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整本书阅读必须宏观把握的几个问题
江西省大余中学程秀全
《语文月刊》2020年第6期刊发了广东省清远市源潭中学刘华文老师《高考全国卷文言选材变化下的文言文整本书阅读》一文。文章根据2019年全国卷文言文阅读材料的变化、结合新课标，提出要把《史记》《汉书》《三国志》等优秀传统文化含量高、史学与文学结合完美的作品纳入文言文整本书阅读，并就如何将《史记》纳入校本开发进行整本书阅读提出了一系列看法。这一做法很值得称道，是践行新课标精神的体现，既紧扣了核心素养，又围绕整本书阅读展开，具有相当的开拓性。同时，我们以为，以《史记》为对象进行校本开发，进行整本书阅读，我们在宏观上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一、把司马迁过人的胆识气魄与强烈的批判精神贯注于阅读的始终
司马迁秉承古史“书法不隐”的传统，直笔无畏；他用“直录”“不虚美，不隐恶”的手法，不隐恶人之善，也不隐善人之恶，尤其是不因帝王将相而一味歌功颂德，表现出过人的胆识气魄与强烈的批判精神，这是我们阅读《史记》首先要宏观把握的意识。
司马迁的这种胆识气魄与批判精神，表现在他对历史人物的归类安排上。依太史公自创的《史记》体例，“十二本纪”记“王迹所兴”，即帝王；“三十世家”记“股肱之臣配”，即诸侯；“七十二列传”记“扶义俶傥”“立功名于天下”之士，即杰出人士。然而，项羽并未一统天下，且为大汉开国皇帝刘邦劲敌，司马迁仍将他列入“本纪”，因他“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虽无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实；陈涉，一“氓隶之人”“迁徒之徒”，但因他“首事”，“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相亡秦”，他是第一个揭竿而起的人，所以太史公将他归于“世家”。太史公不以成败论人，而以人的作为、影响、贡献论，相较于班固《汉书》将项羽降两级、陈涉降一级并入“（列）传”，司马迁的识见气魄可见一斑——司马迁阳刚劲健的批判精神与班固俯首低头姿势恰恰形成鲜明对比。司马迁的这种气魄胆识与批判精神，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必须传承理解。
人物归类之外，在具体事件的记录事件上，更显太史公的胆识气魄与批判精神。司马迁将项羽与刘邦一并列为本纪，这只是一个判断；将刘邦身上的污点一一记录，且与项羽对比，这是坐实与强化。古有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这“讳”不仅是在取名或者说话时避开能代表尊者的字或号，更有“尊尊”“亲亲”“贤贤”之义——因为“不尊尊则令不一出；令不一出，则天下大乱”。因而，有影响“尊者”名誉地位的事件，按照传统，应当隐去。但司马迁秉笔直书，却不遵循这一“传统”，他要尽量表现出所有人哪怕是“尊者”的本来面目。因而，虽然《汉高祖本纪》中反复申说刘邦为“宽大长者，可遣”其西入关，至咸阳之后也是与秦父老约法三章，无所“侵暴”，然而《项羽本纪》中却浓墨重彩地记录刘邦彭城逃亡时因项羽追兵在后而“推堕孝惠、鲁元车下”事件；楚汉对峙时，项羽欲“烹太公”，刘邦所言之“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桮羹”，将刘邦“为天下者不顾家”的无情寡恩揭露得淋漓尽致。与刘邦相对，攻战各地时处处“坑之”“屠之”的项羽，在垓下之围中，却唱出了“虞兮虞兮奈若何”的悲叹，尽显其铁血柔情，英雄血泪。贵为帝王者仍书其恶，失败英雄仍不隐其美，这种不“为尊者讳”的“直录”表现的勇气与批判精神实在难能可贵，这几乎成了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近代大学者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上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直为人所称道；其实，两千多年前这种精神已体现在司马迁身上。这种独立、自由的精神与思想，弥足珍贵，虽历千百年仍放光彩。因而，阅读《史记》，首先要把司马迁的这种胆识气魄与批判精神放在首位，要把这种气魄与精神贯注于阅读的始终，因为它在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与意义深远；而把握了这一点，才算把握了课标所提出的“文化传承与理解”这一核心思想。
