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与辽国达成澶渊之盟后，宋真宗赵恒的心情就一直很好。
老板心情好，员工们的生活自然也滋润。
当时，为了稳定官僚集团的忠心，宋真宗给予了高级官僚极优厚的待遇。
比如，宋真宗在此前门荫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扩大了恩荫规模，允许高级文武官员在皇帝生日、重大祭祀日、以及退休或去世时向朝廷推荐自己的亲属、门生做官。
汉唐时期，官员通常只能给一两个儿子或门生安排工作。但在宋真宗时期，官员通常可以推恩20多人。
还比如，宋朝开国后，建立了对官员政绩考核的勘验机制。但宋真宗认为这种考核机制不利于官员向自己表忠心，便在事实上废止了，默许文官三年升迁一次，武将五年升迁一次，无论工作业绩如何。
宋真宗推出的这一系列的厚养政策，对于官僚集团来说，当然是极好的。官员们既没有工作业绩压力，同时还可以领高薪。这种好活儿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
但是，对于大宋王朝而言，真宗拉拢人心的行为，那简直就是灾难。
因为官员们没有业绩压力了，自然就会产生人浮于事，扯皮推诿，行政能力低下，以及吏治腐败的问题。
另外，宋真宗为了以文抑武，还延续了太宗赵光义时期的科举高录取率。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读书人踏入政坛，宋朝官僚机构也随之变得越来越臃肿。
据《宋史·职官志》的描写：“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意思就是说，宋朝占着官位，却整天没事干的人，十个人里面就有八九个。
这个现象，说白了就是吃空饷。而且还是皇帝允许的吃空饷。
试想，朝廷养了一帮人，却不给他们分配具体工作。但是朝廷各级衙门的日常事务又得要人去做。为此，朝廷又不得不再养一帮人做事。本来以前一个人就能干的活儿，现在可能要安排三四人干。这导致的结果必然就是会出现“冗员”，“冗费”的问题。
当然，这些问题现在还不算是问题。
因为一方面，真宗时期的官僚规模并不大。
另一方面，宋朝“冗费”的大头也不是花在官员身上的钱，而是军费。
再一方面，这点最重要，当时经济好。当经济高速发展时，很多问题都会被掩盖。或者说，很多问题会成为“次要矛盾”，不被人重视。
不过，时间是终结者。
当时间来到宋仁宗在位中期，宋朝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官吏规模也越来越大，以前积攒的，原本不算是问题的问题，便随着宋夏战争的爆发而一股脑的全部爆发了。
1039年，为了应对西夏的挑衅，宋朝大幅提高军费开支，从前前的1600万增至3300万。
当时，宰相张士逊口出狂言，扬言西夏蕞尔小邦，只要朝廷天兵一到，即可诛灭。并认为军费暴增只是暂时的，朝廷的财政收支很快就能恢复正常。
然而，张士逊设想的吊打场景并未出现。
之后的五年，宋朝在与西夏的战争中，三战三败，陷于苦战，被吊打的反而是宋军。
为了应付战争，宋仁宗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增加兵力规模。
宋军兵力最高多，禁军加厢军有120多万。
而兵力规模不断攀升的结果，就是宋朝随之又出现了“冗兵”的情况。
“冗员”、“冗费”，再加上“冗兵”，这便是宋朝中期的“三冗”问题。
宋朝兵力简表
到了1043年，宋仁宗扛不住了。
为了打这场该死的宋夏战争，陕西路作为主战场，被打得满目疮痍自不必说，朝廷也把家底掏空，甚至还出现了宋仁宗从皇宫内库里拿钱补贴国家的情况。
为了解决财政亏空问题，宋仁宗只得一面派人与李元昊谈判，尽快结束战争。一面着手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
