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号周刊#无论是一个国家内部还是全球范围内，平衡经济格局，就是要平衡政治关系，让那些贪得无厌的利益群体受到遏制，让勤奋工作、创造财富的人们受到激励。
（本文原载《人民论坛》2012年第07期）2011年1月30日，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2012年的风险》一文称：“全球经济重新平衡的步伐可能会加快，并不可避免地造成政治紧张。在全球经济面临种种问题的情况下，倘若在未来的12个月里，这些紧张的关系没有开始显现出来，那我们就可以说是很幸运了。”此间也有论者表示，当前经济形势与上世纪30年代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让人联想到两次世界大战都由于当时经济形势恶化、有关国家要向外转移矛盾所诱发的。那么，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是否会引发新的国际战争？
美国学者斯蒂格里茨
人们对维护世界秩序的信心并未消失
在笔者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前都不存在像美国这样军事和经济实力远远超过别国的霸权国家，那时发动世界大战的人多少都有称霸世界的欲望。而现在只有美国有能力发动战争，事实上也只有它在发动局部战争，但美国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发动全局性的世界战争。
对美国来说，经济、科技、军事的核心竞争力无人匹敌，尤其是它以美元霸权所能够得到的利益足以满足它的欲望，基本上不需要通过战争去解决什么问题。它发动局部战争的主要目的也只是维护它所主导的世界秩序而不是要改变它。
美国民众过着世界上最富足的生活，他们应当是世界上最不愿意受到足以改变现状的世界战争干扰的人群。只要你到美国任何一个商店里看一看，从那里充斥着的世界上最好质量、最低价格的商品，就可以了解到这一点。
并且，人们对维护世界秩序的信心并没有消失。在今年冬季达沃斯论坛举行期间，尽管舆论的议题甚至也涉及了资本主义的生死存亡问题，但人们并没有失去希望，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英国《金融时报》“为资本主义会诊”栏目中发表的文章也还是《为资本主义一辩》；而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2012年2月7日在《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则认为，“西方民主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人们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实现对于我们下一代的世界将好过我们这一代的一种承诺。我的观点是，消除这种怀疑的途径不是抛弃资本主义，而是热烈拥抱资本主义。”
美国经济学家格林斯潘
的确，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还在发酵，但并没有迹象显示现行世界秩序已经面临崩溃的危险。很明显，对于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的中国，这是利好消息。
规避政治风险首先要认清风险是什么
问题在于，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重新平衡全球经济格局，同时也需要或者说也就是调整政治关系，因而必然带来政治风险。人们必须弄清政治风险的形成机制，尽可能规避政治风险。
从今年冬季达沃斯论坛期间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讨论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发展，正在让人们重新认识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期待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从根本上变革和改善世界秩序。
在2009年的美国，当纳税人刚刚付出了巨大代价为银行纾困、支撑起了整个金融体系，而大多数人的收入都在减少之际，几个月之后银行却在发放奖金。那些引发危机的金融从业者得到了如此丰厚的回报，这不仅仅是在奖励失败、在破坏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前提，更表明当时的政府所维护的制度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制度。
但是，像希腊这样的政府就是“社会主义”的吗？恐怕也不是。自马克思以后，社会主义被某些人认为就是政府构建健全庞大的福利体系，以便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但欧债危机警告人们，过度庞大的福利体系带来的巨额赤字使其自身不可持续，尤其是使数百万人产生依赖、不再去工作，再也无法解决大多数民众的相对生活水平长期下降的问题，也就已经失去了社会主义应有的性质了。
显然，只有善于维护劳资双方利益平衡，从而保障经济社会良性运行和发展，使最广大社会成员的利益需求都得到满足的政府，才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府。虽然政策和制度都是庞杂的体系，但只有全面系统地考察其基本的持续的利益取向，才能对其政治属性作出实证。但任何具体政策和制度的确立，尤其是对那些只有利于少数人或个别利益集团的政策和制度的矫正和改革，都存在着政治风险。这种风险来自于政权和富裕阶层、中产阶层及贫困阶层之间距离的失衡。
马克思
无论是一个国家内部还是全球范围内，平衡经济格局，就是要平衡政治关系，让那些贪得无厌的利益群体受到遏制，让勤奋工作、创造财富的人们受到激励。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一方面，西方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机理为我国提供了前车之鉴；另一方面，尽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一些政策和制度的缺陷所导致政府“亲资本”的问题，像执法部门的腐败使得一些地方的民众有冤无处申、强势利益集团在财富的掠夺上肆无忌惮、社会底线失守等，都在严重腐蚀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深刻调整这样的利益关系，才能最终化解政治风险，如果因为调整过程具有政治风险而放弃调整则必将累积出更大的政治风险。
西方危机是中国改革良机
随着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让某些国际舆论重新认识中国制度的同时，也使国内一些论者对现行制度的优越性沾沾自喜，以至于出现了遮蔽我国制度缺陷的舆论。事实上，欧美国家发生危机以至于暂时无暇给我国施加更多政治压力的时候，恰恰是我们从容推进改革的良机。
我们必须认识到，推进改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必然逻辑。按照十七大报告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描述，“工业化基本实现”无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中最重要的目标。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主要就是在推动中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直到“工业化基本实现”，旧的物质生产方式完成才能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小康社会”才能在新的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上建成。而工业化基本实现，必将给中国社会带来全面的革命性变革，其中首要和根本的变革将是：
工业社会中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将由占主导地位的工业生产方式所决定、由反映工业生产乃至工业社会运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工业化思维”所规范、所引导、所制约。
工业生产方式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的社会化生产方式，生产社会化必然要求政治生活社会化。如果说新中国以来我国政治生活主要是一种“国家政治生活”的话，那么随着工业化基本实现，将在国家政治中逐步分离出“社会政治”。一方面，公众将更加广泛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同时，公众也越来越需要有组织地参加政治生活，社会政治生活的形式也将越来越丰富多彩。
工业生产是商品生产，工业经济是市场经济，政治生活方式必将以市场运行方式为基础。市场化在经济生活中要求商品公平竞争，反映在政治生活中则是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向公众提供政治产品也应当允许选择和竞争，这才是市场化社会的政治生活方式。
生产社会化必然要求生产过程中各种职能的专业化，在其基础上，政治生活、政权机关也必然出现越来越细致的分工、越来越密切的协作，必然要求各种政治工作专业化。工业社会的政治工作者必须成为精通政治“行业”规律、规则的专业从业者。
总的说来，如果说工业化思维将制约和规定整个社会转型的基本方向的话，那么，我国各方面政治制度都已经面临按照工业化思维来加以改造、重新设计和设置的时代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抓住并且充分利用新的世界大战不会发生、西方国家正在应对自身危机的机遇，积极规划和推进政治体制变革，那么我们就不仅能够赢得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加快发展，更有利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承诺，并且对变革和改善世界秩序、构建和谐世界作出更大贡献。（配图来自网络侵权即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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