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的一天，一艘由上海开往广州的客轮在经汕头至香港途中遇劫，乘客的钱财衣物被洗劫一空，人被分别锁在各自的舱房内。而匪首却正在清点所劫物品。突然，一封书信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信是时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的伍廷芳写给其干女儿张竹君的，由此推之，这张竹君十有八九是在这艘船上了。
匪首顿时大惊，立传喽啰查询此信来由，随即亲自来到一间住有两位女客的舱房内，询问她们之中是否有张竹君其人。当他得知这两位女士一位是伍廷芳的夫人何女士，另一位则正是他所要打听的张竹君本人时，马上一鞠到地，惶恐万分地说：“惊扰了两位老人家，罪该万死，还请海涵！”又说了许多仰慕和赔礼道歉的话后，方才毕恭毕敬地退出舱房，并立即吩咐喽啰把所劫何、张二人衣物原璧奉还，还派人守卫舱门，不准手下入内骚扰。
临率众离船之际，匪首唯恐他们走后别人见何、张二人未受损失而怀疑她们与海盗有什么瓜葛，还特地将船长、司理及部分乘客召集在一起，当众声明道：“你们船上有两位贵客，一位是伍廷芳夫人，一位是张竹君医生，都是广东著名的好人，我们对她们特别尊敬！这次，我们为了生活，向各位挪借了一些财物，实在是万不得已的事，使大家受了损失，并使她们两位长者受惊，本人感到非常抱歉！现在，我们为了表示敬老尊贤，没有拿她们的一针一线。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希望你们大家好好照顾这两位老人家……”。
为什么这些专事掠夺他人财物的海盗竟然会对何、张两位弱女子如此崇敬呢？
这显然不是因为他们与伍廷芳沾亲带故的缘故，因为伍廷芳虽时为民国重臣，满清时曾历任过驻美洲诸国的公使，但天高皇帝远，未见得就能使群盗慑服，更何况当时正是护国战争时期，兵荒马乱，群雄并起，有枪便是草头王，又犯得着谁怕谁来吗？从匪首发现张竹君的私人信件后态度立变的情况来看，海盗们的此番举动，完全是出自于对何、张个人的钦佩，尤其是对张竹君人品的敬仰。
那么，这张竹君又是何许人也，为什么竟会具有如此惊人的感召力呢？
原来，张竹君是清末民初活跃在广州、上海两地的奇女子。她原籍广东番禺，父亲是清朝的三品京官，早年从父命就读于美国长老会所办的广州柔济医院附属之夏葛女医学堂，于1900年以优等成绩毕业从医，以医术高超，待人和蔼为世人所敬重，更以思想解放、急公好义，热心社会福利事业而获“女界的梁启超”之称。她的善行义举，时人有口皆碑。
她在柔济医院行医时，曾于医院之外附设福音堂一所，每逢星期六及星期天，广招亲友多人，在内宣扬基督教义（她本人是基督教徒），间或批评时政，鼓吹维新学说，于是城中教育界及报界中人大为倾倒，以至座中知识分子及非基督教徒几占半数，其号召力可想而知。又开广东女学之先声，首创育贤女学以倡女权，一时粤中名士奔走其门，隐然执新学界之牛耳。
她终生悬壶济世，曾集资先后建褆福、南福两医院于羊城，1904年赴沪后，又创建医院数所，均以救人为宗旨，每遇贫病，其诊金、药费，手术费等，均予酌减，乃至免收。故虽忙碌终日，往往入不敷出。而她却毫不在意，由于誉声鹊起，每遇公益事务，除自己亲往劝捐募款外，还常常为之奔走呼吁，即招非议，也不改初衷。
她交游满天下，著名者如胡汉民、马君武、李平书、伍廷芳等与她均有过从，其中自不乏爱慕之人，求婚者、牵线者大有人在，她却持独身主义，一贯始终。虽终生未嫁，却儿女满堂。每逢节假日，家中总有不少青少年围绕着她，亲切地叫她“爸爸”。他们都是她从小抚养大的孤儿，由于她认为自己对于这些孤儿，并无生育关系，只尽了一些抚养责任，倒像一个父亲，所以要他们叫她“爸爸”。
凡此等等，这样一位济世救人的慈善家，受到芸芸众生乃至天良未泯的海盗的尊重，应当是不足为怪的事。可谁又会料到，这位温文尔雅，菩萨心肠的大家闺秀，竟也曾有过效命沙场救死扶伤的传奇经历呢？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消息传开，全国震动。应武昌起义军的紧急邀请，时在香港的同盟会著名领导者黄兴立即偕同夫人徐宗汉兼程赴沪，准备由沪转赴武昌领导革命。
但清政府为防止革命党人进入武汉，在长江沿岸设置了重重关卡，盘查特别严密，像黄兴这样素为清政府视为“元凶巨恶”的重要党人，要想公然过江，根本是不可能的。但当时武汉的战事又十万火急，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清军的频频进攻，武汉革命军急盼对清作战经验丰富又深孚众望的黄兴去坐镇指挥。
正当黄兴为此焦急万分时，夫人徐宗汉突然想起正在上海行医的张竹君来。徐宗汉本是两广总督署洋务委员李庆春的儿媳，因丈夫早逝，年轻守寡，与时在广州的张竹君为手帕交，当年张在广州开办医院、学校，常因经费困难而求助于徐，徐从不拒绝，常常变卖珍饰资助，并在张竹君的开导和劝慰下，出来协助张工作，渐而改变人生态度，倾向革命，后与黄兴邂逅，在1910年广州黄花岗战役中，曾冒生命危险为黄兴侍奉汤药，遂结为优俪。鉴于两人以前的友谊及张竹君对革命一贯所持的同情态度，徐宗汉向黄兴提议去找张竹君设法，黄兴欣然同意。