正好，这时候宰相吕夷致仕，范仲淹又适时拿出《答手诏条陈十事奏疏》，提出了严明官吏升降，精简官僚队伍，整治吏治，变革兵制等十项改革主张。
于是，仁宗便顺手提拔了范仲淹、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让他们实行新政。
由于这一年是庆历二年，所以这场由范仲淹等人主持的改革，便称为“庆历新政”。
关于“庆历新政”，其实没多少内容可讲的。
因为这场改革，来的快，去的也快。从开始改革到改革废止，前后也就十几个月。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最希望改革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宋仁宗。
而主导改革的范仲淹，一开始则并不想掺和这件事。他一直在观望，数次被贬的经历，让他明白朝廷无所事事、无所作为的风气已经是根深蒂固，不易变革。一旦改革，则必须要求皇帝有大智慧、有大勇气。而这两点正是宋仁宗欠缺的。
后来，见仁宗表态，表示自己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范仲淹才接下了担子。
可是我们知道，仁宗是个耳根子很软，并且还缺乏政治远虑的太平天子。
他着急改革，无非是碰上了问题，也就是宋朝与西夏的战争让财政濒临崩溃。
一旦当战争结束，财政压力缓解，不改革好像这日子也能过得下去，他还会继续支持范仲淹改革吗？
当然不会了。
所以当1044年十月，宋朝与西夏签订“庆历和议”后，范仲淹和富弼就被降职外放了。
后来，韩琦和欧阳修在朝内又多挺了几个月，但最终也是难逃降职外放的命运。
而随着改革派全部被贬，庆历新政也随即“人走政息”。
范仲淹被贬后，写出了《岳阳楼记》，以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传颂千古。
欧阳修被贬后，写出了《醉翁亭记》，也以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被传颂千古。
这也应了那句老话，国家不幸诗家幸。
之后的十几年，宋仁宗得过且过，宋朝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值得说道的大事有三件，一是1052年的侬智高之乱。
割据广西广源州（广西南宁西南）的侬智高被安南（越南后李朝）暴揍，便主动要求归附宋朝。
但宋仁宗认为招安侬智高，会引起与安南的边界纠纷，就驳回了侬智高的内附申请。
侬智高认为，不能归附宋朝，自己要被安南诛灭，自己起兵攻宋，了不起也是一死。
既然自己总是一死，不如拼一把，看看能不能再宋朝闯出一片天。
于是，他就一把火烧了自己的寨子，带着人马打进了宋朝。
见侬智高入侵，邕州（广西南宁）知州担心朝廷知道这事以后，会影响前途，就没有向上汇报，想着以一己之力搞定问题。
但是，由于宋朝实行强干弱枝政策，宋军精锐都集中在京畿和北方，南方的宋军都是没什么战斗力的厢兵。
所以开战之后，宋军大败，侬智高不仅攻破了邕州，还顺流东下，打到了广州，并将广州城围了57天。
堂堂中原大国，竟然被区区村长吊打，这说出去，脸都没了。
所以得知两广大乱后，朝野震动，群臣纷纷建议宋仁宗派兵平叛。
可是，就在宋仁宗调兵遣将时，朝堂上却又出现了很尴尬的一幕。
由于满朝的文官都不愿意挂帅，仁宗竟然一时之间找不到领兵出征的人。
眼见文官们都不敢去，时任枢密副使的狄青便只好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副重任。
然而，就在狄青被任命为主帅的第二天，文官们却全部跳出来作妖了。
右言正韩绛首先发难，说文人挂帅，早就是大宋的惯例。而狄青只是一介武夫，怎么能让他当军队的主帅呢？
随后，一群谏官联合上奏，表示军队主帅绝对不能让武将担任。
这些人的逻辑很简单，“帅”这个帽子，文官可以不戴，甚至可以放到地上踢来踢去，但是武将不能来拿。即便天塌了，这个规矩也不能变！
