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研读：契丹南下骑兵的战术技艺及其发展过程——战术，顾名思义就是战斗的技术。受“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生活方式的影响，传统的游牧军队以骑兵为主，其最为常见的战术是骑射与冲击。除以具体战斗技艺为主的战术外，在一场战役中，军队所采用的军事谋略，如伏击、包抄、突袭等等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亦称为战术。
太祖时期契丹骑兵南下的战术主要以传统的战斗技艺——骑射、冲击为主，运用军队的战术表现并不佳。神册二年（917），在卢文进的诱导下，太祖首次南下进攻幽州城。晋王为救幽州以李嗣源、阎宝、李存审为将率步骑七万于易州（今河北易县）北上，并命李嗣源为先锋率军三千先行。
李嗣源军队在行军过程中“至山口，契丹以万余骑遮其前，嗣源以百余骑先进，免胄扬鞭，因跃马奋檛，三入其陈，斩契丹酋长一人。后军齐进，契丹兵却，晋兵始得出。”从“后军齐进，契丹兵却，晋兵始得出”可知，契丹骑兵选择了与李嗣源同样的冲击战术，并将李嗣源包围。
尽管后军的增援暂解李嗣源被围，但兵力的悬殊让李存审决定“命步兵伐木为鹿角，人持一枝，止则成寨。契丹骑环寨而过，寨中发万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马死伤塞路。”
李存审命伐木为鹿角，是中原王朝传统的列阵作战之法，其目的是为了防御骑兵的冲击。当晋军列阵后，契丹骑兵环骑而过，定然是对晋王军队发动骑射，然遇到具有更大杀伤力的弩时，契丹骑兵的传统战术就难以奏效。
神册六年（921），太祖应张文礼之请再次率兵南下，在契丹前锋万余骑到达新城（今河北新城）北时，遭遇了晋王所率的五千骑兵。《旧五代史》载契丹骑兵未战先溃，“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万余骑见之，惊走。晋王分军为二逐之，行数十里，获契丹主之子。时沙河桥狭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众。”此处记载有夸张之嫌。
此战之前，未见有契丹遇敌便走的记录，且在此战之后亦有晋王“以亲军千骑先进，遇奚酋秃馁五千骑，为其所围”之事，可见此处“惊走”并非契丹避战，应是契丹骑兵的骑射战术。从“半出桑林”可知，在地形上此处应是一片森林，并不利于骑兵冲击战术的发挥，契丹骑兵在遭遇晋王军队时，应是采取了骑射战术，边战边退，意图将晋王引至宜战之地，这一策略在太宗南下时亦有所见。
然契丹骑兵在退至沙河之际，未能先做好战场侦察，在渡河时没能选择可行之道，遭受溺水之祸。三天后晋王再以“以亲军千骑先进”，若新城一战契丹先溃，为何晋王的五千铁骑变为“千骑”先行，此亦说明此前的战事晋王亦遭受了损失，这更加证明所谓的契丹先溃，应是骑射战术的展开。当晋王率领千骑先至望都后，为奚王秃馁五千骑所围。
“晋王力战，出入数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闻之，引三百骑横击之，虏退，王乃得出。因纵兵奋击，契丹大败，逐北至易州。”显然奚王采取了冲击战术，将晋王包围，但五千契丹骑兵却与千余沙陀骑兵陷入持久战，若不计勇气，恐怕更多的是武器装备上的差距所致。最后沙陀骑兵用横击战术大败契丹，所谓横击就是侧面突击，可见契丹骑兵在作战之时亦不关注其侧翼安危，战阵漏洞颇多，此战后太祖再未南下。