结果不出徐宗汉所料，张竹君慨然应允。当时张乃上海红十字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遂决定以红十字会名义，邀约中西人士，组成救护队前往武汉服务。一切准备停当后，10月25日，张竹君亲率救护队乘船溯长江而上，黄兴、徐宗汉则分别乔装成救护员和护士随队出发。途经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等埠时，均有清军侦缉人员上船盘问，由于张竹君应付得体，打的又是红十字会的旗号，故一路上平安无事，于10月28日抵达汉口。由于战事激烈，船主宣称江中各轮均需远离，黄兴等遂另乘木筏直驶武昌，而张竹君则率队匆匆登岸。
当时汉口革命军战斗失利，一路所遇皆逃难之人，车得当地红十字会代表马医生接待，张竹君等好不容易才到达驻地圣公会。因是非常时期，其住宿、医疗条件之差可想而知。但张竹君表示，但求尽我天职，其他均非所计。正当他们安置行装之顷，即有汉口军政分府专使尾随而至，敦请派员去抢救一名身负重伤的标统（团长）。张竹君遂率几名助手奋勇奔去。 5里多长的路程，本已使这位从小生长在大城市、身体瘦弱、出门非车即轿的千金小姐不堪负荷，但当她看到沿途倒地的受伤士兵和群众在辗转呻吟时，顿时忘记个人劳累，即行施救。待到军政分府，已抢治伤员30多人。
待她回到圣公会时，候诊者又有50余人，她滴水未进，旋又投入治疗，并派人到炮火正猛的大智门抢救受伤战士。就这样，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在血腥味、火药味和各种药品味混杂的临时救护所里，张竹君和她的队员们日以继夜地忙碌着，饥肠辘辘，秋霜袭人，从10月28日一直忙到11月2日。其中辛苦，可想而知，但张竹君却从不自夸，在当时的日记中仅写了这样几句话：“无日不有受伤者送诊，称药量水，日夕大忙”。
由于清军冯国璋部队放火烧城，革命军被迫放弃汉口，退守武昌。因火势蔓延，张竹君乃迁至俄租界会诊，但仍时过武昌工作。每逢渡江时，常有流弹掠头际而过，她亦无所畏惧。当时汉口、武昌之间只有一小客轮来往，一日二次。张竹君为争取时间，于是自雇小舟过江。长江水面辽阔，风高浪急，小舟时有被颠覆的危险，更何况清军占据汉口后，对渡江行人盘查甚严，除在码头设置哨卡外，还以招商码头趸船作炮台，以轰击偷渡者，凡自汉口过武昌船只，清军必炮击。某日过江时，清军向张竹君连放七枪，幸未一中，张谓之是上帝默佑。
11月15日，革命军由汉阳向汉口反攻，张竹君率队赴汉阳，因她乘轿而行，清军就专对轿开炮，亏同行队友发觉，急忙将轿推倒，张才得脱此难。为方便抢救伤员，张竹君特在汉阳府衙内设救护分院，伤兵不断送来，朝夕不绝。有时她还亲赴革命军总司令部，询问有无受伤之紧要人物。夜深路窄，张竹君乘马而行，十分惶恐，又值军事紧急，尤见艰苦。回分院后又是伤员遍地，炮火连天，终夜不断。数日操劳之后，张竹君返回汉口视事。殊不料就在她离汉阳的第二天（11月23日），清军突破革命军防线，直逼汉阳。分院医护人员张惶逃回汉口。当张竹君得知尚有百余伤员尚在分院未及转移时，甚为焦急，立赴汉阳，借到一小火轮，将伤员撤到船上，出汉江口往汉口运送。这时战争仍在继续，沿途炮火纷飞，险象环生。当船抵汉口俄租界地段的码头时，岸上聚满了迎接的中西人士，对于张竹君冒死救伤的英勇行为，一致表示钦佩，甚至连俄国领事也为之动容。
11月15日，汉阳失陷，因尚有一些伤员未及撤出，张竹君再次冒险渡江，拟进汉阳城，遭清军无理阻拦，被迫返回。其肘，竟有丧尽天良的清军向她连开17枪，企图以“误中流弹”，杀害这位女英雄。亏她迅速躲避，才免于此祸。
11月30日，张竹君因手术时感染发病，但仍在极力工作。第二天手肿更甚，已力不能支。又因须备办寒衣及药品，乃暂时返回上海。这时上海已经光复，上海各界人士以对待英雄凯旋的隆重仪式，在张园举行欢迎大会。张竹君身着革命军军装，就组织救护队赴武汉前线抢救伤员事发表演说。最后，她说：“我现在穿的是军装，这是我打算脱离红十字会后为自己所定的去向。”因为她认为红十字会的宗旨应当是救死扶伤，但偏偏有人冒红十字会名义为虎作伥，令她心痛欲绝，所以不愿再为红十字会会员，而决心投身革命军，不日再到武昌，随营出征。后来，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南北停战议和，张竹君才终止此行。
张竹君虽然在武昌首义的关键时刻立下了汗马功劳，昔日与她过从甚密的胡汉民、马君武等成了民国要员，而她却仍在上海重操旧业，惟韬光敛迹，绝不在社会上显其头角。
张竹君一生爱国爱民，救死扶伤，无私为社会大众服务，深受民众的推崇和赞誉，并享有“中国的南丁格尔”、“中国女豪杰”、“慈爱之神”等荣誉称号。张竹君终身未嫁，晚年常陪同伍廷芳夫人等悠游岁月。
1964年，她以88岁的高龄，在上海走完了充满传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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