面对文官的找茬，仁宗被吵得受不了，只好召开廷议，让文官们推举一人挂帅。
可是，到了真的要出头的时候，文官们又哑巴了，与先前如出一辙，都不敢吭声。
见文官们都不愿意接手，仁宗只好说：你们都不愿意去，要不就派个太监挂帅，让狄青给太监打下手，总行了吧？
前面说了，在文官看来，“帅”这个帽子是给读书人戴的，武将们不让戴，难道比武将身份更卑微的宦官就能戴吗？
所以，仁宗的话还没落，知谏院李兑就立马站出来表态：宦官也不行！
听到李兑的表态，仁宗差点气死了，愤怒地说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们这些谏官到底要朕怎么办？
见皇帝生气，当时的宰相庞籍，也就是影视剧中的庞太师只好出来打圆场，表示还是让狄青挂帅吧！为国尽忠，不分文武。为朝廷分忧，不分先后。
庞籍这话，要是平时说，肯定要被谏官们骂得狗血淋头。但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众人也怕自己被点将，就纷纷点头同意了。
后来，狄青亲率三万大军南征，轻松搞定了这场糜烂西南数年的侬智高之乱。
第二件事是狄青之死。
搞定了侬智高之乱后，仁宗重赏狄青，破例提拔其为枢密使！
结果这一赏，出事了。
众所周知，赵匡胤改革统治架构后，枢密使作为宋朝军队的一把手，从来都是由文官来担任的。像狄青、岳飞这类名将，正常情况最高也就是做到枢密副使。也就是二把手。
仁宗破例提拔狄青，这显然是触犯了文官们的利益。
加之，狄青是行伍出身，是宋朝自建国以来第一位面有黥文的平民宰执，被很多老百姓和低阶军士视为偶像一般的人物。
所以，当仁宗任命狄青为枢密使后，文官们就像马蜂出巢一样，没事就向宋仁宗打狄青的小报告。说狄青威望太高了，上一个如此出身和地位的人，还是本朝太祖皇帝。如果再不对其进行打压，难免会出现昔日黄袍加身的一幕。
面对文官们上奏的小报告，宋仁宗一开始没当回事。但随着奏折越来越多，仁宗也知道如果再护着狄青，可能要出岔子。
加之，狄青的好友欧阳修此时也发现情况不对劲。
毕竟狄青出任枢密使之前，万事太平。狄青担任枢密使的四年期间，京城动不动就传出狄青深受士兵、百姓拥护，有可能要黄袍加身的传言。这种现象如果不遏止，就怕老百姓和军士们会信以为真。
万一真有人打着狄青的旗号行造反之事，狄青必然会死无葬身之地！
于是，欧阳修就以进为退，抢在事态恶化之前，以罪过较轻的阴阳五行之说，上奏弹劾狄青，希望仁宗能将狄青外放，暂时调到外地避风头。
仁宗见欧阳修也弹劾狄青，遂就坡下驴，免去狄青的枢密使，加同平章事，外放陈州。
在仁宗和欧阳修看来，调往外地任职，职级又没降（宋朝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枢密使合称为宰执，地位一样），这是很正常的操作，避嫌而已，很多人都经历过，狄青应该能理解。
可是，狄青作为军人出身，心里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他无法理解宋仁宗和欧阳修的一番好意。认为自己这次栽了，此行必死。
所以外放陈州没多久，狄青就抑郁而终了。
第三件事是立储。
仁宗早年曾育有三子，但均未活过三岁。
狄青去世的同年，见皇帝没儿子，也不择立储君，韩琦、包拯、司马光等人便上奏，要求仁宗尽快立储，没有亲生儿子，那就在皇室旁系过继一个孩子。
至于选谁，他们也早有心仪人选，那就是汝南郡王赵允让的儿子赵宗实。
当年，宋真宗没儿子，赵允让便以备胎身份被真宗当作皇储，培养了十多年。
直到后来宋仁宗出生，赵允让才被宋真宗遣送回了自己家。
现如今，宋仁宗又没有儿子，于是赵允让的儿子赵宗实便又被当做“备胎”进行培养。
对于韩琦等人的建议，宋仁宗嘴上说着爱卿所言甚合朕意。但心底里，他对册立赵宗实是一万个不愿意的。
在仁宗看来，自己身体没问题，只是运气不佳罢了。只要给他时间，继续耕耘，肯定可以生出身体健康的继承人。
于是，他便对韩琦、包拯、司马光说，你们给我三年时间。如果三年之后，我还没有亲生儿子，那我就依你们的建议。
