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发展历史轨迹上一个个耀眼的星点，是国家的骄傲，民族引以为自豪的东西。
中外历史上，曾发生过多少次为捍卫本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而进行的战争。可以说，文物除了本身具有的巨大经济价值外，还具有巨大的精神价值。
对一个国家文物的掠夺，实际也是对这个国家文化的掠夺。
中国近代史上，记载了无数次遭受外敌无情掠夺、毁灭文物的事情。国弱文物流失，文物的流失又使国人在世界上蒙受耻辱。
今天，当我们要研究自己的历史时，有些珍贵的文献资料还要到外国去查。
今天，当我们要对历史上某一个时期的铸造工艺、纺织工艺进行考证时，我们必须事先求得某国的同意到他们的博物馆里去看实物。
今天，当我们从史书上获知中国历史上某位著名人物曾留下的具有巨大考证价值的实物时，外国某人扬言，“此物在我保险柜中，中国人休想见到！”
此时此刻，我们心中的感受又将是什么呢？
我们绝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
我们必须随时随地再次大声疾呼：“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不能从我们手中散失！必须警惕来自外国的各种各样的掠夺。”
文物，是历史的证明与延伸。很少有人意识到保护文物的价值——保持文物不致流失，就是保护历史，保护文明，保护人类最闪光的东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位官员说：“中国是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的国家，也是地下文物贮藏最为丰富的国家，中国完全是一个巨大的文物宝库。”
山东临淄，周王朝分封下的齐国都城，便是这个宝库的一部分。自公元前九世纪中叶姜氏第七代国君齐献公建都临淄，至公元前221年秦灭齐为止，长达630余年历史。齐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强国，曾是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
然而，后来这个国家却衰亡了，如今只留下了一座孤城的遗址，以及几十座王墓和其它埋葬在地下的文物，絮絮地诉说着它往昔的历史。
如果人们一直珍惜这存在，齐都今日便可观了。可是，上个世纪，人们不懂得那些断壁残垣的意义，不懂得那座废城破地的价值，不懂得那些文物上面包含的古代密码和历史信息以及超越了它们自身价值的意义。
又一座城门被拆毁了。理由很简单，它破败，狭窄，丑陋，还影响车辆往来。于是它被捣毁，马踏车运，那砖石瓦块运到了沟渠里；于是城门从人们记忆中消失了……
有个农民从地里刨出一块秦砖。他看了看那图腾般的花纹，然后带回去垫在猪圈里……
这是古墓吗？不，这是个小土丘，挖，挖，挖平它的土烧砖头。有更省事的，干脆把砖窑建在上面……
更有胆狂者，夜半盗墓入穴，从那阴森森的枯骨中寻找金银财宝，珠饰玉器……
民谣说：外地人下雨往屋里跑，临淄人下雨往外跑。
为什么？雨水冲刷出土中的宝贝。
可是，在那个年月，秦砖、汉瓦、玉佩、古币，都被一些人以几包香烟、几把菜刀，就换走了，哄走了……
齐都的后代啊，可悲啊！
如果说，这种可悲是自身素质不高所致，那么，下面这些事实的可悲又是谁一手造成的呢？
石窟佛教艺术，除宗教信仰外，涵括中华民族的美学、文化哲思，除非苦心研习，否则难以进入堂奥。
石雕体积庞大、沉重无比，搬运困难。早年流落海外的造像石碑，大都为博物馆永久收藏，不可能轻易转卖。上个世纪末期走私文物猖獗，小件镇墓石兽盗运出境时有所闻，但像上世纪初期，列强与古董商勾结，砍盗云冈、龙门石窟石佛，堂煌装船运出的历史，毕竟不可能重演。
种种原因使石雕拍卖一直成为冷门行列。
翻阅历年来纽约的古佛石雕拍卖目录，等于重现了悲怆的中国近代史，又一次昭示列强的野蛮行径。从云冈、龙门、无龙山等各种重要石窟盗窃而来的造像，列队等候待价而沽。除极少数完整的佛像、菩萨及造像碑之外，更多的是从头部被狠狠砍下来的头像。
仅剩头像的如来、观音仍然一本佛的慈悲、菩萨心肠，低眉垂目，宽恕使他们身首异处不该获宽恕的窃贼。
