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31日晚间，北京城华灯初上，一辆轿车缓缓驶进了中南海西花厅。
周总理携夫人邓颖超提前等候于此，热情宴请了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也是共产党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
席间，三人相谈甚欢，气氛十分融洽。
然而当总理听闻，斯诺此行特意去到无锡，待了三四天后。他微微抬起下巴，神情警觉，目光也瞬间变得凌厉起来。
斯诺与中共有何渊源？他到访无锡一事，为什么让周总理心生警惕呢？
1937年10月，一本名叫《红星照耀中国》的书籍横空出世。
书中详细记录了1936年6月至10月间，一位美国记者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所见所闻。
他站在客观立场，详细介绍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的非凡人格魅力，以及工农红军为民族解放的艰苦斗争、牺牲奉献，还原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由此引发全球轰动。
要知道，自打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于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起，他便开始实施严格的宣传封锁制度。
为了统一大权、一党独尊，蒋介石下令压制各党各派各阶层的政治声音，企图将它们边缘化。针对共产党，国民党方面更是无所不用其极，肆意歪曲抹黑。
受此影响，中国共产党队伍在西方世界，一度被扭曲为了“粗鄙残暴、无恶不作的赤匪”，国际形象一落千丈。直到《红星照耀中国》在海外出版。
毛主席曾经说过：
“共产党是要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知识分子的一支笔堪比三千毛瑟精兵。”
毛主席
足以可见，宣传和舆论的力量有多大。更何况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著名美国记者，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其言论的公信力、影响力之高，不言而喻。
《红星照耀中国》被西方媒体盛赞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式的书籍”，不仅狠狠粉碎了国民党污名化共产党的邪恶计划，还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真正的“红色中国”，意义重大。
而此书的作者，正是埃德加·斯诺。
斯诺于1905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父亲经营着一家印刷厂，母亲则是全职主妇，家庭条件十分富足。得益于此，斯诺享受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和优质教育。
因为从小聪慧好学、成绩优异，父母本希望斯诺长大后继承家业。但或许是长期被各种报纸、宣传册环绕，耳濡目染之下，斯诺对新闻和历史悠久的东方古国产生了浓厚兴趣。
埃德加·斯诺
23岁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他背着父母偷偷来到中国上海，应聘进入《密勒氏评论报》担任助理编辑。之后又相继当过《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和《纽约太阳报》、《每日先驱报》的特约记者。
期间，斯诺踏遍中国的大江南北，结识了鲁迅、宋庆龄等人。他亲眼目睹过内蒙古饿殍遍野、伏尸百万的大饥荒；也在最前线目击到，日本鬼子的铁蹄占领中国东北土地。
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侵略者的猖獗，令他愤慨至极。身为记者的强烈责任感与正义感，促使斯诺源源不断发布了很多报道，努力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手。
也正是在此期间，斯诺加深了对国共两党的了解。
斯诺来中国之前，蒋介石的邪恶诋毁计划已然施行。为此，他起初对共产党多多少少抱有一定误解和成见。
然而多年来在中国多年的亲身见闻、切身感受，却逐渐颠覆了斯诺的认知。
以帮助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为宗旨；打土豪、分田地，让广大农民摆脱压榨剥削；坚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所到之处百姓簇拥，俨然民心所向——这才是斯诺所了解的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与主流报道中描绘的“散兵游勇”、“赤匪”简直天差地别。
反倒是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令斯诺大跌眼镜。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之际，蒋介石居然奉行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非但不战而降，将东三省拱手让给日本人，还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对准共产党。
蒋介石
面对这种惊人的反差，记者的敏锐触觉告诉斯诺，这背后一定隐藏着很大的秘密，他下定决心要亲自到苏区走一遭，弄清真相。
这个计划实施起来十分困难，正如斯诺后来所说：
“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
但万幸的是，斯诺得到了宋庆龄和张学良的大力相助，共产党方面还派来“红色牧师”董健吾保驾护航。
就这样，1936年6月底，穿过国民党严密的军事封锁线，斯诺终于抵达了神秘的陕北苏区。
刚一进入苏区，斯诺就被眼前的和谐景象惊住了。
游击队员在一旁真刀真枪的操练，农民们则在田间从容自如的劳作，大家自觉遵守纪律，没有丝毫战时紧张的氛围。
斯诺在延安
明明经历过数不清的苦难，明明生活条件是肉眼可见的贫困窘迫，苏区内的每一个人却都显得乐观昂扬、生机勃勃。
不仅如此，无论是毛主席夫妇，还是其他中共领袖，大家都住在空无一物的简陋窑洞里，寥寥几件布衣，稀粥配馒头，没有受到任何特殊待遇。这是斯诺在其他任何地方从未见识过的“平等”。
斯诺在陕北苏区待了4个月，期间他来去自如，与毛泽东等人进行了深入了解，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深受震撼之下，他得出了公正的结论：
“我与红军相处的4个多月里，见到了最淳朴、最幸福的中国人，感受到了自信和希望，中国在这种危急时刻终于找到了民族的灵魂。”
就这样，《红星照耀中国》面世了。斯诺用自己的力量，打破了国民党的邪恶封锁，激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与支持。
斯诺与毛主席
自此以后，斯诺也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革命者，竭尽全力与共产党并肩战斗。
他加入了北平的欧美人士援华社会团体，将自己的寓所作为避难所，积极掩护遭到日军捕杀的抗日爱国者，设法帮助他们逃离北平。同时积极筹措资金，帮助抗日游击队购买生活物资、武器装备。
