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常说：寒门难出贵子。同样的，在科举制度刚建立不久的唐朝，家境清寒的士人子弟要考上科举也是相当不容易。
诞生于隋朝，并在唐朝进一步发展的科举制度，是中国持续时间最久、影响范围最广的人才选拔。不同于汉代以品德取人的察举制（贤良方正、孝子廉吏为主）、魏晋南北朝看重门第出身的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科举制度以考试为主、荐举为辅，更为客观。唐朝科举考试分为常举与制举，常举为常年按制度举行的考试，制举则是因皇帝需要临时下诏举行，性质类似清代不定期加开的“恩科”。常举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与明算六科。
唐初时，秀才高于明经、进士科之上，但要求举人精通时事又要引经据典、提出治国方略，对当时士人来说难度相当高，加上部分文人醉心于词藻，应试者稀，遂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被废。明经科考试内容主要考验对经典的记忆，不仅要背诵还要熟悉儒家等思想经典，因此以经学传家的世家子弟较有优势；而进士科的考试则较为灵活，考“时务策”，策文内容有礼制、刑律、诉讼、治国等问题，让求才的朝廷与参加考试的考生彼此都有相当大的发挥空间。
由于隋唐两代皇室都是出自北朝西魏、籍贯为在关中盆地与陇西一带的胡汉融合世族，国学大师陈寅恪（1890—1969年）将其称作“关陇集团”。在武则天（624－705年）主政期间，为打击握有庞大政治权力、以李唐皇室为代表的关陇集团，她加开制举还扶持不少寒门进士，陈寅恪研究“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武则天在位时提拔张柬之（625－706年）、宋璟（663－737年）等进士出身的寒门士人出任秋官侍郎（刑部侍郎）、御史中丞等朝廷要职，以此排除旧势力。而在武则天之后，唐朝科举考试以进士为尊，宰相多是进士出身。
相较于世家大族，一般人家要考科举可谓艰辛万分。然而只要考上，“进士者，谓可进而授之爵禄也”，就能让家族的社会经济地位立刻翻身，便吸引不少贫困的寒门子弟应试。如诗人元稹（779－831年）在《同州刺史谢上表》曾写道：“臣八岁丧父，家贫无业。母兄乞丐以供资养。衣不布体，食不充饥”，可见在金榜题名前，寒门考生本人与其家庭生活有多艰难。
考生在应举过程中的所有开销费用称为“举资”。除了衣食花费外，穷人家如果买不起马、驴，那只能徒步去考试，到京城考试路途遥远，花费的交通时间少则十天半个月，多则数月以上，途中经过渡口还要缴纳一定的“僦船之资”。学者估算，考生抵达京城到考试放榜，至少会停留四个月，其间的寓居、衣食、蜡烛、煤炭、书籍文具等“举资”总和相当惊人，更不用说为了有朝金榜题名在京城长居的文人了。《太平广记》曾载，将领刑君牙（728－798年）与一名久居长安的考生张汾聊天，其间张提到：“在京应举，每年当用二千贯文，皆出往还”，张汾表示待在京城，钱都花在人际往来上。
由于唐朝科举的干投行卷之风盛行，士子在应试之前都会把得意之作投献名士，以求荣誉，但也需要花费不少银钱打点关系。以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关中的物价来说，一斗米要价7,000钱（7贯），2,000贯钱可买米285斗，相当于一个人6年半的粮食消耗量，但在京城仅仅只够生活一年。
由于唐朝妇女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丈夫儿子是否能封妻荫子，如果另一半与儿子的官位品秩越高，那么女性的社会地位也会相应提升。为支持丈夫或儿子应考，妇女也要背负相当大的经济压力，许多女性长年与另一半、儿子天各一方。专门记载唐朝科举的笔记小说《唐摭言》曾记载一位在京城考科举三十年的考生公乘亿，因久居京城与妻阔别多年，相遇时差点认不出彼此。
由于公乘亿被误传因病亡故，在河北道的妻子得知消息赶至京城奔丧，路上巧遇丈夫，但多年未见夫妻都认不得对方。
因为唐朝婚事重财物，女子出嫁大多都能获得丰厚的嫁妆，这些嫁妆都属于妇女的私有物，《唐律》对女性的财产权继承有相当清楚的规定，因此妇女的财产多半成为男性赴京考试的经济基础。更有男子依赖妻族财力支持，安心考科举，记录唐朝社会风气的笔记小说《玉泉子》曾记载，士人赵琮在尚未考取进士以前，曾长期随妻居于岳父家。
无论古今，小老百姓都只能适应制度，并从中想办法翻身、改变社会阶级。不管是古代的科举还是现代的升学、公务人员考试，都是为选拔人才而设置的制度，进而让社会产生上下的阶级流动。但制度设计从来就不是完美的，在各种利欲熏心和投机心态下，总让考试产生许多弊端。希望与科技辅助下，维持考试的公平性、降低弊案发生率，以保障每位考生都有公平应试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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