截至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中国重要古佛石雕拍卖，可能是1985年6月在纽约举行、由一位台湾人筹款的那次。34件雕刻，与佛教有关的占绝大多数，从东魏的砂石佛、菩萨造像碑、北魏龙门石灰岩坐佛像、唐代精绝罕见的砂石菩萨坐像，到北齐砂石菩萨大首像、第六世纪加彩石观音首像……每一件都是不应该外流的历史文物，每一件都有估价，等候买家。
十六号一尊界于东魏、北宋之间的雪花石菩萨坐像，头已被砍去，仅剩残躯。不知哪个富豪与古董商勾结，盗劫头像，犹不满足，连这身首异处的残躯也不肯放过，争它流落异乡，以6600美元的代价，又换了一个藏主。
第八号的唐代砂石坐佛像，高66厘米，脸相为盛唐典型，袒露有弹性柔软起伏的胸腹，薄薄衲衣左肩轻垂，衣纹如书法线条，富生命力。以22万美元卖出，为这次拍卖最高价。
二十一号隋朝天龙山的砂石大首像，40厘米，线条简单，浅刻两道双眉如书法，作沉思状；鼻下嘴小微咧，挤出两个小坑；佛陀面貌平和可亲，望之心静；两片大耳低垂，平衡了宽坦圆脸。砂石头像，仍刻出肌肤质感，颔下一道蚕纹，展现人间情怀，佛国世界并非高不可攀。
这件天龙山石雕精妙之作，估价10万至12 .5万美元。
1986年12月纽约拍卖的目录，封面也是一尊高37英寸的无头唐菩萨立像，臂仅剩双肩。这尊菩萨残像，臀部向右、左膝稍弓，朝左，立姿如印度神像的三道弓式。菩萨袒露上身，胸前佩饰璎珞，裸露的肚腹推挤于裙带之外，肌肤饱满柔软的实体质感，绝不逊色于以写实逼真为主的古希腊、罗马雕塑。由于头像已失，残肢失去神性，变成表现体态丰满性感的，背面腰间肌肤条纹，妖娆充满官能之美。
这尊受印度笈多王朝雕像风格影响、轻薄如纱的裙裾彩带下，浮现出丰腴饱满肉体美的唐朝菩萨，令人想到天龙仙石窟的雕刻。
1991年12月，苏富比在伦敦协助英国铁路局退休基金会的收藏拍卖，一件北齐矸石造像碑，高133厘米。估价28万至25万英镑，结果爆出冷门，以85万镑高价卖出，折合港币1千多万元，打破中国石雕佛像的拍卖纪录。
北齐君民信佛尤其虔诚，河北定县大型造像。短短二十多年，留下石佛、造像碑比唐代还多。北齐雕刻风格近似隋代，往往难以分辨。
这件大理石造像碑，阴阳两面，刻工精细繁复，极为罕见。碑阳主尊立佛，双目低垂，立于莲花座，脸露至乐微笑，僧衣线条流利，双手已失。佛像身后舟形背光，飞天环绕，圆形头光分内外二圈，雕饰莲花、忍冬图案，佛两旁有四尊协侍尊者。碑阴舟形浮刻35尊小坐佛龛，中央主尊坐佛，两旁菩萨分别侍立。碑阴、阳两面残存着金、红、绿、黑等颜色。
同次拍卖32号的武士首级，唐朝大理石刻的，高24厘米、武士圆脸饱满，突眼隆鼻，头戴盔帽，神情威武。这件唐代武士精品，原从陕西庙中一尊武士像砍割下来，流落海外。从1989年几度出现拍卖，估价3万至4万英镑，卖5万2千英镑。
这些石窟的命运是悲惨的，古人建造它们时绝不会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
然而，谁是他们的真正买主，谁把它们从中国弄出境的？如果这当中确有一些贪钱的民族败类的话，那么，别有用心的“洋人”才是他们的大老板。
北京。深夜，长安街上人稀车寥。
国务院办公厅。几位高级官员聚集在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待着大洋彼岸的消息。
1988年11月中旬，一位美藉华人文物专家向中国有关方面透露：纽约索斯比拍卖公司定于本月29日拍卖的文物里，有一件极像1983年中国湖北出土的战国古铜敦。
这一信息传递到中国湖北。据当时湖北省博物馆谭维四馆长所知，此类蟠龙纹嵌错古铜敦在中国只有两件，一件在湖北省随州市，一件在湖北省秭归县屈原纪念馆。半年前屈原纪念馆铜敦被盗。警方曾通电全国查截，至今没有着落。谁料到这件稀世珍宝已出境越洋，而且马上就要出现在纽约拍卖桌上！
一时间，纽约——北京成为一条国际热线。
11月23日，湖北省文化厅将铜敦资料送达北京，经专家和国家有关部门调获的索斯比拍卖目录鉴定，该拍卖目录第43号文物即为秭归被盗铜敦。
11月26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致电美国国家中心局，要求美方作出努力，协助中国警方追回战国铜敦。
坐在办公室正方的一位两鬓斑白的官员，抬起手腕看了看表，时针已指向了21时，再过几小时，中国国宝——战国古铜敦就会成为他人囊中之物。
江城武汉，湖北省公安厅会议室里烟雾缭绕，省政府、公安厅、文化厅首脑们相对无言，视线都集中在直通首都的专线电话机上。每一个笛音，都会惊动他们的神经。主管刑侦工作的公安厅艾副厅长，几次端起茶杯，又莫名地放下。1988年6月4日以来，他奉命侦察“战国铜敦被盗案”所经历的日日夜夜正浮映在他的脑海……
