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景：当进入火车站候车大厅或者机场时，当要去往另一座城市时，我们都需要出具48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在疫情中，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不仅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更是理所当然的要求，因为准确的核酸检测，可以将潜在的感染者与健康的人区分开来。与之类似，我们今天依赖于一年一度的体检，在体检报告中记载的各种数值，直接呈现出一个我们无法感知、无法看见的身体，呈现出一个不那么健康的身体。血糖、转氨酶、甘油三酯、血尿酸、尿蛋白，等等，虽然我们一直感觉不到身体的异样，但是这些数值建构了我们身体中潜在的危险。我们是如何依赖于那些检测报告的数值来区分潜在的感染者和健康的人的？我们如何相信这些数字所代表的科学性？这就是临床医学所建构的现代医学知识体系下的身体，一个用医学科学的尺度建立起来的认识我们自己健康状态的体系，也只有在这个框架下，身体才能被纳入现代医学的考量之中。临床医学的医生用特殊的凝视将我们的身体转化为医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让我们的身体在他们的凝视下变得可见、可读、可被理解。这或许是福柯撰写《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原因。按照福柯的知识年谱，1963年出版的《临床医学的诞生》正好继其早期的轰动一时的作品，即《古典时代疯狂史》之后出版。福柯似乎意犹未尽，他试图将后者的相关结论延伸到整个医学领域，探讨18—19世纪关于精神病学的相关话语的诞生，是否与现代医学科学话语的诞生相对应。18世纪的诊断靠“按图索骥” 在书的开头，福柯引入了两位作者的文章的对比：一位是波姆，他将女性身体内的某种膜状物比作“湿羊皮纸”，而仅仅在五十多年之后，贝勒则明确指出这种膜实际上是一种“淡黄色的蛋白膜”。令福柯感到惊奇的是，对于同一个对象，即一种生物膜，两位作者有着完全不同的表述：一种是类比性的表述，而另一种接近近代医学科学的知识表述。当然，今天已经熟悉医学科学话语的我们，在倾向上或许会认为贝勒的描述更接近真实的生理组织状态，但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选择将波姆的描述视为奇怪的幻想？福柯认为，18世纪末发生了一场医学知识的突变，人们不再相信那些幻想式的医学话语，不再相信诸如“湿羊皮纸”之类的描述，转向了一种“真实”的医学话语。在这里，福柯提出18世纪的分类医学与后来的临床医学的区别。分类医学的阶段是一个没有深度的阶段，人们只能观察到比较浅层次的经验上的症状，而无法对这些症状追根究底。这也是福柯将分类医学称为“历史”的医学，而不是“哲学”的医学的原因所在。在分类医学阶段，医生只能简单地观察到一些简单的症状的同时关联，比如，胸膜炎会同时出现发烧、呼吸困难、咳嗽以及侧胸疼痛等症状。一旦有病人向医生陈述他具有这些主观感受，医生便可以将这些同时性的症状诊断为胸膜炎。至于胸膜炎是人体的何种机制导致的、存在什么样的功能性原因，这并不是分类医学着重考察的内容。 有趣的是，福柯在提到18世纪的分类医学时，也提到了相似性疾病并不会向我们直接展现出其背后的奥秘，相反，它只能借助一系列的具有相似性的症状表现出来。医生通过对病人的经验性观察，将这些同时出现的要素或症状分成一类，在这个类别之下，所有症状以图表的方式呈现出对应的疾病。换言之，当病人去看病时，医生心中有一系列的图表，他按照这些图表的序列来观察病人的各种症状，从而以这种相似性的结构图表来再现病人的身体。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图表式地再现，相应地相似性的结构也呈现在真实的机体实体，即病人的身体上，而病人能否得到有效治疗也依赖于这种图表对病人身体的再现。 临床医学并非萌生于自由的花园在创作《临床医学的诞生》时期的福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启蒙的神话，即“人们常常认为，临床医学萌生于一个自由的花园，医生和病人在双方统一的情况下在那里碰头，凝视凭借自身的明澈在不受理论束缚的情况下进行观察，经验无须言语就从老师那里传授给学生”。福柯所关注的主题是由于社会医学的诞生，建立了可以将所有病人集中起来的大型医院，让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更容易以临床的方式来接触各种病人的身体，从而让医学科学在一个经验性的基础上得到重大突破。和现代精神病院的建立一样，现代医院的主要职能是隔离，与被社会医学认定为健康的社会整体秩序的隔离，不让病人的身体去感染整个社会整体的健康。因此，在18世纪末的医院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人道主义的治疗，而是福柯所谓的“异常”生命。这种绯红色的启蒙神话，被现代大型病院的生命政治的事实所打破，那里只有贫困和异常的苦难，在那里，医生的目光建立了权威，作为被隔离的对象，病人发现自己“暂时不是一个公民了……他沦为某种疾病的历史”，而病人同时“被要求成为一种凝视的对象，一个相对的对象，因为从他身上辨识的东西被用于增进其他人的认识”。这种临床医学的诞生是极其冷漠的，现代启蒙许诺的人道主义的幻象在这里一律变成了最残忍的景象，病人的身体是一种临床的实验对象，他们唯有将自己变成小白鼠，才有机会在医院里存活。而医生正是在这些不正常的身体上推进了现代临床医学的诞生。 谁在为人们诊断？为了体现分类医学和临床医学的一个区别，福柯举了一个例子：在临床医学诞生之前，医生首先向病人询问的问题是“你如何不舒服？”而在临床医学诞生之后，医生的问题变成了“你哪里不舒服？”。当之前的医生问“你如何不舒服？”时，医生对疾病的了解需要患者自己来描述自己的疾病体验。但是，一旦问题变成了“你哪里不舒服？”时，医生和病人的关系立刻发生了逆转。医生不再需要病人主体的描述，他所需要的仅仅是病人提供一个“不舒服”的位置，让医生以临床的方式去检查、去探测、去诊断。换言之，病人的主体性在临床医学的对话中被悬置了，病人只能等待着医生去触摸自己的身体，或者说允许医生将自身的身体客体化，让医生的目光、手、听诊器以及各式各样的化验和检测将自己的身体指标化和对象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区别了症状和征候。在18—19世纪的临床医学中，医生不再依赖那些被病人主观描述出来的症状，而是依赖更具有客观性的征候，也就是现代医学建立起来的符号。例如我们感觉到头痛发热，这个是主观性的，但有了温度计之后，发热症状便可以被准确地计量化了，在这个意义上，症状变成了征候，变成了可以被临床医学知识解读的符号，并被纳入现代医学的知识型当中。因此，福柯看到临床医学带来的背后的医生目光的变革，他们的目光不再是与病人的交流：在临床医学的医生的目光下，病人消失了，变成了一系列在医学话语下呈现的征候链条。于是，临床医学的凝视不再是医生个体的眼睛，在病人的个体性差异消失的同时，医生的个体性也消失了，它变成了医学知识型下的化身，医学话语的权力通过他的眼睛实现了作为普遍性话语的道成肉身。当代临床医学不仅创造了一种以计量性征候为核心的知识实证性，也创造了以此为中心的装置，装置将临床医生的眼睛变成了美杜莎之眼，将病人的身体石化为装置的一部分，“它在某种程度上有能力捕获、引导、决定、截取、塑造、控制或确保活生生之存在的姿势、行为、意见或话语”。临床医学的诞生，也意味着征候和医生目光等现代医学装置的诞生，一切疾病和诊断都成为这种看不见的实证性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