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之后，残明遗老痛定思痛，总结明王朝灭亡的教训，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明代的学风。王船山想一口骂倒王学，说王学是“刑戮之民阉贼之党”的学说；信奉王学的黄宗羲则批评“伊洛门下”的理学家只知道吹牛皮、说大话，遇事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注重经史的顾炎武批评王学“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而信奉王学的朱舜水则将明亡含蓄地归结为“时文取士”、“讲道学者又迂腐不尽人情”，以及朱学王学的门户之争。以上四种说法，顾、黄、朱三人讲得都有道理，王船山则把事情弄颠倒了，依附阉党的文人恰恰都是不信王学、不讲良知的人。
上述诸家说法尽管不同，但都表明大家都厌倦了宋明以来“蹈虚空谈”的学风。于批评明代学风的同时，王船山“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反之实”；顾炎武“足迹半天下，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黄宗羲主张奖励研究“绝学”：“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他们共同开创了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
李光地总结了明朝灭亡的教训，除了谴责那派依附阉党的无耻的读书人外，也是着重从上流的读书人自身的不足处找原因。《榕村语录》记载他说：
“明代士大夫如黄石斋辈，炼出一股不怕死风气，名节果厉，第其批鳞、捋须、九死不回者，都不能将所争之事于君国果否有益盘算个明白，大概都是意见意气上相竟耳。行有余而知不足，其病却大。”
这段总结明王朝灭亡的教训的话，十分深刻。
明朝末年，东林党人砥砺气节，讲求品行，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其高风亮节如光月风霁，芳菲匝地，确实是可敬可佩。然而，要论治国经邦的真知识、真本领，却远不如他们的祖师爷、被李光地称为“一代贤豪”的王阳明。那帮只知巴结太监的无耻文人，固然是些无能之辈；而这些品格高尚的上流文人，说到底也是些“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主”的八股先生。这两派文人在朝廷中吵闹了二十多年，吵来吵去都只是纠缠于什么“议礼案”、“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这些事号称“明末四大案”，实际上都只是宫廷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却为此吵得不可开交，丝毫也没有想一想争这些小事于国家民族有没有什么益处。
黄道周与崇祯皇帝屡屡发生激烈的争论，用李光地的话来说，他确有“批逆麟”、“抒龙须”的一股不怕死的气概，但崇祯皇帝只觉得他迂腐可笑，想杀他又饶了他。而另一边，却是陕西饥荒，树皮草根吃光了就吃人肉，逼得李自成、张献忠起来造反；满洲的努尔哈赤也在厉兵秣马，随时准备乘火打劫抢天下。对这些大事，上流社会的八股先生们却很少过问，只知道打口舌笔墨官司。这些党派门户之争，直闹到崇祯皇帝在北京上吊还不罢休，清军即将渡江，南京弘光政府的八股先生们还在打所谓“南渡三疑案”（僧大悲冒充崇祯皇帝案、“童妃案”和“伪太子案”）的官司，直到南明王朝也随后覆亡才一起拉倒。
在李光地看来，明朝不讲实学虽以嘉万以后为甚，但实在说来又是由来已久的事了。由南明福王政权覆亡上溯243年，即明惠帝建文四年（1402年），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历史事变，即“靖难之变”。李光地认为，这次事变也是由于不讲实学造成的。当时，作为建文皇帝的老师和所信赖的心腹重臣的，是著名理学家方孝孺，此人也是只知空谈心性而无真本领。燕王朱棣从北京率军南下争夺皇位，方孝孺的对策处处失误，结果朱棣攻克南京，建文皇帝只好放一把火把自己烧死（或说逃亡后当和尚去了），方孝孺本人也被割舌头，凌迟处死，并且被灭十族。朱棣还要灭方孝孺“师族”，将他的老师和学生也一起杀光。
李光地总结这一惨痛的教训时，除了谴责明成祖“摧残太甚”之外，着重从作为辅佐大臣的方孝孺身上找原因，他说：
“方正学就所著文字便有许多糊涂处，当时皆以为旷世一见之人，国家留为伊周者，后用起来，当靖难时，著著都错， 这就是他学问有病，才高意广，好说大话，实用处便少。”
这段话实在是说得非常公平。明朝学风不正，由来已久，是不能完全归咎于阳明学派的。理学家方孝孺还讲气节，后来讲理学的人则大多是先依附阉党，后投降满清；倒是许多讲王学的人是不屈不挠的抗清义士。所以李光地不肯否定王阳明的良知说，强调做人不可不讲良心；只是在讲道德气节之外，还得有治国安邦的真本领。
即使是王阳明，李光地也推崇他有真本领，决不是迂腐无用之辈。他说：
正学迂腐无用，若以王姚江处其位，恐永乐未必成事。姚江满腹机权，故是英物，其平宁王，皆教官典史知县知府，驱市人而战，真是大才。
若姚江以为武穆，恐十二金牌召他不回。
在李光地看来，王阳明的本领岂但是方孝孺不能望其项背，即使是岳飞也不如他。如果是王阳明处在方孝孺的位置上，燕王朱棣就打不下南京，抢不走建文皇帝的皇位；如果是王阳明处在岳飞的位置上，就不会理睬宋高宗和秦桧之流的十二道金牌，而是直捣黄龙府，收复中原。
当然，在中国历代人物中，李光地最推崇的还是有真本领、堪称儒者风范的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为他定三分天下、联吴抗魏、进取巴蜀的决策；白帝城刘备托孤，诸葛亮受命于危难之际，却能北抗曹魏，南抚诸夷；街亭之战，虽然错用马谡，功亏一篑，但却能从容保护汉中人民三千户随军撤退，“能令司马懿老奸宿猾不敢动手，为儒者吐气！不然，那一辈盗贼以为儒者竟无用，但空言夸大耳。”
李光地还引用三国时诸葛亮和徐庶的话来斥责不知世务的俗儒：
徐元直说，俗儒不知世务。识时务者为俊杰。武侯云：刘繇、王良各据州郡，论安言议，动引圣人，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据江东。正所谓俗儒也。
在这段话中，李光地借诸葛亮之口说出了他对什么是“俗儒”的看法：俗儒是一些只知道引用圣人语录、不识世务、贻误国事的人。这种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是不能用来治理天下国家的。此外，李光地还表彰诸葛亮十分讲求实际，甚至能够亲自作出木牛流马那样的技术发明来，等等。
鉴于明王朝灭亡的教训，李光地极力主张学者要务实，要有真本领，要干实事，而不要说大话，说空话，讲虚文，更不能象明末的某些学者那样“端坐竟日，心了不动”，弄得“不佛不儒”。他强调：
虚文多一件，实事便少一件。吾学大纲有三：一日存实心；二日明实理；三日行实事。
李光地还借孔子的“六艺”来提倡实学。强调人的一生都不能不研究六艺，并且要将其付诸实践。李光地还十分提倡“专门之学”的研究。他说：
“今端（专）门之学甚少，古来官制、田赋、冠服、地理之类，皆无精详可据之处，此处必实实考究得源源本本，确有条贯方好。”
他所提倡的这一专门之学，亦是前辈学者顾炎武、王船山所十分注重的，是清初实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
李光地一生提倡实学，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地研究实学。他研究天文和历算，主张会通中西天文历算之学；他从圣人经典中发现了《考工记》，十分重视“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张引进西方技术发明；他研究水利，在指导治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研究军事，注释古代军事著作《阴符经》等，他研究政治，总结历代治国经验，以指导当代的政治实践；此外，他还研究声韵、乐律等等，真的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清代重实证、重实际、重实践的学术风气的开创，与李光地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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