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曹操以弱胜强，打败了兵多粮足的袁绍。在打扫战场的时候，从袁绍的图书中检出一束书信，是曹营里的人暗中写给袁绍的投降书。当时有人向曹操建议，把这些写信的人逐个抓起来杀掉。曹操说：“当袁绍强大时，我都不能自保，况且是别人？”于是他下令把这些密信统统烧掉，不要去追查那些写过信的人。这些信件一烧，自然有许多人幸免于罪，这对于大战刚过，安定人心是大有好处的。这种做法，不是曹操的发明，而是从汉光武那里学来的。
这件事情，曹操是做得对的。
一、他考虑到事情发生的历史背景。当时，袁绍以重兵占领冀州、青州、幽州和并州，威慑着北方。曹操自己力量单薄，自身难保，有人写信表示要投靠袁绍，这不奇怪。袁绍垮台后，这些写信的人，不少是会改悔的，因为力量发生了对比。曹操总悬厚待投降他的人，哪怕他们不是诚心相投。他说：“吾恩遇之，虽有异心，亦可变矣。”宽大为怀，促使转化。
二、这些写信的人，与投敌叛乱是有所区别的，他们多数属于思想动摇的性质。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有这种思想的人恐怕不在少数。如果严加追究，势必造成人心浮动，扰乱了自己。
三、更主要的一点，曹操要集结更大的力量，乘胜前进，消灭徐州的刘备和荆州的刘表等割据力量，扩大地盘。因此，要尽量收拢更大的力量。
烧密信这件事，可以看到曹操是站在全局的角度处理问题，也不能不说他有一定的度量。可是，对于这件事情，历来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那些“拥刘”派，咬定这是曹操“奸诈”的表现，与汉光武有着根本的区别。有人他在《三国演义》第三十回书的总批里说：
“光武焚书以安反侧，是恕之于人心既定之后；曹操焚书以靖众疑，是忍之于人心未定之时。一则有度量，一则有权谋。其事同，而其所以用心不同也。帝王有帝王气象，奸雄有奸雄心事”。
在说这话人的心目中，只要是帝王，就一切都是对的。曹操所以不值肯定，因为曹操不是帝王，而是一个“奸雄”。这是封建正统观念所造成的偏见。
其实，曹操在处理不少的问题时，倒是有着“帝王样”，有着政治家的眼光。就拿维护内部的团结来说，他是极其注意的。比如，在建安初年，曹操手下的高级官吏徐宣和陈矫不和。原因是徐宣抓住陈矫娶同姓姑娘为妻这一点，经常在大庭广众中非议他，还企图借这件事把他搞下台去。陈矫本姓陈，后过继给他的舅舅为子，改姓刘，娶了刘姓的女子为妻。这在当时的社会是被认作有伤“风教”的行为。曹操很赏识徐宣和陈矫两人的才能，希望他们不要闹下去，携起手来，加强合作。为此，他特别发布了一个命令，说：
“丧乱已来，风教凋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自建安五年以前，一切勿论，其以断前诽议者，以其罪罪之。”
后来编《曹操集》的人管这个文件叫《为徐宣议陈矫令》。
这个命令体现了曹操要维护团结的积极精神。它既指出了陈矫的错误，但又指出他这个错误是由于社会动乱，“风教凋薄”所造成的，不要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如果抓住不放，用夸大的“谤议之言”，去定人好坏，是不合适的。这里也暗示徐宣，要他注意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去看陈矫的错误，不要抓住人家某些过去的错误不放，不利于合作共事。为了防止有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命令定出以“建安五年”为界线。在这以前的，“一切勿论”，凡是纠缠历史老帐的，“以其罪罪之”，给予应有的论处。
这与烧密信，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当然，曹操的根本目的，在于争取人心，扩大势力，实现自己称霸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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