韩琦等人见状，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表示可以再等三年。
一年后，仁宗的董淑妃和周贵妃相继怀孕。
听说了消息，仁宗很是振奋，这是一种宝刀未老的振奋。
为了迎接皇子的到来，仁宗不仅提前备好了赏赐的费用，以及金帛、器皿等器物，甚至还把开封的潜龙宫，也就是真宗当年担任开封府尹时住过的官署也修缮了一番。想着只要儿子一出生，就马上按继承人晋升流程进行册封。
然而，董淑妃和周贵妃十月怀胎，最终生下的却是两个公主。
面对这种结局，仁宗是欲哭无泪。
眼见三年约定过去一半，仁宗不敢放松，通过服用大量药物，又让董淑妃和周贵妃的肚子大了起来。
但十个月过去，生下的又是两个公主。
面对这个结果，仁宗无语了。
为了生儿子，仁宗只得继续大量服用药物，然后终于又让董淑妃的肚子大了起来。
结果，生下的又是一个公主。
并且，董淑妃在生下孩子后，因为三年三胎伤了元气，不久便去世了。
三年之内生五个女儿。为了生儿子，还把自己的妃子活活累死了。面对这一幕，仁宗终于是死了心。
1061年十月，仁宗下诏，授予赵宗实为秦州防御使、知宗正寺、岳州团练使，并按照皇子的待遇给予其各种特权。
这种事，换作别人，早乐开了花。但赵宗实在得知后，却是坚辞不受。
为什么他要坚辞不受呢？
因为在赵宗实看来，自己太丢人了。
当年仁宗还没有儿子时，自己被接入宫。
后来仁宗有了儿子，他就被打发回家了。
又后来，仁宗儿子死了，他又被接入宫。
再后来，仁宗又有了一个儿子，他又被打发回家了。
第一次被打发回家，他忍了。
第二次被打发回家，他决定不再忍。表示这储君之位，谁爱坐谁坐！反正自己是受够了被皇帝推来推去！
为了推辞，他找来王府的书记官孟阳，说你帮我找个理由推辞，每上表推辞一次，本王爷赏你十金！
后来，仁宗一连十几次下诏，赵宗实也一连推辞了十几次。两边算是杠上了。
到了1062年八月，仁宗依照百官建议，直接册立赵宗实为皇子，赐名赵曙，并让赵曙即刻整理行装入宫受命。
但是，赵曙依然谢绝，死活就是不干。
眼见赵曙的脑子一根筋，仅凭给赵曙写辞表就赚了一千多贯稿费的孟阳害怕了。他悄悄跟赵曙说：假如皇帝真同意了你的请辞，你觉得自己能安然无恙么？
赵曙一听，顿时吓出冷汗。
是啊，继位这条路还能退的吗？如果自己把皇位让给其他人，而新皇帝是个小心眼，别的不说，就凭自己曾经做过储君这一条，就已经够得上赐毒酒一杯的待遇了。
想明白了的赵曙，立马让人备轿，当天就搬进了皇宫。
临走前，估计是心理阴影作祟，赵曙跟家里的奴仆说：看好我的屋子，没准过两年皇上又有了儿子，我还得再搬回来住的呢。
不过，赵曙这一次是多年媳妇熬成婆。没有机会再回去了。
1063年三月二十九，宋仁宗驾崩。
第二天，仁宗的皇后曹氏发布遗诏，让赵曙继承皇帝位，是为宋英宗。
宋英宗继位后，面对的首要大事是给仁宗举行丧礼。可是，在大丧的当天，英宗却以生病为借口，拒绝出现在现场。
看到这一幕，曹太后怒了，群臣也是议论纷纷，认为英宗不出席，实在说不过去。
于是，司马光便上奏，要求把太医院的医生全部抓了起来，并派人查看太医给英宗的诊病记录。以此威胁英宗，你想靠装病缺席是不可能的！
后来，英宗见蒙混不过去，就勉为其难地参加了丧礼。但是，当他站在仁宗灵前时，却是一脸的木然，半滴眼泪都没有。与周围人满脸痛不欲生，哀声震地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
看见英宗是如此表现，曹太后再次怒了。在场的群臣也控制不住，一片哗然，对英宗指指点点。大家都知道你不是先帝亲生的，可你难道没有教养吗？难道连最起码的礼仪都不懂吗！
事后，英宗继续浑浑噩噩，加之精神也不太正常，经常胡言乱语。所以，朝廷的大小事务便均由曹太后处理。
而曹太后又对英宗很不满，认为当初立英宗就是个错误。于是，她就找来韩琦，对韩琦表示了自己想把混帐赵曙废掉，给大宋重新选再一个新皇帝的想法。
这个时候，韩琦的态度很重要。如果他支持曹太后，英宗可能就真的被废黜了。
