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底,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决定授予哈伯1918年度化学奖,理由是他于1909年前后发现合成氨的化学制作,致使人类摆脱了仅依靠天然氮肥而加速了世界农业的发展。这消息当即引发了英、法等国科学家们的激烈反对,纷纷怒斥这位自诩“和平时期属于世界”、“战争时期属于其国家”的哈伯,战争期间积极研制用于化学战的氯气、芥子气,造成了数万人死亡和更多人的严重心理伤害。作为一种无声抗议,1920年6月举行了战后首次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受到获奖演讲邀请的协约国科学家,除了1917年荣获化学奖的英国物理学家查尔斯·巴克拉之外,其余几位均以各种理由而婉言谢绝出席。
由此,哲学诗画在此提出一个问题:科学究竟应不应该设立国界?
在人类所有知识活动中,科学“无国界”犹如康德所说知识论中那个不可更动的默认前提——理所当然和毋庸置疑,即科学是应该不分国界的。这是因为在当下系科分类的意义上,“科学”通常指研究诸如物理、化学、生物、地质这类恒定不变、不受人类情感影响的自然现象。不同于某种程度上受限于语言、惯习、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人文、社会科学,科学真理的获得更多依赖于理性、观察和实验,且能较为方便地与世界各国同行磋商、争辩和共享。
二战时期,德国科学界一个最神圣的信念:上帝、祖国和科学连为一体,谁都不能动摇。
但遗憾的是,这个信念却是基于科学有国界为前提的。德国把科学和科学家紧紧的捆绑在自己的国家,与自己国家的命运站在了一起,虽然效果明显,科学创造也颇丰,但是对于全世界来说,这却是极其狭隘和短见的,从长远看,这种信念并不会促使科学的巨大进步和共享精神的传播。
更为可悲的是,二战后,由战胜国科学家主持召开的相关国际学术会议,几乎无一例外地排斥战败国科学家们参加。曾被那个时代认为世界物理学、化学最高端,讨论最前沿问题的索尔维会议,同样如此。至此,科学都国界打败了。
基督教原有一个伟大传统,称“宽恕他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对于科学无国界,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是赞同,他认为科学成果应该由全人类所共享,而不应该是被某个国家独自垄断专享。
但在总结过往历史时,有些科学家一直认为科学应该设立国界,不然就会被某些国家的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和窃取,因为人类的整体心智和道德伦理还没有完善到可以“科学无国界”的地步,也许,这个答案正是部分科学家所一直思考的深层社会问题。
结语——
今天如谷歌搜索、百度搜索、数字公共图书馆,作为全球化时代更容易获取知识的一种成功方式,其实已经提供了科学本应“无国界”的期待和愿景。正如严肃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恰当说明过去一样,预言未来并不是每位科学家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许多国家的民粹主义、保守国家主义和极右民族主义正愈来愈强势抬头,人类的命运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风云变幻时期,我们似乎又进入了一个剧烈动荡的21世纪。
掩卷长思,抚今追昔,那种不忘初心、矢志不移、无私无畏的科学无国界之精神,何时能够真正到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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