装成普通的日本女性,混在一般被遣返的日本人中间,使任何人也不得而知才是。”

南国的春天已早早地到来。1946年2月29日,已被决定为遣返日侨的乘船日。在乘船的头一天,必须办完港湾检疫所手续。李香兰把这次检疫当作一次过关演戏——身穿一件破旧的日本妇女常穿的扎腿式劳动服,把头发梳成垂髻,打扮成一个流浪者。

到了检疫所,则被按男女分开,除一般的身体检查外,还有口腔检查,甚至连尿便也被检查了。最后,在日侨管理处发给的记有“日本国民,佐贺县出生,山口淑子,26岁”字样的遣返许可证上,盖上了“检疫讫”的图章。李香兰总算平安通过了。

然后就是等待第二天早晨的乘船了。当天的乘船者为2000人。成群的日本人在晨雾中哈着白气,一个接一个地聚集到上海港内的广场。在深水码头处停泊着美国的“自由轮”型货船。

接着是点名。遵照指令,按撤退者名簿所登记的号码排好了队。李香兰比头一天打扮得更加衣冠不整,蓬散着头发,低着头。检查官一一核对着名薄和脸相,并要求拿出遣返许可证来查验轮到了李香兰。当她抬起头来一看,女检查官正在狠狠地盯着她.并反复看着名簿、许可证和她的脸,女检查官的视线来来回回地按着这个三角形辨认着,接着便用很大的声音喊了一声“李香兰!”并用下颚一努、指令她离开队列。

万事休矣。四个男检查官也走了过来,异口同声地说:“是李香兰!”周围的日本人也小声地嘀咕起来——“据说是李香兰”、“李香兰要逃往日本被捉住了!”

川喜多举着李香兰的遣返许可证争辩说:“她已被宪兵队调查完毕,军事法庭也对她宣布了无罪,而且日侨管理处也发给了归国许可证!”

但女检查官却坚持说:“我们不了解这些情况。在向上级报告重新得到指示以前,不准她乘船。”接着又说,“其他可以乘船,唯独李香兰还需要调查。立刻到港湾警备队司令部听候指示!”

其他的撤退者,凡是检查完毕的都相继上了船。川喜多见李香兰有些颓丧,思忖片刻便说:“那好,我也留下!我作为华影的负责人,不能留下社员而去。如果在港湾警备队得不到解决,就请叶审判长出面交涉!”说完后走出了队列。

川喜多和李香兰又被送回收容所,编入其他小组生活,准备接受再调查。经叶审判长的从中周旋,港湾警备队方面也难以了谅解,在10天后,问题即得到了解决。港湾警备队虽然坚持说:如果因自己方面的马虎,放过汉奸逃往国外,则是一件大事。所以,必须在核对了审判汉奸的审判记录之后,才能放行。

问题解决后,又重新决定搭乘于3月末起航的撤退船——“云仙丸”归国。由于检疫、核定证件是否符合本人和行李检查等均已进行完毕,只等上船了。川喜多也得到携带阿司匹林的许可。起航是在傍晚。

川喜多和李香兰终于登上了舷梯,这一次没有任何人再进行盘问。

李香兰把川喜多留在甲板上,一个人溜进厕所,从里面锁上了门。因为李香兰还是担心:是回想起来,李香兰学生时代在去北京的火车中,为了躲避检查,曾躲藏到厕所里;在日侨收容所,为了躲避当官的纠缠,也曾跑进了厕所。看来。她在进退维谷的紧要关头就躲进厕所,似乎已成了她的习性和癖好。

开船的锣声响了。随着汽笛的长鸣声,又响起了绞车起锚的轰鸣声。发动机开动了,螺旋桨也转动起来了。

当她弄清船确已离岸,才登上甲板。海港的上空,是一片通红的火烧云。高层大厦,在深浅花道儿彩霞所映照的晚空中,宛如黑色的剪影矗立着。

此刻,她不由地想到——日本已经在侵略战争中失败,今后不知将如何变化?她是不是再也回不到中国了呢?此时此刻,李香兰与其说为能撤退而高兴,不如说为即将离别中国而更加难过、更加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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