不过，韩琦不想承担废立皇帝的骂名，便没有答应，而是与欧阳修等人对曹太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化解了英宗和曹太后的矛盾。
后来，曹太后撤帘归政，英宗亲政。
但英宗亲政没几天，就做了一件恶心事。
他下了一道圣旨，把仁宗的女儿们，也就是他名义上的妹妹全部赶出了皇宫，然后把腾出来的房子，赐给了他自己的女儿住。
对此，大臣们觉得不妥，先帝才驾崩不久，你就人走茶凉，未免太现实了吧？
但是，英宗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随即又下旨，给自己的子女陆陆续续又封为了亲王和公主。
这个事，都还是小事，真正的大事在后面。
英宗亲政一个月后，问韩琦自己应该怎么称呼自己的亲生父亲赵允让？
英宗的意思，既然是自己的生父，自然是要尊称为“皇考”。
对此，韩琦、欧阳修等人没意见，支持英宗的决定。
但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台谏官员（御史台和谏院），却认为英宗既然已经过继给了仁宗当儿子，那他的父亲就是仁宗。
因此，台谏官便一致希望英宗称呼生父赵允让为“皇伯”。
司马光
对于台谏官们的决议，英宗气炸了，坚决表示不能同意。
韩琦、欧阳修也认为台谏官有病。
对于英宗的愤怒，以及中枢大佬韩琦、欧阳修的质疑，台谏官也不势弱。
双方大吵大闹，吵到最后，御史台集体向中枢请辞，谏院也与中枢势不两立。
这个事件，史称“濮议”，前后争论了近十八个月。
最终的结果，以台谏官败北，被英宗纷纷贬斥出京，英宗生父赵允让被尊称为皇考，并追封为皇帝而告终。
不过，在“濮议”中大获全胜的英宗，没过多久就患上了绝症。
1066年十一月，见英宗重病卧床，韩琦建议英宗立储。
次月，英宗的嫡长子赵顼被立为皇太子。
立储半个月后，英宗驾崩，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
神宗登基后，按照惯例，要给英宗举办隆重葬礼，还要大赦天下，赏赐百官。
可是，就在神宗找财务要钱时，管钱的三司使韩绛却告诉神宗：国库现在没钱。不仅没钱赏赐百官，就连给先帝修坟的钱也是捉襟见肘。
没钱？神宗觉得不可思议。我大宋岁入一亿多，怎么会没钱？
见皇帝不相信，韩绛便如实禀报：虽然咱们前一年的岁入高达1.16亿，但各项的支出却是1.23亿。并且这还是常规开支。在常规开支外，还有大约1.15亿的非常规开支。国库现在不仅没钱，而且还亏空了一亿。
关于宋朝的税收，这里插一句。
宋朝的税收以实物税为主。就拿天禧五年（1021年）的税收构成来说。
虽然总岁入是1.4亿，但这1.4亿，并不是所谓的1.4亿两白银，也不是1.4亿贯铜钱。
而是2653万贯铜钱，加上1899万两棉花，加上2983万石粮食，加上3000万围草，加上1000万斤木炭，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实物税。
至于贵重金属，并不多，只有88万两白银和1.3万两黄金。
再说回来。
听到韩绛报出的数字，神宗惊呆了。
虽然宋朝此前也经常入不敷出，但那是因为战争。现在又没有大的战事，财政的亏空居然比岁入还多。这要是万一碰上什么天灾人祸，朝廷拿什么应对？
越想越觉得可怕的神宗，决定不能再这么混吃等死。
于是，他找来韩琦、司马光、张方平、韩维等大臣，讨论财政问题。
面对皇帝的问询，司马光说道：咱们大宋不是没钱，按年度总收入来算，咱们的岁入高于此前的所有朝代。之所以出现赤字，问题在于乱花钱。所以臣建议，先全面核查国家的各项支出，然后定出来节省的具体部门和具体数字。
听完司马光的见解，神宗很高兴，随即就指派司马光处理核查财政开支的事宜。
要说司马光这个人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之后的几周，他把当下的财政与宋仁宗庆历年间的开支相对比，很快就找出了不合理的开支项目。
