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古今传颂的英明君主，人们通常知道的是“贞观之治”的社会繁荣，政通刑宽，李世民的虚心纳谏，宽宏大量。但是，领悟历史的启示，须知辨证施治的道理，否则，片面地仿效其宽厚的一面或严竣的一面，都可能造成“宽严皆误”的结果。
李世民也有其严峻的一面。贞观初年，李世民要挑选交州都督。交州，就是当今越南河内一带，地方很大。李世民多方征集意见，大臣们都说现任瀛州刺史卢祖尚文武全才，能堪大用。瀛州，就是如今河北河间一带。为了慎重征求意见，李世民特地召见了卢祖尚，说：“交州是个远离京城的大地方，十分需要贤德之人去治理，以往几任都督都不称职，而你很有经验，希望不要因路远而推辞，为我镇守交州！”
君臣之间交换了意见，卢祖尚同意承担这一重任。不过，他很快就反悔了，离开长安之后，就托病不去交州。
李世民特派亲信大臣去劝说他，但他还是推辞。
于是李世民又派了自己的妻兄周范作另一种形式的传话，告诉卢祖尚：“平民百姓交往，还要讲信用，你我君臣之间，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呢？还是早点动身吧，我答应你，只须在交州于三年就回来，决不食言。”
话说到这地步，皇帝已作出私下承诺，已是十分谅解的了，但卢祖尚仍然不肯听，他说：“那地方是瘴厉之地，要天天喝酒才顶得住，我又不会喝酒，去了就回不来了！”
周范无奈，只得回去据实禀报。这回，李世民火了，他说：“我这个皇帝如果连一个刺史都调不动,，派谁谁都可以不服从的话，还怎样治理天下呢？”
他下令，把不服调动的卢祖尚处死。
是否该处死是一回事，但卢祖尚必须处分又是一回事，对李世民来说，如果一味宽厚忍让，整个制度就无法执行。
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又出了问题。他不听上级李靖的调遣，又诬告李靖谋反，事情败露后，当判死罪，因以前的功劳酌情减免，定为充军流放到边疆。当时，有人向李世民进言：“高甑生是你当秦王时的府中功臣，请您出面赦免他吧！”
李世民回答：“他是我的旧臣子，功劳不可忘记。但是理国守法，必须一视同仁，如果我今天赦免了他，就是给人开了侥幸之路。而国家从太原起义至今，创业旧臣和征战有功的人不知有多少，如果今日赦免甑生，大家都会看在眼里，是不是凡有功之人都可犯法？我不赦免他，正是为此啊！”
不开侥幸之路，执法必严是李世民治理国家的重要一面。如果人们把“贞观之治”仅仅归结为宽厚、纳谏、从善如流的结果，忽视了他坚持原则依法办事的一面，就很难理解全盛的大唐帝国是如何有条不紊地循环，是怎样协调一致发展的。
正如清代学者顾炎武所指出的：
“自古国家，承平日久，法制废弛，而上之令不能行于下，未有不亡者也。”
李世民不惜以死刑维护自己对臣下的调度权，不惜以徙刑维护李靖指挥部下的调度权，正是因为有亡国的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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