对外交涉的每一步都做到了妥贴周详。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尽人意。拍卖期近在眉睫，美方依然音讯杳然。
一道指令从国务院办公厅发出！
次日，新华社驻外各分社和国内各大新闻机构都刊载、播发了通电稿：“美国索斯比公司计划明天拍卖的一件战国铜敦是今年6月在湖北省（秭归县屈原纪念馆）失窃的中国文物，希望索斯比公司暂停这一珍品的拍卖……”
东方射来一道曙光！
就在原定举行拍卖的11月29日，中国警方接到美国驻华使馆通知：索斯比公司决定取消中国铜敦的拍卖计划。
冲击波穿过海峡，传到了大洋彼岸，震动了世界。各种新闻媒介争相把这条爆炸性新闻变成一种对读者、观众的诱惑。街头巷尾的清谈家们，在茶余饭后编造起“草上飞”、“国际窃贼”、“飞天大盗”的离奇传闻。
这一冲击波把中国警方已经连续侦查近半年的“战国铜敦被盗”掀起了一股狂澜。
12日后，索斯比拍卖行向中国驻美机构表示，如果中国方面提出能够证明该铜敦所有权属于中国的材料后，该行将与其委托人（卖主）一起以捐献的形式把古铜敦归还中国。
中国警方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
我国警方历时一年半时间侦破了“6·4铜敦被盗案”，秭归战国铜敦所有权毫无疑问属于中国。
在我国驻美使馆出示一系列破案证据后，纽约索斯比拍卖公司和按保密委托人身份原则未曾公开露面的卖主联席协定，决定以捐献的形式将铜敦归还给中国。
1989年5月25日，中国驻美国纽约总领事汤兴伯代表中国政府和美方代表——美国海关纽约地区助理主任大卫·里帕签署了备忘录。
汤兴伯总领事和王家栋领事，以及随同接收做了实物鉴定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陶正刚乘领事馆轿车向纽约机场驶去。
“国宝”终于回归祖国。
1992年9月18日上午8点30分，河南省开封博物馆两位年轻的讲解员打开明清宫廷用品展厅大门，隔着保险门的铁栏，看到展柜横七竖八，忙去报告。馆长来到展厅门口一看，只觉得头“轰”地一下：“丢啦！”
10分钟后，开封市公安局刑侦技术人员赶到现场。
展厅内一片狼藉。8个展厅被撬开，8个红外报警器均被案犯用事先剪裁好的红平绒布罩住，罪犯和文物均从一个约30公分见方的窗口进出，现场仅有的罪证是一把玻璃刀和几把黑色铁夹，没有指纹。
经公安人员现场勘查得知，犯罪分子共盗走明清宫廷珍品69件，其中属国家一级文物7件、二级文物5件、三级文物3件、未定级7件。
这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馆藏文物被盗案。
从开封被盗现场，看出作案分子有智能化犯罪特点，而且是盗、运、销一条龙，并且每个犯罪环节上又有明确的分工。对付这种新的犯罪活动方式，靠一般的侦查是难于奏效的。正因为盗窃文物不是作案最终目的，从实施盗窃到销赃，犯罪分子必须有一个时间过程。在案前预谋阶段必然在开封市内或现场内外有过活动。
开封市公安局以刑警支队为主，从市区各公安分局、局直属有关科室以及交警、治安大队调集的200余名精干警官，组成了“9·18”专案指挥部。
经过广大公安干警和社会各方面的艰苦仔细的努力，“9·18”文物被盗案破获了，所盗文物也全部被追了回来。在法律面前案犯扬长明交代了开封“9·18”文物被盗案系刘农军（化名陈纳德）、刘进（化名唐国强）、文西山（化名林彬）和李军4人所为。刘农军等4名案犯已将其余大部分文物利用一架飞机运至广州，随时准备走私出境。杨长明还交待，刘农军等人还拥有委内瑞拉、泰国等多国护照，经常出入上述国家和港澳地区，并与海外一集团联系密切。
此事在全国影响巨大。不过，很多人关心的是破案的精彩过程，就如看警匪片一样。
然而，通过这件事的确有许多值得国人思考的问题：
1、文物盗窃犯如果没有畅通的销赃渠道是绝对不行的！那么，这些渠道或者说这些地下“黑道”没有“洋人”或者外籍华人的扶持也是绝对不行的。这些伸向祖国的一条条毒蛇为什么总斩不断。
2、“9·18”特大文物失窃案中，几个主犯都与外国集团有联系（直接或间接），那些外国集团在猎取中国文物时，除了金钱上的盘算外，还有没有其它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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