不过，就在神宗摩拳擦掌，下令成立设置裁减局，准备让司马光解决财政亏空时，司马光却以自己要编撰《资治通鉴》为由，直接拒绝了任命。
在司马光看来，找出问题不难。难的是解决问题。自己可不愿意蹚这摊浑水。
见司马光不愿意干，神宗也不强求，随即又将当年参与庆历新政的富弼从外地召回，询问如何才能富国强兵。
但富弼回朝后，也给神宗泼了一盆冷水。
他直言现在还不能改革，并劝神宗应当广布恩德，施行恩惠，二十年不提用兵之事。
见富弼态度如此，神宗也不好再说什么。神宗只是感叹，当年志在改革朝政、拓边四方的富彦国，现在为何如此消极。
司马光这个守旧派不配合，富弼这个曾经的改革派也不赞同新政。现在的神宗还能依靠谁来富国强兵呢？
神宗思来想去，想到了王安石。
在起用王安石前，神宗其实不认识他。
但是，由于韩绛与王安石是老熟人，两人是同科进士，一个排第三，一个排第四。
并且，韩绛的弟弟韩维与王安石也是关系很好的朋友。
而韩维又是神宗做王爷时的记室参军，早年每每与神宗聊到一些有独特见解的治国理政方针时，他都会告诉神宗：“这是我的朋友王安石说的”。
所以，虽然神宗不认识王安石，但王安石这个名字，早就印在了他的心里。
1068年四月，神宗召见王安石，为后来的变法做准备。
这个事情被韩琦、富弼、吴奎、唐介、吕诲等宰执大臣知道后，纷纷反对。
富弼等人认为，王安石虽然德才兼备，但他的政治观点偏激，性格固执，只适合作为改革的顾问，而不适宜担任执政。
不过，神宗没有采纳执宰们的建议，他力排众议，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授予其执行变法的权力。
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当年参与庆历新政的官员，此时都要抵制王安石变法？
难道是因为人老了，政治立场也保守了？
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但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的原因，是庆历新政与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在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
庆历新政，范仲淹提出的改革措施，如强调休养生息、轻徭薄赋、澄清吏治等，重点在于人事变革，属于农业社会下的常规改良，并无特别之处，历朝历代的改革都是如此。
这种改革，当然也会得罪很多人，会产生党派斗争。但这种斗争，属于庙堂斗争，仅限于高层，对基层的影响不大。
而王安石变法就不同了，王安石是以类似西汉桑弘羊与民争利的方式解决问题。
比如，政府代替银行向老百姓提供低利率贷款的青苗法。
政府购买服务的募役法。
政府作为物资调节库，保证市场物资均衡的市易法。
政府利用购买和卖出货物，平抑市场物价的均输法。
王安石搞出的这些新法，甚至比桑弘羊当年的手段还要激进。因为后者的本质，依然是农业社会下的政府对地税、户税的调节和掌握，只能说是沾了一点经济的边。而王安石的新法则不同，他是真的在玩经济金融。
而且是在没有今天的央行、统计局、各类投资平台、商业银行的情况下在玩。实在太过于超前了。
曾经网上有句流传很广的话：比别人快一步是天才，快两步是疯子。
王安石在宋朝，显然就是快两步的疯子。
所以，大家不能理解王安石。不仅是身为既得利益者的官员们不能理解，就连老百姓也不能理解。大家只觉得王安石是疯子，心底里自然也就不支持他了。
1069年七月，变法正式开始。
王安石颁行的第一个新法是“均输法”。
这条新法用四个字总结，就是弹性税收。
前面提到了，宋朝的税收以实物税为主，老百姓如果碰上丰年，直接交实物，但如果碰上灾年，就只能拿钱买粮、买棉花、买木炭等实物缴税。
王安石觉得，这种缴税方式是在变相抬高市场物价，太不科学，便搞了个弹性税收。
变法后，老百姓如果实物充沛就交实物。
实物不充沛，可以直接交钱。朝廷收了钱再去购买棉花、丝绢等物资，充入国库。
