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西方许多国家中都有华人聚居的唐人街，“唐人”作为中国人的称呼也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行。曾经的改革开放，中国一改几十年闭关锁国政策，开始把目光集中地投向我们辽远的边界线之外，强劲的西北风把中国刮向东南沿海，借助这股劲风，大批的中国人漂洋过海，向能够带来文明与富庶的地方奔去，而现在的中国逐渐有着世界中心的兴盛气象。
中国西北地区作为黄土文明的典型地区也曾经被一片落后封闭的阴影笼罩。但是，曾几何时，中国也有过世界中心的兴盛气象，长安古城，也曾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会。我们的祖先也曾把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唐太宗李世民便创造过这样辉煌灿烂的宏大国威。
唐太宗时代是中国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最为密切的时代之一。在与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不断发生冲突的同时，太宗采取恩威并重的政策，一方面通过武力征服四裔，另一方面利用汉民族先进的文化成果同化和收降各地少数民族。
著名的文成公主和亲，便是太宗怀柔政策的典型例证。文成公主进藏带去了大量的先进文明成果，象汉族的农耕、纺织、建筑、造纸、制墨、酿酒、冶金等技术随文成公主进藏，先后在藏族人民中传播开来，促进了西藏地区的发展。公主和亲，自汉代以来就频频出现，有时是由于国力衰落，不得不以此安抚边疆少数民族；另一方面，为了显示国家的强盛，稳定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公主和亲也带有开放的意义。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对外开放，从根本上说应当是指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外来文明固然是开放的重要含义，而传播自己的文明也正表现出一个民族具有开放的气魄。
除了加强与四周少数民族的关系，唐太宗还开展了与四周邻国的交往。在贞观时代，唐朝首都长安及洛阳、广州等大城市中，各种皮肤，各种口音的外国人屡见不鲜，许多外国人长期居住中国，有些人还与中国人结为夫妻。唐太宗设立了鸿胪寺，专门接待外国使者。许多远隔万里的国家，像今天的印尼、伊朗、阿拉伯，都曾与唐朝书信往还。在丝绸之路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驼铃声声，马蹄嗒嗒，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纸张被运往波斯等地，再由那里转运到西方。波斯等地的药材、香料、蔬菜也通过丝绸之路运到中国。唐朝的使臣、僧侣和商人，足迹遍及亚洲各国。我们人人皆知的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就是在太宗时代发生的。
唐朝的先进文明，对东亚各国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朝鲜在接收汉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太宗贞观五年。日本派遣第一批遣唐使者，从此，遣唐使和留学僧不断来到中国。贞观十九年，日本吸收了太宗实行的均田制、租庸调制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开始了日本历史上意义深远的“大化革新”，建立起完备的封建制度。直到今天，儒学传统的影响在东亚各国仍然十分深刻，以至曾经人们在寻找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原因时，还不得不从接受儒学影响上找寻根据。如果以历史的眼光看，唐朝的对外开放与传播汉文化，未尝不是今天东亚诸强的发达根源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一位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君王，而且也是一位具有世界意义的皇帝。
与其他世界史上著名的帝王相比，唐太宗更具有独特之处。无论是查理大帝还是亚历山大，他们的功业是建立在向外扩张，·以武力征服世界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建立的大帝国虽幅员广阔，横跨欧亚，但时间之短暂，统治之不稳，都无法与唐代相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欧亚大帝国的君主们的功业是建立一种武力强权的形象，以掠夺破坏为能事，而唐太宗是以远来近服，战胜于朝廷为自己统治的特色。人类文明的发展，固然有许多是以武力为媒介得以成熟的，但更为适于人类自身需要的却是通过和平的使者播种文明的种子。
我们固然可以把世界当作一个大家庭来看待，但在这个大家庭中，仍然有各式各样的小家庭，每个家庭由于个性的不同，都可以通过自己特殊的方式达到各自的繁荣。如果我们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具有个性，那么我们也应当允许每个民族都具有特点。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没有勇气与外界交流的民族，封建社会后期的闭关自守自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我们不能注意到封闭的时代面忘记我们曾有过走向世界的过去。开放意味着中国人走向世界，同时也意味着世界要走进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具有盛唐时那种自信心和气魄，能否使我们的国家尽快强大起来从而产生足以与外界交流的力量。
如果我们一味强调对外吸收和索要，而忽视我们自身的建设与民族个性的培养，那么我们很有可能既无法真正学到外来的先进东西，同时也不会肩负起中国对世界所应承担的责任。还是想一想唐太宗时代的大唐帝国吧，回顾历史固然有妄自尊大或是自我陶醉的危险，但数典忘祖，妄自菲薄，难道就没有丧失民族意识、自信心崩溃的危险吗!真正的忧患意识是建立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客观认识和清醒分析之上的，忧患与自信并不矛盾，没有充满自信与自豪感的民族，是无力担负建设未来重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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