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写急事常用简笔。因为多用笔墨,如处理不当,容易造成行文的拖沓,反把“急”事写“缓”了,达不到“急”人的效果。但《梁山泊好汉劫法场》越是急着杀人事,偏偏故意细细写。
世间之急,莫过于杀人、救人之事也。“劫法场”写的便是此等急煞人的事:为搭救被捕的宋江,戴宗依吴用计谋,把伪造的蔡太师回书交给蔡九知府。不料事情败露,宋江救不得,连戴宗本人也被抓了起来。一怒之下,蔡九知府当即吩咐道:
“快教迭了文案,把这末江、戴宗的供状招款粘连了。一面写下犯由牌,教来日押赴市曹,斩首施行”、“决不待时”。
这“来日斩首”和“决不待时”,使读者一下子陷入喘不过气来的紧张气氛中。后来虽然得到黄孔目的帮助,使刑期拖延了五日,但转眼即到了“第六日早晨”。从清晨至杀人的惯例时间“午时三刻”,只有几个时辰了,那宋江、戴宗即刻就要死于屠刀之下。然而,对此等特急之事,作者偏偏以缓笔出之,细细铺写行刑之前的众多琐事:
其一,以“直待第六日早晨”作为起笔,点出时间的刻不容缓。接着则写派人打扫法场,点起士兵、刽子手到“大牢门前间候”。
其二,以“已牌时候,狱官禀了知府,亲自来做监斩官”,进一步紧缩读者的心弦。但笔墨则用来细写如何给犯人判斩字;众多节级牢子的思想滔动,又是如何给宋江、戴宗
“匾扎起,又将胶水刷头发,绾个鹅梨角儿,各插上一朵红绫子纸花。”又“各与了一碗长休饭、永别酒。”
还有描述那压肩迭背的看客等等。
其三,写宋、戴押到了法场的情景。以“刽子叫起恶杀”为起笔,使读者产生即将开斩的紧迫感。却又细叙宋、戴二人的不同坐向,犯由牌上的字等等。
其四,以从容舒展的笔触去细叙法场东南西北四处的一伙伙人群,争相拥向法场的情景。此时此刻,读者所关注的当然是那即将开斩的江、戴宗,对这争相拥挤的一伙伙人群的叙述,似乎又把读者的注意中心,撇到一边去了。
其一:这主要是为了造成巨大的戏剧性效果。
越是急着杀人事,偏偏故意细细写,这就是作者的意图。
“使读者乃自陡然见有第六日三字,便吃惊起,此后读一何吓一句,读一字吓一字”。
如此急事“慢”解即可达到这样效果:
“多挨一刻,即多吓一刻”,“盖读者惊吓,斯作者快活也”,“不惊吓处,亦便不快活也。”
读者的“快活”,即是历经心灵的跌宕曲折,充满悬想又能得到“补赏”而获得的一种艺术快感。设想一下,如果宋江、戴宗在刚押到刑场的当儿,突然梁山好汉四处围拥过来,把宋、戴抢走了事。这样处理,读者自然没有“挨一刻、吓一刻”的体验了,那么文章的情致逸趣还有多少呢?读者又能够获得什么艺术的感受呢?
其二,“急事缓写”的处理手法,也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梁山英雄的塑造。
毫无疑问,“劫法场”是梁山军师吴用的一个“杰出创造”。吴用虽然隐在暗处,但事件一切进程,却是按照他那“这般这般,如此如此”的预谋发展的。可以说,吴用智慧的光芒照亮了“劫法场”的道路。他虽然有造假信的差错,但又有“将计就计”的神机妙算,演出了这个壮举,乃不失为“智多星”。“劫法场”是梁山事业光的一页。这种带有机密性的集体军事行动,要求人人遵守纪律,严格按照统一部署行事。
梁山英雄的表现是出色的,他们无一不按照统一部署,无一打乱整体计划,他们同心协力,配合默契,终于取得了劫法场的全胜。这便有力地塑造了梁山英雄这一高大的群体形象。
“劫法场”故事,从对宋江、戴宗行刑监斩的当天写起,直至众好汉劫了法场撤到“白龙神庙”,约二千字。在这样短小的篇幅里,作者写了纷繁交错的矛盾冲突,写了扣人心弦的斗争场面,写了个性各异的众多形象,并把这一切都有条不紊、具体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确是言简意赅,异常精炼。在这精炼的文字里,作者又能做到详略相间,繁简得宜。
例如对紧迫情态,大都只是片语只字的点染;对行刑过程中的种种事态,则细细写出。而对缓笔细写的一切,又能采取变化有致的笔触,决无呆板罗列事端的弊病。例如,对化装混入法场的四股梁山人员,写法就有诸多异处。
一是化装身份不同:有丐者、使棒卖药的、挑担的脚夫、容商等。
二是混入法场的做法不同:东边一伙是采用“强要挨入”的姿态;西边一伙是又吵又闹挤进去的;南边一伙是冒充知府相公的人“立在人丛里”看;北边一伙是以说理斗争方式,“齐齐地挨定了不动”。
三是详略不一,如对西边一伙详写,东边一伙略写。