而朝廷购买，可以全国统筹，哪便宜、哪运费低就去哪征。所以变法后，获益最大的自然是朝廷，老百姓交税时也省了很多麻烦。
当然，这条新法也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如屯居积奇的商户。
因此，均输法推行后，马上就有人写奏折状告王安石，说变法是朝廷与民争利。
不过，由于王安石与神宗早有心理准备。所以神宗并没有理会这些告状奏折。
有神宗在背后的支持，两个月后，王安石又颁行了第二条新法“青苗法”。
这条新法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将政府变为对农民进行贷款的银行。
变法前，农民没钱耕作，只能找地主、商人借高利贷渡过难关。这样一来，农民就难免受到士绅商人的盘剥。
王安石认为，与其如此，不如让官府借钱给农民，收取低息，这样既可以让农民免受高利贷剥削，同时又可以充盈国库，实现国民双赢。
如果说，均输法还只是四个3的小炸弹。
那这条青苗法就是王炸了。
一经推出，马上遭到满朝文武，甚至包括很多老百姓的强烈反对。
那么，为什么就连老百姓也要反对呢？
这是因为，青苗法对于官员而言，重点不是老百姓愿不愿意借贷，而是自己贷出去了多少青苗钱，最后给国库收了多少利息。
假如说，官员们都有责任感，都能坚守青苗法初心，不强制农户贷青苗钱，严格将利息定在二分不增加。
并且最重要的，朝廷也褒奖这类爱护子民，有责任感的官员。
那青苗法自然就是利国利民的善政。
但问题是，青苗法推行期间，大多数官员为了达成指标任务，强制农户贷青苗钱，默许下级官吏私自加息，甚至很多官员自己带头加利息，把老百姓逼得家破人亡。
并且最关键的，朝廷不仅没有惩处此类官员，反而褒扬，主观上助长了青苗法落实过程中的不良工作作风。
于是乎，青苗法就变成了老百姓纷纷反对的恶政。
对于青苗法在推行期间的种种问题，欧阳修就直言不讳地批评：新法导致的问题根本不是所谓的朝廷政策是好的，都怪下面执行错了。而是从源头上就错了！朝廷用青苗钱作为政绩考核官员，谁收少了就是失职，就是弛慢不才。朝廷在背后推波助澜，能把责任推卸为下面的人搞强制吗？
州县之吏亦以表钱不尽为弛慢不才。上下不得不递相督责者，势使之然，各不获巳也。由是言之，理难独责州县抑配矣。——《上神宗论青苗》
韩琦也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利息又高，与“抑兼并，济困乏”的改革本意不符。
并且，朝廷默许官员强迫摊派青苗钱，不仅扰民，还会对朝廷的名誉造成损失！
面对满朝文武的抵制，这一次，神宗有点抗不住了，决定废止青苗法。
王安石见新法仅推行数月，神宗就怂了，心里很失望，便直接辞官，表示不伺候了。
神宗收到王安石的辞表，心想国库现在还亏着一个多亿的账呢，你要是跑了，谁来帮我平账啊？
难道靠指望那帮只会嚷嚷的反改革派？
于是，过了一段时间，神宗又让人把王安石请了回来，并在王安石复职后，对其表示将会坚定支持变法。
反改革派方面，见神宗又起用王安石，一向主张靠节流解决财政危机的司马光立马不干了，他连上五封辞呈，表示要去洛阳修书。这辈子不与王安石来往。（王安石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开源，司马光的解决办法是节流，两人的立场截然相反）
神宗见司马光态度坚决，便放他走了。而司马光这一去，就是整整15年，直到神宗驾崩后才复出，实现自己未竟的反改革大业。
司马光走后，王安石干劲更大了。又陆续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募役法、保甲法、方田均易法等新法。并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将原来的明经、学究等科撤消，并入进士科。
在推行变法的同时，王安石也没有忘了打击反对派，提拔改革派。
诸如如苏轼、苏辙、张载等对变法摇摆不定的人，纷纷被贬到外地。
