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底，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决定授予哈伯1918年度化学奖，理由是他于1909年前后发现合成氨的化学制作，致使人类摆脱了仅依靠天然氮肥而加速了世界农业的发展。这消息当即引发了英、法等国科学家们的激烈反对，纷纷怒斥这位自诩“和平时期属于世界”、“战争时期属于其国家”的哈伯，战争期间积极研制用于化学战的氯气、芥子气，造成了数万人死亡和更多人的严重心理伤害。作为一种无声抗议，1920年6月举行了战后首次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受到获奖演讲邀请的协约国科学家，除了1917年荣获化学奖的英国物理学家查尔斯·巴克拉之外，其余几位均以各种理由而婉言谢绝出席。
由此，哲学诗画在此提出一个问题：科学究竟应不应该设立国界？
在人类所有知识活动中，科学“无国界”犹如康德所说知识论中那个不可更动的默认前提——理所当然和毋庸置疑，即科学是应该不分国界的。这是因为在当下系科分类的意义上，“科学”通常指研究诸如物理、化学、生物、地质这类恒定不变、不受人类情感影响的自然现象。不同于某种程度上受限于语言、惯习、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人文、社会科学，科学真理的获得更多依赖于理性、观察和实验，且能较为方便地与世界各国同行磋商、争辩和共享。
二战时期，德国科学界一个最神圣的信念：上帝、祖国和科学连为一体，谁都不能动摇。
但遗憾的是，这个信念却是基于科学有国界为前提的。德国把科学和科学家紧紧的捆绑在自己的国家，与自己国家的命运站在了一起，虽然效果明显，科学创造也颇丰，但是对于全世界来说，这却是极其狭隘和短见的，从长远看，这种信念并不会促使科学的巨大进步和共享精神的传播。
更为可悲的是，二战后，由战胜国科学家主持召开的相关国际学术会议，几乎无一例外地排斥战败国科学家们参加。曾被那个时代认为世界物理学、化学最高端，讨论最前沿问题的索尔维会议，同样如此。至此，科学都国界打败了。
基督教原有一个伟大传统，称“宽恕他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对于科学无国界，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是赞同，他认为科学成果应该由全人类所共享，而不应该是被某个国家独自垄断专享。
但在总结过往历史时，有些科学家一直认为科学应该设立国界，不然就会被某些国家的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和窃取，因为人类的整体心智和道德伦理还没有完善到可以“科学无国界”的地步，也许，这个答案正是部分科学家所一直思考的深层社会问题。
结语——
今天如谷歌搜索、百度搜索、数字公共图书馆，作为全球化时代更容易获取知识的一种成功方式，其实已经提供了科学本应“无国界”的期待和愿景。正如严肃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恰当说明过去一样，预言未来并不是每位科学家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许多国家的民粹主义、保守国家主义和极右民族主义正愈来愈强势抬头，人类的命运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风云变幻时期，我们似乎又进入了一个剧烈动荡的21世纪。
掩卷长思，抚今追昔，那种不忘初心、矢志不移、无私无畏的科学无国界之精神，何时能够真正到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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