哪怕1941年因工作调动回到美国，斯诺仍然一直坚持为中国发声，直言：
“真理、公正和正义属于中国人民的事业”。
而对于斯诺的正义相助，中国人民自然铭记于心。2009年斯诺就与鲁迅、董存瑞等人一起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在与共产党来往的过程当中，斯诺还与周恩来结下了不解之缘。
事实上，当初斯诺来到陕北苏区，见到的第一位中共领导人就是周恩来。
周总理
在斯诺的眼中，周恩来头脑冷静、深思熟虑、谈吐温文尔雅，他拥有领袖与生俱来的自信和气场，又隐约带着点热情而羞怯的孩子气。
仅仅一面，斯诺就被周恩来强大的人格魅力深深折服；与此同时，斯诺的公正可靠、友好谦和，也令周恩来颇为欣赏。一来二去，两人越发投缘，逐渐建立起深厚的友情。
甚至于七七事变爆发后，斯诺还营救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
邓颖超
彼时邓颖超因工作紧张、积劳成疾，肺结核病复发，被组织秘密送到北平西山福寿岭平民疗养院休养。
不料病还未痊愈，1937年7月29日北平就沦陷了。日本鬼子闯入城中杀烧掳掠、疯狂屠戮，血腥镇压爱国民众。邓颖超身份特殊，倘若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危急关头，邓颖超找到斯诺求助。
斯诺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将邓颖超装扮成自己的保姆，亲自陪同搭乘火车，平安离开北京。
随后，斯诺又找上了值得信赖的好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其护送之下，邓颖超辗转天津、烟台、济南多地，最终安全回到延安。
显而易见，于公，斯诺作为第一个向世界介绍红色中国的西方记者，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贡献；于私，斯诺与周恩来相识多年，还称得上有救命之恩。
埃德加·斯诺
那么为什么1964年斯诺重返中国，仅因为去了无锡，竟就遭到周恩来的怀疑与警惕呢？
关于这个问题，还得从周恩来一手建立中央特科讲起。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力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据统计，短短半年时间过去，原本近6万名的中共党团员队伍，便锐减至了六分之一。
在此堪称存亡关头的背景下，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议成立中央特科，并亲自领导负责。
周总理
中央特科正式成立于1927年11月14日，是我党第一个专门情报保卫机构，下辖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交通科四个科室。
武装保卫党中央和中央领导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镇压叛徒，建立秘密电台，收集情报，攻击敌人侦探机关等等。这些至关重要的任务，通通都在中央特科的职责范围之内。
借用《北京日报》的一段评价：中央特科就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党的卫士，是一把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也是一座固若金汤的“红色堡垒”。
中央特科存在的8年间，周恩来对其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仅制定了一整套政策和原则，还亲自考察、选拔、培训了大量隐蔽战线战士。
周总理
如此至关重要的责任沉甸甸压在肩膀上，年复一年。敏锐，细致入微，居安思危，时刻保持警觉，这些早已成为了周恩来的本能。
况且建国后，周恩来又出任了第一任外交部长，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开荒拓土”。面对那群虎视眈眈的豺狼虎豹，他必须时刻打起十二分精神，不能有丝毫松懈与马虎。
哪怕对方是友善的老朋友斯诺，也不能例外。一来，阔别多年，谁也无法保证会不会物是人非。二来，当时的国际局势实在敏感又特殊。
1964年1月27日，法国戴高乐将军不顾美国霸权施压，宣布与中国正式建交，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
同年10月16日，继“炸破冷战坚冰的外交核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再一次震惊世界。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中国用实力说话，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中国愈加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眼中钉。
其实早在1963年，出于对中国核计划的忧虑，美国肯尼迪政府就策划起了摧毁中国核设施的邪恶计划。
包括利用潜伏在中国的间谍进行秘密地面袭击在内，美国不仅一连制定了4种详细的打击方案，
美国方面将该议题搬到三军高级将领会议上仔细商讨，不仅一连制定了4种详细的打击方案，还曾向赫鲁晓夫提议，希望美苏联合采取军事行动，把中国核武器摧毁在襁褓中。
毫不夸张的说，若不是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突然遇刺身亡，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会否遭到袭击，真的不好说。
总之，在如此敏感的背景之下，对于突然访华的美国人，中国方面肯定得提高警惕，以防万一。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谈不上监视，但自1964年10月18日抵达中国起，斯诺的大体行踪动向就被关注着。
10多天的时间里，斯诺先后去了上海、南京和无锡。
其中无锡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要知道，无锡当时可设有不少重要军工厂，且知名度与上海、南京相去甚远。
这结合来看，很难让人不怀疑，斯诺或许醉翁之意不在酒，可能是冲着探听中国军事工业情报来的。
于是乎10月31日会面这天，周恩来有意无意的提及了无锡。
对此，斯诺没有半分迟疑，自然的回答道：
“我在那里待了三四天，看了一些资料手册，还去了几个工厂，还去了血吸虫防治所”。
周总理和斯诺
斯诺镇定自若又轻松随性的态度，让周恩来确定了他的真诚，随即放下戒备，与他闲聊叙旧、谈天说地。
斯诺也袒露了真正来意。原来他正在法国《新直言》周刊担任记者，此行一是想念老朋友，二则希望从周恩来这位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者兼组织者手中，获取一些有关中国原子弹的报道资料。
对此，周恩来亲切的笑了笑，耐心向斯诺介绍起可以公开发表的内容。临分别时，他还特意送上了原子弹爆炸的12幅珍贵照片作为礼物。
就像过去为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正名一般，这一次斯诺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原子弹，和新晋有核国家的强大实力。
谨以此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斯诺致敬。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