而鉴定支持变法的人，如吕惠卿，章悙等，则陆陆续续被王安石提拔重用。
至于那些反对变法的守旧派，不出意外地被王安石一一清算。
在王安石看来，自己公忠体国，一心一意为了朝廷，反对自己变法的都是奸臣。
既然都是奸臣，那就一个都不能留！
可是，由于王安石变法的某些政策，确实存在问题，对老百姓并非是善政。
所以，在是否支持变法的问题上，很多正直的官员也加入反改革派阵营，与改革派相互攻击，并最终变成了所谓的新旧党争。
当然，由于有神宗的坚决支持，旧党此时处于弱势地位，王安石一时风光无限好。他不仅有精力推行改革，甚至还有多余精力对割据河湟的唃厮啰政权用兵。
“熙河开边”之前
1073年，与宋朝结盟对付西夏的唃厮啰政权四分五裂。
见形势有变，一个叫王韶的将领（与苏轼同年考取进士，宋朝文人从军的典型代表）对神宗上奏：虽然唃厮啰与咱们的关系很好，但现在他们那边四分五裂，已经难以与西夏抗衡，鉴于现在这个情况，我认为应该主动出击，迫使吐蕃各部归顺，夺取河湟的肥沃土地，从侧翼包围西夏，将之一举灭国。现在如果我们不动，则唃厮啰有可能会被西夏所灭，成为西夏侵攻我朝的前进据点。
王韶提出攻打青唐吐蕃的观点后，很快就得到了神宗和王安石的回应。
王安石认为可行，大宋自立国后，由于对外政策保守，不仅错过了很多次机遇，还养肥了西夏这匹饿狼。现在机会就在眼前，一定不能再错过！
后来，神宗委派王韶出镇秦州，全权负责这场名为“熙河开边”的攻势。
王韶到了前线后，起先只带数骑，通过拜访渭源的吐蕃首领俞龙珂，便说服了十余万吐蕃人向宋朝投降。
后来，王韶陆陆续续招诱了约二十万吐蕃部民投宋，进占河州、渭州，将北宋的国境线向西扩张了几百里。
等到挖墙角挖不动后，王韶又开始强攻，连续挫败吐蕃军，转战五十四日，跋涉一千八百余里，连取洮州、岷州、宕州、叠州，杀敌数千人，缴获牛、羊、马数以万计，招降吐蕃部族三十余万帐。
1074年，面对宋朝的蚕食，身为河湟吐蕃统治者的董毡坐不住了，他与西夏结亲，还派手下青宜结鬼章和冷鸡朴攻打宋朝。
但吐蕃军的反击，无一不被王韶击败。
“熙河开边”
消息传到开封，神宗高兴坏了。自从太宗皇帝驾崩后，大宋对外还从来没有取得过如此大的胜利。
不过，就在神宗还为拓边而高兴时，河南地区爆发了旱灾。
反改革派趁此机会，以“天变”为为借口，联名要求神宗罢免王安石。
一个叫郑侠的小官还绘制了一幅《流民图》，把老百姓的不幸全部归咎于王安石的变法。
北宋《流民图》
面对天灾以及群臣的弹劾，神宗犯难了。
他很想支持王安石，但是现在确实有很多老百姓被新法逼得家破人亡。
为了稳定人心，神宗只好退让，表示可以暂停青苗、免役等18项新法。
不久后，太皇太后曹氏、皇太后高氏一起向神宗哭诉，说不罢免王安石，天下必乱。神宗在巨大压力下，只好同意罢免王安石。
1074年四月，王安石被神宗外放到江宁。
虽然一年后，王安石又复职，但这次回来，改革派内部已经分裂了。变法的推行也不如此前顺利了。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神宗让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是搞钱，次要目的是强兵。现在王安石通过各种手段，已经让国库的货币收入相比宋仁宗末年增加了六成多。
所以对于变法的停滞，神宗也没在意，反正他现在也不需要王安石了。
而就在此时，王韶那边又传来喜讯，董毡在宋军压力下，表示愿意与宋朝联手灭夏。
于是，从1080年开始，神宗便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另两个方面：
一是改革官制，加强皇权；
二是在加强皇权后，整军备战，对西边的西夏用兵。
大宋王朝在历经真宗、仁宗、英宗三代太平天子后，终于要开始对外扩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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