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蒙哥分兵三路大举入侵南宋时,奸臣丁大全因隐匿军情不报,先被罢相,继又在流放途中死去。宦官董宋臣也被赶出宫廷。支持丁大全、董宋臣的阎妃也于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病死。几个丑类把持朝政的时代结束了,南宋却又出现一个贾似道专权的更加魔朽黑暗的时期。
贾似道,字师宪,台州(今浙江临海人)。其父贾涉当过淮东制置使。他自小不务正业,浪荡不羁。因其姐姐被宋理宗选为贵妃,他才攀龙附凤,以“国舅”的身份跻身于政治舞台,并且很快就爬到两淮宣抚使的职位,成了南宋举足轻重的一个军事主帅。在蒙哥对南宋发动大规模入侵时,贾似道被任命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使,兼督江西、两广军马,全面负责抵抗蒙古三路入侵的重任,并且就军中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但他却胆怯畏战。
当时在朝的左丞相吴潜让他把帅府从汉阳移到黄州(湖北黄冈),以防止蒙古军从潭州攻入江西,在往黄州途中碰到一支押送掳掠金帛子女北去的蒙古兵老弱,他竟吓得不知所措,以为自己死期将临。后来,他又背着宋理宗及宰相吴潜等其他大臣,私自同忽必烈订立向蒙古称臣、割地、纳币的屈辱和议。
忽必烈撒兵后,贾似道向朝廷隐瞒了私自同蒙古达成和议的真相,谎报宋军大捷、鄂州围解,江、汉肃清。宋理宗大为高兴,以为贾似道真的立下了使“宗社危而复安”的奇功,特下诏褒美,称赞贾似道是
“股肱之臣”,使“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
宋理宗还下诏召贾似道入朝,下令百官在杭州郊外迎接,不久又封他为少师、卫国公。一个名符其实的“市井无赖”,无耻诈骗的社会奸邪,竟被南宋视为国家的栋梁和救星。贾似道也一下子成为南宋最有权势的人物。
他认为自己在从汉阳移驻黄州途中受惊,是左丞相吴潜想陷害自己,一直怀恨在心,所以,他一入朝,就借故把吴潜贬官赶出朝廷,同时还以“党人”的罪名,把支持吴潜的官员都驱逐出朝。对那些曾经对贾似道有过不尊敬表现的将官,贾似道也一一加以打击和迫害。
他实行所谓“打算法”,以核实军费支出为借口,把那些对他不敬的将官在抗击蒙古兵时所支取的官物,都说成是“赃私”,给诬加上“侵盗官钱”的罪名,罢官流放,有的甚至下狱迫害致死。在潭州保卫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向士璧被罢官贬居漳州后,贾似道还检查他在守潭州时所用金谷,硬说他有贪污,把他逮捕,强迫他偿还。向士璧被迫致死后,又拘留其家属征偿。在合州保卫战中战功卓著的王坚,也为贾似道所不容,被调离会州,置于闲地,使他郁恨而死。
在清除异己及打击迫害抗蒙有功将官的同时,贾似道收取贿赂,把那些对他奉迎巴结、热衷于营钻谋私的人都引荐入朝,占据高位,又引荐一批外戚子弟为各地的监司和郡守。他特别喜欢那些没有真才实学,却又虚伪透顶的道学先生,让他们担任各种要职。宋末元初的周密曾揭露说,贾似道所以看中这些道学先生,是因为他
“当国,独握大柄,惟恐有人分其权势,所以专用此等人列之要路,名为尊崇道学,其实看中他们的迂麽庸懦,“不致掣其肘而已”。
这样,贾似道就能够操纵朝政的一切。
景定五年(公元一二六四年),宋理宗病死,宋度宗赵禥继位。因宋度宗为贾似道所拥立,对贾似道特别尊敬,称他为“师臣”,朝官都称他为“周公”,贾似道也更加专横,一再用辞职要挟宋度宗。宋度宗因为把他视为自己立国的靠山,一再挽留他,甚至一天派大臣传四五次圣旨挽留,并派宦官在夜间睡在贾似道的府第之外守住他,不让他辞职而去。后来又封贾似道为平章军国重事,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
贾似道虽然接受平章军国重事的官职,却根本不到朝中办公,让小吏抱文书到他家中呈署。一切内外大小朝政都须得到他的点头才能颁行。台谏弹劾,各个官府的荐举及京城、畿县、漕运等一切事务,没有先向贾似道报告就不敢付诸实行。凡不同他同流合污的官员,都被罢免。官吏争着向他贿赂以求美职。想要得到主帅、监司、郡守等职务的人,都必须有大量贿赂。南宋的朝政,到这时真可以说是暗无天日了。
从宋理宗统治末年到宋度宗统治时期的十五年中,贾似道虽然位极人臣,权倾中外,但他自小养成的浪荡本性,却不仅没有收敛,反而随权势的膨胀而更加发展。当时尽管元兵(忽必烈在夺取蒙古汗位后,建立元朝)的进攻日益加紧,贾似道却置若罔闻,闭口不谈兵事,整天同一群无聊文人诗来歌往,粉饰太平。他在西湖及风景秀丽的葛岭,建筑了许多楼台亭榭。他把在葛岭建造的台亭称为“半闲堂”,把花园称为“养乐圃”,表示自己的悠闲自得和尽情享乐。他又像市井恶少那样,见到民间美女就想方设法弄到府中糟蹋。另外,他还养歌女、尼姑数十人,整天同他在一起鬼混,并经常同他少年时期交结的赌徒一起赌博。养蟋蟀和斗蟋蟀也是贾似道的一项癖好,他还写了一本《蟋蟀经》,记载自己养蟋蟀和斗蟋蟀的经验。
因为贾似道独霸朝纲而又置朝政和边防紧急情况于不顾,整天只同歌女们在“半闲堂”及西湖的游船上寻欢作乐,有人就用“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这句话,惟妙惟肖地揭露当时朝政无人处理的腐败情况。有人还题诗道;
“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