二、打破“二元”思维，学习太史公立体全面看待人事的思维与方法
与司马迁“直录”手法、不“为尊者讳”思想相对应的，是司马迁对人对事的态度与看法。一般人看人与事，常用“二元论”，非善即恶，非好即坏，极少是中间地带。司马迁却不这样，他善人不因其善而掩其恶，恶人不因其恶而隐其善，他抛弃简单的“二元论”思维，多角度、综合立体地看人看事。这种思想对启发智慧，促使立体客观全面地看人，发展提升我们的思维，极有帮助。
李广，在太史公笔下是个传奇性的人物，神一般地存在。司马迁以极大的激情歌颂赞美他的武勇、刚强和爱护士卒，为他的“难封”惋惜痛心；受司马迁传记影响，后世吟咏李将军的诗文更是络绎不绝，如“若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等。但是，即使是太史公如此偏爱的人物，他在《李将军列传》中还是不“为贤者讳”，记录了下面一件事：
顷之，家居数岁。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
霸陵尉酒后使性的厉声“呵止”与“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的讽刺言辞，在李广内心埋下了怨恨的种子，以致他拜为右北平太守后，随即便“请霸陵尉与俱”，然后毫不犹豫地“至军而斩之”。我们把李广此事与韩安国对狱吏田甲做法对比，两人境界立见。韩安国下狱，田甲辱之，安国曰：“死灰得不复然乎?”田甲回以“然即溺之”。不久，韩长孺于狱中任命为梁内史，田甲逃亡。安国虽有“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的话，但在田甲“肉袒谢”后，最终还是“善遇之”。李广骁勇，且以爱护士兵闻名，然其气量之狭小，有仇之必报，实出乎意料之外。太史公如实记录，不因李广之贤而“讳”此事，可见其“直录”精神与对人性复杂认识之深刻；而此事记录在案并不影响我们对李广的尊崇，并不影响李广的光辉形象，也可见出太史公笔法之高妙。这种全面立体看人看事的态度，对于思维正走向成熟的中学生，是必须重点强调培养的。
“人无完人”是我们平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它只拘于意识领域，缺少具体可感的材料。太史公在写人记事中，“不虚美，不隐恶”，打破“二元论”，立体呈现人物，有助于我们对“人无完人”的理解，进而综合立体看问题。这就如“偏”与“徧”（“遍”的繁体）这两个形声字所表现的含义：“偏”为“亻”旁，意为听一个人说，或者从一个角度看问题，那就容易产生“偏见”；“徧”为“彳”，意为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说，或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就能避免“偏见”，做到“遍观”全面——“遍则不偏”。太史公打破“二元论”，综合立体看问题，让我们遍观通透地看问题，它与课标中提出“思维发展与提升”所提出的目标是一致的。因而，阅读《史记》，要强调太史公对人对事的立体全面呈现这一思想。
三、明晰《史记》中的“虚”与“实”，体味“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
《史记》，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说它既是历史巨著，也是文学名著；然历史讲究真实，文学必有虚构，真实的历史如何与虚构的文学结合?虚与实的结合，是否有失史书的严谨?这是阅读欣赏《史记》必须明确的一个问题，它涉及“审美鉴赏与创造”这一核心素养。
《廉颇蔺相如列传》是《史记》中迥出之篇，有声有色，然而有人怀疑这是司马迁有意“增饰渲染”。文中写蔺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意态神情是何其的“雄且杰”，远胜后世小说的精准刻画；赵王与秦王渑池之会，也历代流传，成为美谈，甚至谱入传奇。但是，假使真如太史公所描述的那样，那么樽俎折冲真如同儿戏！所以武亿《授堂文钞·蔺相如渑池之会》就深为赵王担心，有人批评蔺相如说：“殆哉！此以其君为试也！”又感叹说：“乃匹夫能无惧者之所为，适以成之，而后遂啧然欺为奇也！”然而，这只不过是替古人担忧，为太史公捉弄罢了。因为《战国策》一书对廉颇的事迹记载颇为简略，并且没有一句话涉及到蔺相如。这篇传记中所记事件，其它史书也未记载。这些内容多是司马迁踏访各地时根据民间传说整理而成的，司马迁在叙事时有意“增饰渲染，未必信实有征”，我们替赵王生命担忧，恐怕是被太史公捉弄了。类似的事件《史记》中颇多。如《项羽本纪》中“项王乃悲歌慷慨。……美人和之”一节，有人便献疑曰：“余独谓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伺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
