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天成二年二月十六日(公元927年3月?1日),赵匡胤出生在一个武官人家。他父亲赵弘殷在后晋任禁卫军官飞捷指挥使,后晋迁都,他的家随着由洛阳搬到汴梁(今河南开封),这时赵匡胤已十二岁。他生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了谋求出路,专心学习骑射,成绩斐然。
后晋灭亡不久，他投奔汉枢密使郭威部下，协助郭威夺取政权，建立后周，因功被提升为禁卫军东西班行首。郭威的继位人柴荣（周世宗）对他也很赏识。当北汉刘崇来犯时，赵匡胤在激烈的战争中成长。
周世宗打败南唐,取得江北十四州之后,转戈北伐,想解除北方契丹的威胁,实现其雄图大略,完成统一的事业。在胜利进军中,因患重病不得不回师。周世宗病故,其子宗训继位,年仅七岁。这正是“主少国疑”的时刻,人心浮动,政局不稳。赵匡胤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发动兵变。
赵匡胤在实施“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后，时刻萦绕赵匡胤心头的是:如何有效地防止分裂割据局面的再现,如何使自己得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如何防止生民涂炭,息天下之兵?
一日,召赵普问曰:
“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
赵普答:
“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赵匡胤对这一回答非常满意,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一一付诸实行。
稍夺其权是夺节度使的权,夺州郡长官的权,夺武夫悍将的权,也夺宰相的权。
自平定湖南后,取消了节度使辖领支郡的制度(支郡即节度使所在地以外的地区),使各州郡直属京师。因为晚唐五代的节度使,统辖的州郡很多,势力很大,难以驾驭,每一州郡的行政权,如掌握在知州一人手里,他可以独断独行,作威作福。赵匡胤极不放心,在州郡长官之下设置通判,知州与通判互相制约,共同管理一州的军政民事,通判有权直接向皇帝奏报机密。
州郡如果掌握在武将手中,不免有称兵割据的危险,因此重用文官,将中央的文官派到地方当知州、知县、其任期一般不超过三年。在地方行政机构方面作了重大改革,
“五代以来，节度使补署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县吏失职,自是还统于县。”
赵匡胤把县一级的权力从“镇将”手里夺过来,《续资治通鉴长》卷3记载：
“每县复置县尉一员,在主薄之下,俸禄与主薄同。凡盗贼,斗讼,先委镇将者,诏县令及尉复领其事。”
为了使地方绝对服从于中央,为了使中央的权力皆属于皇帝,皇帝独揽一切,特设置枢密使管军政,三司(盐铁、度支、户部)掌财政,以枢密使与三司来夺宰相的权,使宰相仅保有一般的行政权。而枢密使与宰相的地位相等,共掌大权,号称“二府”,二府不在一起上朝奏事,从分别奏事中,皇帝可多了解一些情况。为恐二府个别人垄断大权,在宰相之下设参知政事,在枢密使之下又设枢密副使。为了防止各级官吏狼狈为奸,又提高台谏言事官的权力,作为皇帝的耳目,保证皇帝的绝对权威。
过去藩镇跋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掌握了财政大权,有经济凭藉。
过去藩镇把持场院,巧取豪夺,贪赃枉法。《元丰类稿》记载赵匡胤：
“既下诸国,必先已逋欠,涤烦苛,周乏绝,雪冤滞,惠农民,拔人才,申命郡邑,反复不倦。”
为了减轻人民负担,缓和阶级矛盾,为了充实中央财力,巩固统治,对过去的财政制度作了改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记载：
“自唐天宝以来,方镇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鲜。五代方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厚敛以自利。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临之,输额之外辄入或私纳货贻,曰贡奉,用冀恩赏。上始即位,犹循常制,牧守来朝贡奉。及赵普为相,劝上革去其弊。是月,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时方镇阙守帅,稍命文臣权知,所立场院,间遣京朝官廷臣监临,又置转运使通判,为之条禁,文簿渐为精密,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
诸州除必要经费外,所有金帛一律上缴朝廷是明令规定的,不得违抗。各处场院由朝廷派遣官员监临。早在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即遣常参官分主其事,民始不困于重敛。”各路设置转运使,负责将一路各州县的财赋运输到中央。为避免官吏剥削民众,“定俸户之制,修益俸之令”,赵匡胤还令五申出库财以赋吏禄,尽力避免百姓受到烦扰。
没有强大的军队,难以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之后,也难以巩固它。
赵匡胤的亲信石守信、王审琦等功臣宿将,安排不好,可能发生问题,赵普经常提到这件事。赵匡胤不以为然,他说:
“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
赵普说:
“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
赵匡胤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有了认识,特为举行了一次隆重的酒会。酒酣,赵匡胤把侍从人员打发出去,他无限深情地对出席酒会的功臣宿将说:“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口气一转,感慨万端:“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
石守信等皆问:“何故?”
赵匡胤答:“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
石守信等听到这一答复,惶恐万分,宴会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他们表白:“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赵匡胤紧接着追问:“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
赵匡胤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这是所谓“金口玉言”,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第二天,功臣宿将都称病请求解去军权。这是“杯酒释兵权”的全过程。从此将殿前都点检和副都点检总握禁军大权的职位撤消,禁军由号称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兵都指挥使的三帅分领。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发兵之权掌握在枢密使手中,枢密使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
宋代的主力部队是禁兵,赵匡胤对选拔、训练禁军费尽心血，
“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其后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给散诸州军,委长吏、都监等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都下。”
赵匡胤把禁军组织成骁勇、强壮、精悍的部队。这样的部队,如果被有野心的将领所利用,那就害莫大焉。因此,部队经常调动,长官经常变换,“兵无常将,将无常师。”中央和地方的驻兵,规定一定比例,这叫“内外相维”;京师周围的武装力量,要比地方雄厚,这叫“强干弱枝”。这些条条框框,都是为了维护赵宋皇权的长远统治。
总结：赵匡胤采取以上三项措施,将政权、财权、兵权全部集中在他一人手中,这也就成为封建主义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具体内容。它实现了统一,维护了统一,防止分裂割据的再现,我们应从这一方面肯定赵匡胤的历史功绩。但赵匡胤所实行的集权政治的阶级实质,是对广大农民阶级的防范、束缚和专政,劳动人民没有任何权利,任凭压迫和剥削。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