这首诗揭露了贾似道只顾淫乐,不顾边境急报的丑恶行径。
贾似道不仅自己放肆地过着浪荡的生活,还引倡优傀儡入宫,使本已荒淫不堪的宋理宗更加热衷于游玩饮宴。贾似道所拥立的宋度宗,更是个荒淫昏庸的皇帝。他整天酷爱酒色。贾似道也极力使宋度宗沉迷酒色,不理军政大事。任何人只要在朝中说到元兵入侵的情况,就立即被贬斥出朝。有个官女向宋度宗说了襄阳被元兵包围已三年的事,贾似道竟借别的原因把她处死,使得此后再也没有人敢向宋度宗谈到边情危急的情况。宋度宗也一心一意依靠贾似道掌管军政大事,自己醉生梦死,肆意淫乐。
南宋因蒙古军队长年连续入侵,版图日益缩小,财政早已日益空竭。在贾似道专权时期,统治集团的纵情声色和侈靡挥霍,更使得南宋的财政面临崩溃的局面。当时刘克庄曾说,
“财用不足”,是“今日不可药之病”。
人民已经被繁苛的赋敛搜括得穷水尽。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贾似道就采用“买公田”和无限制地印发楮币两种办法,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民脂民膏。
买公田是从宋理宗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开始实行的。
最初规定两淅路乡村中凡占田二百亩以上者,政府各派买三分之一,以后连百亩之家都不能免。政府对所征购的土地,用纸币及“官诰”、“度牒”等折价支付,以作报酬,因当时纸币严重贬值,贱如粪土,“官诰”在南宋灭亡前夕也已不值一文,这种派买实际上是无偿强行征收。官府在这些派买来的土地上建置官庄,每乡一所,委派富饶的地主担任“庄官”,每年直接向佃客征收官租,输纳官仓,以充军饷。这就是所谓“景定行公田”之法。
“公田”法实行的实质,是政府在财政崩溃、军饷无所从出的情况下,不满足于收取田赋,而直接把佃农交纳地主的地租夺到官府手中,扩大官府的田赋收入。所以,“公田”法的推行遭到江浙豪强地主的强烈抵制和反对,江浙大小地主无不对此怨入骨髓。
宋度宗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南宋政府废掉庄官,改为召人承佃让佃户自耕自种,自运纳,依然不能平息江浙地主的怨愦。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因实行买公田而从根本上动摇了。
滥发纸币的问题,从南宋中期就开始出现了。
宋孝宗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只发行二千四百万缗。宋宁宗开禧年间(公元1205—1207年)增加到一亿四千万缗。到宋理宗绍定年间(公元1228—1233年),纸币发行额已激增至三亿缗左右。宋蒙战争爆发后,因南宋用滥发纸币的办法应付日益庞大的军事开支,在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已把绍定年间的发行额翻了一番,激增至六亿五千万缗。
贾似道专权后,南宋更是依靠滥发纸币度日。最初是每天增印十五万缗发行,后来又继续扩大发行量,纸币大量发行而又没有现钱作储备,就使得纸币迅速贬值。在宋理宗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刘克庄就说纸币已“贱如粪土”。到贾似道专政时期,随着纸币的无限量滥发,纸币贬值更加厉害,物价的飞涨也更加严重,这就使得井市萧条,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状态。当时太学生上书说贾似道
“踏青泛绿,不思闾巷之萧条;醉酿饱群,遑恤物价之腾踊”,
这席话就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萧条、物价飞涨的情景。
纸币贬值和物价飞涨,不仅使人民生活陷入困境,也使靠政府军饷生活的军士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军队士兵不得不饿着肚皮去同元兵打仗。这对南宋士气的影响之坏也是可以想见的。
除了买公田和滥发纸币外,贾似道还在景定年间(公元1260—1264年)推行“景定推排之法”。
贾似道下令各路重新清丈田亩,办法是以县统都,以都统保,选任“才富公平者”,重新确定田亩的赋税,载入图册,名义上是要“使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实际上是为了增加田赋的收入,结果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税,对人民的田赋榨取更加苛刻,无论地主还是农民都受到极大的骚扰。当时有人写诗讽刺道:
“三分天下二分亡,犹把江山寸寸量。纵使一丘添一亩,也应不似旧封疆。”
贾似道在专权期间的种种倒行逆施,使得南宋王朝的朝政“万事不理”,政权机构近于瘫痪,社会经济崩溃,政府财政空竭,人民怨声载道,地主阶级对南宋王朝也离心离德,抗击元兵的军事力量也更加削弱,边情更加危急。南宋王朝虽然因四川钓鱼城之捷获得一次苟延残喘的机会,却不仅未能利用这个机会稍微改善一下危亡的形势,反而陷入了面临灭亡的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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