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初年的中国，地广人稀。后来举足轻重的齐、晋、楚、秦四强，当初还是边远穷国，十分荒凉：东方齐国靠海，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地，地上面点缀着的几簇瘦草，在阵阵海风中哆嗦着；西方秦国虽居原西周腹地，因受战乱之害，昔日的王畿已成一片废墟，残墙连着断垣，散发着臭气的破井，常常数十里不见人烟不见觅食的鸟鸦；北方晋国的南鄙之田，更是狐狸豺狼的天下，入夜，“嗥嗥”的狼嚎在原野上此起彼伏。时时闪烁的暗绿“鬼火”在离地不高处浮游，令人毛骨悚然；南方的楚国更甭提了，一群刚移居荆山的“蛮人”穿着不能蔽体的兽皮，手持木棒石器，在茫茫的山林里拓荒，大树是他们的屋顶，草丛是他们的暖床。
不但边远穷困如此，即使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中原地区，也有大片“隙地”没开垦。周平王东迁后分封的郑国，虽紧挨王畿，却是在荒草荆棘中建立起来的。稍后，郑宋之间还有大片“隙地”作为缓冲地带。一度为狄人所灭的卫国，竟以五千人在中原腹地得到大片“隙地”，重新建国。
无怪乎当时人们都说：有人民就有国土。
然而历史进入春秋后一、二百年，各国的经济面貌都有了极大的变化。
郑国已成为一个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的国家；郑、宋间的隙地也被郑国开垦，成为郑、宋两国争夺的对象；当初以五千人复国的卫国，现已人烟稠密，卫国的陶邑(今山东定陶)被称为“天下之中”，成为各国经济交往的枢纽，后来越国的范蠡因常到此经商而被称为“陶朱公”。
边远各国变化更大，东方齐国五谷丰登，桑麻遍野，齐国国都临淄城遗址面积达60多平方里有十几座城门，有齐崭崭的交通干线和排水系统。甚至原来很落后的吴国，到春秋后期也开挖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运河——邗沟，沟通了江淮水系。
主要由于人们普遍使用铁器与牛耕了。
铁的发现大约是在商代，到西周已为习见，但只是锻铁，春秋时代才有了坚硬的铸铁，从此铁器才还步推广到农业生产领域，以齐国为例简略介绍如下：
春秋前期，齐桓公想称霸中原，但却为齐国兵器太少而犯愁，管仲建议让犯人用兵器赎罪，如此集得美金(铜)，用来铸造剑戟，铁用来铸造衣具。春秋中叶，齐灵公时的叔夷钟铭文有“造铁徒四千”一句，可见冶铁业已大有发展。
到春秋末，“一耒一耜一铫”和“一斧一锯一锥一凿”分别是农夫与手工工匠谋生的起码手段，可见铁器使用之广。
其他各国也跟齐国相仿，晋国以军赋为名在民间征收大量铁器以铸刑鼎；吴、楚等国的古墓里现在还有铁器出现。
与此同时，牛耕也普遍推广了。
关于牛耕，古文献中有这样有趣的记载：孔子的弟子冉伯牛名耕，司马耕字子牛；晋国的力士名牛子耕，牛与耕相连用作人名，可见牛耕是常见的和被人们重视的。此外放牛踩了人的田要赔偿，晋国范氏、中行氏的子孙在齐国用牛耕田的记载，更直接反映出牛耕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
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出现真可谓一场“农业革命”，一大批荒地被开垦出来。新开垦的田地都是在井田(公田)之外的私田，人们在私田上生产，但名义上私田都不合法。
由于人们爱私田胜于井田，而天子、诸侯的权威又日益下降，因此出现私田庄稼丰茂，公田杂草丛生的景象，公室收入大减；又由于春秋时代战争频繁，因此各国政府为满足日益增长的财政需求，都自上而下地进行了赋税制度的改革，以晋国为例：
公元前645年，晋惠公被秦国俘虏，晋国大臣假称君命，召集国人到公庭，大臣吕甥目光迟滞，声泪俱下地颤声说道：君王传来话说，他对不起大家，沾污了社稷，没有面目再回来见大家了，”吕甥哽咽了一下，继续说：“为报答大家往日的拥戴，他让我把公室的好田分给大家。”
大厅的空气凝聚着，偶尔被几声低低的抽泣打破。
“君王被俘，是我国的奇耻大辱啊！”吕甥仰脸捶胸，嘶哑地叫道：“大家的悲哀，正是我们国家的希望！”
“报仇！我们要报仇！”众人吼道。
吕甥用衣袖一抹眼泪，趁势说道：“只要大家齐心协力，辅助新君；整治甲兵，我们的敌人一定会被压倒！”就这样晋国以“作爱田”、“作州兵”而日益强大。
在此前后，齐国实行“相地而衰征”；鲁国实行“初税亩”、“作甲兵”；楚国实行“量入修赋”，郑国实行“作封洫”、“作丘赋”，都不同程度地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
公元前539年，秦孝公用商鞅之谋“开阡陌封疆”，即明确下令废除井田制，随着秦国在群雄角逐中的胜利，井田与井田制终于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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