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在中国采取了十分野蛮的政策。它不仅在占领南京后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在其他沦陷区也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
1938年5月日军侵占徐州后，闯入一所小学，用机枪射杀数百名小学生和他们的教师。1939年2月，日本侵略军在湖南岳州一带杀害群众3000多人。同年十月，在湖南平江等地杀害群众5000多人。1942年七月下旬和八月初，山西日军在太原市小东门外赛马场，将三百四十多名中国学生剥去衣服反捆起来，作为日军新兵试胆的活靶。1943年5月日军侵占鄂西各县后，在汉寿县厂喾镇附近集体杀害中国难民20000人。在山东，济南琵琶山下的新华院就是杀人场之一，仅1941、1942两年，日寇在那里就杀害中国人民57000人。在东北、华北、华中以及华南，几乎到处都有“千人坟”、“万人坑”和“无人区”。
日本侵略者还在中国许多地区使用细菌武器。如1940年夏天在浙江宁波地区散布鼠疫菌，同年十月四日在衢州，十月二十八日在宁波，十一月在金华，连续用飞机撤下大批鼠疫杆菌。浙江广大地区因遭受细菌感染而死亡的人数达千名以上。1941年春天，鼠疫在浙南流行，温州西门一带流行最厉害的地方，几乎每时都有人死亡。1941年10月4日，日机在湖南常德上空撒下大批附有鼠疫菌的谷物和棉花。这一年，该市死于鼠疫的人在四百名以上，鼠疫还蔓延到桃源等县。·
日本侵略者在对敌后解放区进行扫荡时，更疯狂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据一个被俘的日本土兵诉说，1940年冬，日本华北派遣军指挥机关向在山西中部扫荡的日军下达过这样的命令：“这次作战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内的人民，因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投下毒药。”
日本强盗妄想通过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达到消灭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罪恶目的。
从1940年7月到1942年7月的两年中，敌人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出动千人以上兵力的有一百七十四次，较前两年增加了三分之二，使用兵力八十三万多人，比前两年增加了一倍；一次扫荡时间有延长到三个月的。在华中，敌人经常使用十多个师团的兵力，配合南京汪伪政权和各地方的伪军二十三万人，对付新四军，平均每半个月或一星期就进行一次扫荡。1941年，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烟俊六在南京还设立了“五次围剿战术研究会”，加紧向解放区进攻。在华南，敌人也经常出动数千日军和伪军，轮番地进攻东江根据地和琼崖根据地。1941年和1942年是日本侵略者扫荡最频繁最残酷的时期。
在1941年内，日本侵略者对敌后解放区的大规模扫荡，如二月对晋西北的十三路围攻，六月对冀东的围攻，六月至八月对冀鲁豫泰西地区的大扫荡，七、八月间对苏北盐城阜宁地区的大扫荡，八、九月间对晋察冀北岳区和对晋东南的大扫荡，十一月对鲁西、冀南和对山东沂蒙山区的大扫荡等等。敌人在扫荡中暴行累累，其中冀东潘家峪惨案尤为令人发指。
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是冀东解放区的一个村庄。从1938年春天起，潘家峪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反统治、反扫荡、反清乡的斗争，光村头接触仗就打了五十多次。敌人多次围攻失败后，便制造了血洗潘家峪的暴行。
1941年1月25日，敌人集中了大量日军和伪军，趁黎明前把潘家峪团团围住，天刚亮，敌兵闯进家家户户，把男女老少赶到村西大坑里，要群众讲出八路军的去向。当敌人在宁死不屈的潘家峪人民面前什么也没有得到后，又把群众逼进地主潘家大院。敌人在院子门口和四周院墙、房顶上架设机枪，院子内铺上两、三尺厚的柴草，浇上煤油，进行一场残酷的大屠杀。机关枪，步枪的子弹，从房顶上和院墙四周一齐射进院子；手榴弹、硫磺弹，接连地落进人群。院子里顿时火光冲天，尸首满地。
但是，英雄的潘家峪人民临危不惧，他们赤手空拳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农冒着枪弹烟火，冲到一个日军跟前猛踢一脚，把他手中的机枪夺了过来，十几个青年乘势冲出门外。院子另一角，妇女们用砖头、瓦片还击敌兵，有一位大妈还机智地把敌兵扔过来的嘶嘶冒烟的手榴弹回掷过去，使许多日伪军应声倒下。在这次惨案中，全村1537人中有1230人被杀害，有三十三户被杀绝。除起早出村赶集的人外，冲出敌人魔掌的只有一百多人。此外，全村的财物被抢劫一空，山林和一千一百多间房屋化为灰烬。
1941年7月，华北日军司令官多田骏因“囚笼政策”破产被免职，冈村宁次继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上台后，在华北进一步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根据所谓“治安强化”的反动方针，日本侵略者把华北划分为三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和非治安区（即解放区），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努力强化其殖民统治，巩固其军事占领。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竭力扩大其占领区，缩小我解放区。对非治安区，则以扫荡为主，实行极端野蛮残暴的“三光”政策，在战术上，除了以往扫荡中采用的所谓“牛刀子战术”、“单刀直入战术”！等以外，又有所谓“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等等。
