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洛依德曾经说过，我们可以把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把一切都看得比真相简单的，另一类则是把一切看得都比真相复杂的。
再也没有可能找到一对比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卡尔·波普尔有着更多相同点的人物了。与佛洛依德一样，他们都是德国裔犹太人，他们都出生于维也纳，都在纳粹的铁蹄踏入那座曾经是20世纪初欧洲文明中心——至少在哲学和音乐方面——的城市前，离开了那里，也最终在1946年10月25日星期五那个特殊的夜晚，同时来到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H3房间，出席剑桥伦理科学俱乐部的一次活动。这真是一个意外且带有着历史巧合的世纪之交。
虽然两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同时属于佛洛依德的那两类人，但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维特根斯坦的基本哲学观点却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哲学问题，而只有谜题，我们所以为的那些所谓哲学问题，只是语言问题、逻辑问题、社会问题；在他29岁那年写成的，一生中唯一正式出版的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一书中，维特根斯坦明确地向世界宣布，他已经解决了所有哲学问题。虽然他后来意识到他自己的哲学终极解答遗漏了许多内容，但他的根本信仰——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哲学问题——至死都没有改变。从这点上来说，维特根斯坦理应属于那种“把一切都看得比真相简单”的人。
而波普尔当然不会同意维特根斯坦的基本论述。波普尔坚持真正的哲学问题始终存在，哲学绝不只是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语言文字游戏，绝不只是有闲阶级喝下午茶时聊天的趣味谈资，它应该是一种可以被人类所认识和掌握的科学。对此，于1946年10月25日晚上发生在国王学院的那场差点演变成暴力事件的哲学之争，其导火索也就在此。在波普尔看来，诸如“明天的太阳是否还会升起”之类的问题是有其真正的哲学意义的，不可能通过解析其语言结构就获得答案。由此看，波普尔应该属于那些“把一切看得比真相更复杂”的人。
但这场世纪之争，到后来由问题变成了谜题。代表双方都各执一词，几乎到了难分难解的程度。维特根斯坦坚持自己的最初观点，而波普尔也完全不放弃他对哲学意义的理解。在介入世俗社会的事务方面，后者的表现尤其出色。
波普尔在深入探讨哲学问题的同时，还积极介入社会事务、政治运动；他最被人所知悉的一部著作是在冷战初期所出版的《开放社会与其敌人》—— 这是一本从政治哲学观点探讨自由民主体系之必要性的重要作品，它开启了后现代社会学的研究派别，将极权社会的源头直接追溯到西方哲学的鼻祖柏拉图。这本书对柏拉图“理想国”的批判是如此之激烈，以至于首先收到手稿的剑桥大学出版社还拒绝出版该书——因为他们不想出版任何对柏拉图“大不敬”的著作。但这本书的重要性在面世之后立即就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意识到了，在整个冷战期间，该书和海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并列为自由主义学说的两本圣经。人们不断地研读和探讨着这两本书，而且不停地在发现其蕴含的深远意义。
对波普尔来说，哲学与政治是相通的，哲学家不应该只考虑抽象空泛的哲学问题，而应该积极介入思索现实的社会问题，哲学要有一定的功用性和实用性。
维特根斯坦则从没跨出纯哲学的范畴，富庶的出身让他对苏联共产主义有着不切实际的浪漫情怀，但自始至终他从没有理论地、系统地讨论过政治问题，在他眼中，也许政治或政府根本不值一提。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才是决定一切问题的关键，哲学与政治、社会学、心理学、自然科学之间都有着完全不同的语言，而人们之所以会陷入逻辑混乱之中而无法自拔，就是因为他们把不相干的语言混淆在了一起，造成了最终的无法沟通和彻底理解。因为每种语言都有各自的范畴，他们之间互不相干互不相连。所以，用哲学的语言来解释政治或其他领域的问题，注定是要失败的。各门学科都像是一个个不愿接触的圆圈，人们可以在各自喜爱的圈圈内寻找到所有的答案，但注定无法跨出各自的圈圈，圈圈与圈圈之间的空白，就是他所常说的“不可说”。我们可以意识到它的存在，但无法用语言、理性表达出来——即What can be shown, cannot be said。
因此，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维特根斯坦其实才是真正地把世界看得更复杂的人。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最终也走向了神秘主义。他认定有些东西仅凭人类本身的理性和语言是无法理解、无法解释的。而波普尔则坚信，哲学语言可以应用在政治议题和科学建设之上，人类理性能够找到真正的“问题”而不仅仅只是些不重要的“谜题”，我们的任务是尝试解决它们。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虽然他的成就来自他对“可说”的那部分的阐释，但他内心深处真正感兴趣的却是那“不可说”的部分，那部分在人类理解力之外的东西，在”世界之外（维特根斯坦的原话）“的东西。而波普尔则根本不认为有所谓“不可说”的存在。他著名的“证伪”理论就对什么是“科学”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只有那些给出明确假设，并可能被证明为错误的理论，才是科学。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因此都属于科学，而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自然被他归入“伪科学”的垃圾堆里，不值一提。波普尔想用强有力的现实证据反驳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
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世界观由此碰撞着，给后世的学说以及人们的认识论带来了新的契机和思想火花。
维特根斯坦的扑克牌，就是一个有关两种世界观如何碰撞、摩擦还差点爆炸起火的故事。两种观点和势力一直在博弈和对抗，就如同善与恶的并存发展一样。而直到今天，即便科技和生命医学如此发达，我们也还无法说清楚，生活到底有多复杂、人类的理性与智力的极限到底在哪里、人的心灵究竟蕴藏有多少秘密、人究竟有没有灵魂等问题。这一方面可能否决了维特根斯坦的所谓“没有哲学问题，只有谜题”的论点，但另一方面，却也可能印证了维特根斯坦所看到的人类理性的认识极限。即无论人类如何发展，未来科技如何发达或普及，他依然存在着不可认识的事物或领域，这正是人的局限和悲哀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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