四是劫法场时的动作描写不同:东边的悬掣出尖刀,“看着士便杀”,西边的是使枪棒,“一派杀倒士兵狱卒”,可见,这东西两伙,主要任务是对谁军士的。南边的是抡起匾担,打翻士兵和看客,意在“开路”;北边的任务则主要是劫走宋江、戴宗。
在一般的语言叙述中,也能做到错落有致。如,当叙到宋、戴二人押到法场“只等午时三刻,监斩官到来开刀”,后来则写到“那知府勒住马,只等报来”,这样变幻的叙述,便使文情“愈迫愈急”。
在款款娓娓的叙述中,穿插惊险场面的描绘,使平中出奇,高峰兀起,令读者“不觉毛骨都抖”,这也是此段故事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原因。在监斩官高叫“斩讫报来”,众好汉一发作之际,作者描绘了如此惊心动魄的一幕:
又见十字路口茶坊楼上一个彪形黑大汉,脱得赤条条的,两只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却似半天起个霹雳,从半空中跳将下来。手起斧落,早砍翻了两个行刑的刽子手,便望监斩官马前砍将来。众士兵急待把枪去搠时,那里拦当得住,众人且簇拥蔡九知府逃命去了。
这壮烈的一幕所产生的艺术感染力是巨大的。我们知道,不少水浒英雄都有一个成为人物主要标志的典型化塑像。如说起武松,人们眼前立即会浮现出一尊打虎勇士的塑像。李逵脱得赤条条的手握双斧,从茶楼上跳下的这一“动态造型”,也是李逵形象的典型化标志,许多画像、雕塑同样也采取这一造型。可以说,李逵这“从天而降”的非凡举动和神威勇力,给“劫法场”的壮举,增添了奇光异彩,洋溢出传奇性的浪漫主义精神。同时,李逵的突然出现,还有使读者产生“先忧后喜”的戏剧性情趣。在此之前,作品不仅未曾提到李逵,而且两次描写黄孔目和众多节级牢子,因为无力搭救宋江、戴宗,而“只替他两个叫苦”。这既反衬了梁山泊众好汉,也是为李逵的突然出场“蓄势”。
不论是“急事缓写”,或是“急事急写”,作者都不能随心所欲,而要切合人物在“此时此景”中的特殊心理活动。比如同是劫法场,“劫法场石秀跳楼”这一篇则是另一种写法。
当石秀来到北京城里,听到了卢俊义将在当天午时三刻于市曹上被斩首的消息。作品只是简单地叙述石秀来到酒楼上吃了一回酒,骂了一通酒保,又是如何很快地看到
“数对刀棒刽子手,前排后拥,把卢俊义绑押到楼前跪下”,
紧接着又简要叙述当案孔目读犯由牌,于是石秀便大喝一声“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从楼上跳下来,拖住卢俊义便走。全段不过几百字,叙述简略,节奏也显得明快。为什么这件“急事”便如此少用笔墨呢?
这是因为,对石秀来说,卢俊义判斩一事,完全是突然发生的,事先不得而知,更无人去预谋劫法场,他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对策,一切都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果敢措施。在石秀看来,那时间是飞速即过的,他的心情是异常紧张的。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急事急写”办法,以加快速度去叙述事件进程,便同石秀的紧迫心情相吻合,同时,也可以造成一种愈写得紧凑,愈能强化事变突然性的艺术效果。读者也急于看看石秀在监斩卢俊义的千钧一发之际是何种表现的。
而《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的具体情景就不尽相同了。杀宋江不像杀卢俊义只有“一日之限”,而是有“六日之期”,况且又有“吴用之见之早”,事先布下劫法场计谋。担负劫法场任务的众好汉,虽有了救人的严密计划,但终究这是一场生死大搏斗,难免觉得时间过得慢。至于那些围观的老百姓,此掌同他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或是虽予以同情又无能为力,他们同样也会觉得时间过得慢。因此,此急事“细细写出”,便符合了梁山好汉和围观者的心理情绪。
对读者来说,虽然知道宋江不会被斩,会有人去救的,但他们不满足于知道这个结局,而要“细细”了解梁山好汉是采取何等妙计去搭救未江的。因此,这种“细写”的办法,也符合读者的心理状态,有着使读者欲罢不能的吸引力。可见,对“急事”的“缓写”或“急写”,都要根据各种具体情境而定,才可能产生预期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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