叙事“增饰渲染，未必信实可征”，记言也未可全信，许多是“想当然”的拟言、代言。我们且看“萧何月下追韩信”前韩信的心里所想和《红楼梦》中两玉初会时宝玉问黛玉有没有玉黛玉心里所想的话：
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
——《史记·淮阴侯列传》
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所以才问我的。”
——《红楼梦》
“度”即“忖度”，心里想。韩信和黛玉心里想的，谁知道？韩信和黛玉知道。但是司马迁和曹雪芹也知道。曹雪芹知道黛玉心里怎么想的合理，因为她就是曹雪芹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韩信心里想的司马迁知道，就不合理了，因为他是“记录”而不是“创造”。太史公如何知道的呢？只能是“想当然”了。由此可见太史公的“记言”与小说家编制人物对话有相通之处，即史书中也有小说笔法——我们不能说史家向小说家学“记言”的方法，倒可以说小说家是从史家那里学习“记言”，史书本来就善用“小说”笔法——也难怪明清章回小说点评家在看到精彩处时常常道“盲左、腐迁笔法”，让小说攀附正史来抬高小说的身价。
《史记》记言“想当然”，叙事“增饰渲染”，几同虚构，那是不是有损史书真实严谨？鲁迅言《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不是含贬义？《韩非子·喻老》曰：“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未见生象，由死象之骨拟想生象的样子，钱锺书称之为“见象骨而想生象”，很好地解释了叙事的“增饰渲染”与拟言、代言的“想当然”。“见象骨”想到的是“生象”，绝不是“生牛”“生猪”，历史的想象是有现实基础的。钱锺书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人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有了现实的基础性，有了“象骨”作基础，这样才不会出现“抗日神剧里”中“手撕鬼子”“八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年了”这样的叙事与记言。
完美的叙事增饰渲染、记言拟言代言，是优秀史学作品的一个标准。古罗马修词学大师昆体灵(Quintilian)就称道李威(Livy)的历史记载：“记言之妙，无不适如其人、适合其事。”黑格尔称苏锡狄德士史书：“记言即出作者增饰，亦复切当言者为人。”即言史书记言、记事之“见象骨而想生象”，细节虚构与真实史实相结合的产物。
明白《史记》叙事常常“增饰渲染”，记言多为“拟言”“代言”“想当然”，也就明白了史书中有实有虚，就能免于坠入“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境地，方能做到“不尽信书”而“取其一二”，这是一种理性判断能力；知道“实”如何变成“虚”，知道“虚”中含着哪些“实”，对于我们欣赏、创作，提高审美创造能力，也有极大的帮助。因而，明白《史记》中有虚实，知道哪些为虚哪些为实，知道实如何变成虚、虚中如何见实，是我们进行《史记》整本书阅读要着重突出的一点。
《史记》史学与文学完美结合的典范，值的学习的还有很多，如材料的选择、叙事的详略、人事的前后呼应与对比观照以及传神的动作语言描写等。但是，在进行《史记》整本书阅读中，以上所列三点，却是全局性的，是属于宏观意识的；把握好了这三个方面，才能更好地进行文字、文学的欣赏，才能真正落实新课标所提出的文化、思维、审美和语言这四大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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