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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刘晏的管辖范围更广，权力也更大。
他没有辜负皇帝的厚望。
由于刚经历了多年战乱，唐朝国内的社会生产力遭遇了极大的破坏，加之不少藩镇又不听中央的话，收不到这些地方的税，因此仅靠正常的那点赋税要想养活朝廷，就相当于仅靠我现在的那点工资要想去深圳买别墅——根本就是绝无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搉（què）盐法（也就是食盐专卖制度）收上来的盐税便成了朝廷的一大收入来源。
搉盐法最早是肃宗李亨在位时期由第五琦开始推行的，实施几年下来，虽然多少也有一点成效，但体现出来的弊端也不少。
当时食盐在生产、收购、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全部都由官方垄断经营，贪污盛行，管理混乱，效率很低，浪费严重，结果搞得市场上盐价高昂，时不时的还要缺货，不少地方还推出了限购政策，百姓民怨沸腾，可实际上食盐方面的大部分收益都被各级官员中饱私囊了，朝廷真正得到的并不多。
盐价比白粉还贵，收益比白菜还低，搞钱根本就不行，扰民倒是第一名！
但在刘晏上任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原本可有可无的搉盐法一下子竟然成了大唐朝廷不可或缺的摇钱树！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并不复杂——他只是将原先的官方全面垄断，改成了官商分离。
他规定政府只是在食盐产地设置盐官，负责食盐的收购，其他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则全部退出，改由私人资本也就是商人经营。
为了防止盐商哄抬盐价，他还专门设立了常平盐仓，以备盐价过高时平抑价格。
新政实施后，朝廷裁撤了一大批盐务官员，光工资就省了一大笔，而食盐市场上由于有了商人之间的竞争，食盐非但不再缺货，而且价格也大幅降低，百姓欢欣鼓舞，纷纷传唱：要吃盐，找刘晏！哪里价低买哪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买不起盐了！
与此同时，国家得到的收入却比以前增加了很多——《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刘晏初上任时，每年盐税仅四十万缗（一缗相当于一千文钱），而等到他十多年后卸任的时候，每年的盐税竟有六百余万缗，占到了朝廷总收入的一半还多！
更重要的是，国家的收入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却并没有加重。
按照史书的说法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
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这就是刘晏的水平！
事实上，刘晏在财政上的改革远不止漕运和搉盐，还有改进常平法、建立经济信息网等一系列重大举措，限于篇幅，这里就不细讲了，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查看相关论文。
总而言之，凭借刘晏等人的不懈努力，唐朝的财政紧张问题总算得到了部分缓解。
然而李豫的心中却依然不敢有丝毫的放松。
不当家不知柴米有多贵，不自拍不知脸孔有多肥，不做皇帝不知治国有多难。
尤其是在这个大乱初定的时候。
朝中发生的各种突发状况，时刻都在考验着他的智商和情商，时刻都在考验着他的细心和耐心，时刻都在考验着他的神色和神经。
公元767年二月，他和郭子仪之间就发生了一件事。
按说这只是件小到不能再小的家庭琐事，可是通常只记载各种国家大事的史书却用不亚于一场战事的篇幅对其大书特书——很突兀——就如同一根韭菜突然出现在一杯咖啡中那么突兀。
具体来说，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郭子仪的儿子郭嗳（aì）娶了李豫的女儿升平公主。
一次小两口不知为什么产生了矛盾，吵得不可开交。
可能是在争吵中像我一样在老婆面前落了下风，郭嗳也犯了我在老婆面前常犯的毛病——口不择言。
他指着升平公主的鼻子恨恨地说：你不就仗着你爸是天子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爸还不稀罕那玩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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