1941年8月，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十万以上兵力，分十三路出动，对晋察冀北岳区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采用所谓“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和“马蹄形堡垒线”等战术，并使用伞兵和毒气。在这次大扫荡中，敌人烧毁房屋十五万多间、粮食五千八百万斤，摧残牲畜一万多头，杀害群众4500多人，抓走17000多人，逮捕与杀害抗日干部600多人。
1942年，敌后的斗争形势更加严重。自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为了实现“以战养战”，把华北变成所谓“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罪恶企图，在华北进一步强化所谓“囚笼政策”，大肆构筑纵横交织的公路网和星罗棋布的堡垒群，还沿着点线修筑封锁墙和封锁沟，用来分割和包围解放区。敌华北侵略军参谋长安达十三在1942年10月间宣称：
“华北碉堡已新筑成七千七百余个，遮断壕也修成一万一千八百六十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六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
敌人还采用集家并村的办法，残酷地制造无人区。
1942年春，仅冀热辽区的长城两侧，就制造了一个七百里长，六十里宽的无人区。敌人强迫世代劳动在这里的人民搬到指定的山沟里集中居住，周围筑起一丈多高的围墙，不准种十里以外的田地。人们愤怒地把这块地方叫做“人圈”。在“人圈”内，敌人经常进行大检举，滥肆捕人，严刑逼供，任意杀害。在“人圈”四周的无人区内，敌人经常派出快速部队，反复搜索，逢人就杀，见屋就烧，见牲口、财物就抢。冀东马尾沟只有四个小村落，被反复烧杀十四次，七十户人家被残杀了大半。
在华中地区，敌人的清乡、蚕食由苏南扩展到苏中、皖中和武汉近郊。敌人在根据地周围的据点增至二千五百多处，还用纵横交错的公路和穿梭于水网地带的汽艇分割各解放区，阻挠新四军的活动。同时，还经常出动大量兵力，占领根据地或周围游击区的一个地区，编筑几百里长的竹篱木栅加以封锁，然后挨家挨户搜查、登记、发良民证，稍有反抗，往往全村被屠杀。
1942年，日本侵略军对解放区的扫荡较1941年更为残酷，除疯狂烧杀外，还多次散布细菌和施放毒气。二月间敌人在晋绥的河曲和临河等地区，三月在冀中无极、深泽等地区，都散布了鼠疫菌。四月间，敌人在太行区的清漳河下游、武乡以东地区以及涉县一带投放大批糜烂性毒气。七月间，日军在冀中等地开堤决口，用黄河大水淹我解放区军民。敌人为了垂死挣扎，挽救败局，千方百计摧毁、破坏、缩小解放区和毁灭抗日军民。这一年日本侵略军对解放区的大规模扫荡，有二月对晋西北、晋东南和冀东等解放区的春季全面大扫荡，四月对冀南的大扫荡，五月对冀中和太行区的大扫荡，秋季对晋绥大青山区的大扫荡，十一月对山东泰山区和苏北解放区的大扫荡等等。其中，最疯狂的是对冀中区的五一大扫荡。
从五月一日起，日军使用三个师团和两个旅团共约五万多人的兵力，配备各种现代化武器和兵种，对冀中平原发动了大规模扫荡。在这以前，敌人在冀中这块有八千个村庄、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经建立了一千七百多个碉堡和据点，修筑了七千六百多公里公路，挖了四千多公里封锁沟，把冀中解放区分割成为二千六百七十个小块，每一块都置于严密的火网封锁之下。
五一扫荡开始后，敌人用七百辆汽车在公路上来往巡逻，冈村宁次乘飞机往返指挥，妄图用所谓“纵横合击”、“张网捕鱼”等战术，一举消灭冀中八路军主力。敌人每到一个村庄，强迫群众集合，要他们说出八路军和抗日干部。群众不说，就用灌凉水、压杠子，刺刀挑，火烧等惨无人道的办法逼供，制造了不少惨案。
如在河北定县北坦村，日军一次用毒瓦斯把躲避在地道里的八百多老弱妇孺全部毒死。在安平县羽林村，敌人毒打被围群众，没有一个人供认抗日干部。他们恼羞成怒，拉出一个十二岁的小孩非刑拷打。小孩的母亲大声嘱咐道：“孩子别说！咱娘俩要死死在一起，坚决不说！”勇敢的孩子昏死过去五次，未吐露一字。敌人像泄了气的皮球，哀叹地说：“没有办法，老百姓都是八路军的”。在坚贞不屈的革命人民面前，色厉内荏的侵略者暴露出纸老虎的本质。这次大扫荡，日寇共捕杀群众五万多人，造成冀中平原“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悲惨景状。
1943年以后，日本侵略军对解放区的扫荡仍不断进行。这年五月，日军在山西黎城疯狂抓人，日军后退时，这些被抓的农民全部被杀死，尸体被抛在井里，仅城隍庙一口井塘里就有一百三十多具尸体。同年春夏间，敌人对冀东发动大扫荡，仅在滦县西南潘代庄就杀害全村男女老少1200多人，连村中小学校一百多名小学生和三名教员也全遭惨杀，在路南张各庄、门各庄，敌人又活埋两村居民800多人。同年秋，日军又在河北阜平县制造了平阳村惨案。
据1946年1、2月延安《解放日报》揭露，八年抗战中，仅晋绥、晋察冀、冀鲁豫、冀热辽、太行，山东、淮海、苏皖等八个根据地的不完全统计，这些地区被日军屠杀的人民共达304万多人，被抢、被焚的粮食达六亿一千七百多万石，被烧毁的房屋共达1780多万间；单山东的鲁南区，就有三千二百四十二个村庄被烧毁。另外，仅晋冀鲁豫边区人民，因日军施放毒气和撒放细菌而患病的人数约达1200百万。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解放区进行野蛮的扫荡，充分暴露了它的侵略本性，同时也暴露了它的虚弱本质。这是它在侵华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的一种外强中干的表现；是它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沉重打击下日暮途穷，行将崩溃的垂死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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