通过以上战例可见，受制于传统战术思维的影响，太祖在南下作战过程中对契丹骑兵的运用，主要是骑兵传统战术上的进退，缺乏战场环境变化下的战术革新。另外对中原地理上的陌生，使太祖时期南下作战的骑兵未能采用包抄、横击等骑兵战术，也难以见到契丹骑兵在南下作战中关注自己的后方或是侧翼安全。
显然契丹南下骑兵战术仍处于传统草原阶段，未能因势而变，这亦是导致了太祖时期南下军事制衡目的未能较早达到的原因之一。到太宗时期，契丹南下骑兵战术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太祖神册二年（917）南下时就已遭遇过中原军阵，彼时契丹军队战斗经验不足，采取环寨骑射的战术，受到了晋王军队强弩的攻击。
张敬达应是据此经验，在太宗到来以后，主动列阵以待。然太宗吸收了太祖时期作战教训，并未环寨骑射，而是利用方阵的弱点，遣赢兵进攻，佯装失败将后唐军队引出军阵，并以水为界通过伏兵切断后唐步兵与骑兵的联系。当后唐步兵脱离军阵且失去了骑兵的掩护，就如待宰羔羊，在契丹骑兵的冲击下，“死者近万人”。
从战术角度而言，此战中太宗不仅吸取了太祖时期战败教训，更总结自身战术特点。在明知沙陀骑兵不可敌的情况下，将后唐步兵作为进攻目标，并能及时掌握战场环境，采用伏击的方式切断后唐步骑联系，进而发挥契丹骑兵的战术优势，这不得不说太宗在骑兵运用的战术思维上，较其父更进一步，但这仍是在契丹骑兵传统战术上的调整。
随着南下的不断深入，契丹军队作战经验得到极大丰富，以及获得燕云十六州后大量汉军的加入，契丹骑兵开始充分吸取中原军队的战术经验，骑兵战术逐渐摆脱了草原传统阶段，开始朝着中原化方向发展。首先是骑兵突阵战术的使用。
会同七年（944），因后晋出帝背德违盟，太宗再次南下。在到达魏州（今河北大名）后，太宗初战试图以伏兵取胜。“契丹伪弃元城去，伏精骑于古顿丘城，以俟晋军与恒、定之兵合而击之。”但因大雨后晋放弃了追击，致太宗伏击失败，之后太宗决定直取黄河。然而后晋提前“将兵十余万陈于澶州城北，东西横掩城之两隅，登城望之，不见其际。”列阵以待。
面对后晋的军阵，太宗采取了不同于此前诱敌离阵的战术，而是先以“劲骑突其中军”，这一战术被称为“突阵”或“陷阵”。
所谓“突阵”就是凭个人、集体在胆量上技巧上的特殊优势，压倒对方的某一部分兵力，打开敌军阵营的缺口，让己方军队从缺口进入敌阵，将敌人分割，从而导致敌军大败。这种陷阵之法是中原军队的传统战术，且以骑兵作为战术实施的主要对象。显然太宗在获燕云十六州后，受到了此种中原战术的影响。
然太宗的突阵并未取得成功，毕竟太宗所突阵的中军亦是后晋的精锐，且此时晋出帝亲自“出陈以待之”，这无疑鼓舞了后晋中军的战斗意志。突阵失败后，太宗试图取太祖“环寨而过”的骑射战术，“以精骑左右略陈”但遭到了同样的打击，“晋军不动，万弩齐发，飞矢蔽地，契丹稍却”，传统的骑射战术，对中原军阵并无作用，这使战局一度陷入僵局。
未几“会有谍者言晋军东面数少，沿河城栅不固”，指出后晋军阵东面存在防御薄弱之处，于是太宗“乃急击其东偏，众皆奔溃。”这仍是中原传统的“陷阵”战术的体现，不过将传统的正面突阵，转向利用骑兵的机动性，从侧面或防御薄弱面进行突阵。
此次突阵的成功大致确定了此后契丹骑兵应对中原军阵的战术选择。如会同九年（946）中渡桥之战中，为攻破后晋军阵耶律沤里思曾“介马突阵，余军继之。”
值得一提的是，太宗时期虽确立了面对中原军阵时的突阵战术，但仍有战术误判，被后晋以军阵大败的案例。会同八年（945），太宗再次南下，在泰州击败李守贞后，后晋军“结阵而南，至白团卫村，埋鹿角为行寨”，“复以步卒为方阵来拒。”
然此战太宗并未命骑兵寻其薄弱处突阵，反“命铁鹞四面下马，拔鹿角而入，奋短兵以击晋军，又顺风纵火扬尘以助其势。”最终酿成大败。王曾瑜认为，契丹之败是因契丹骑兵一旦短兵相接，便丧失了优势。契丹骑兵下马步战似成为了契丹战败的主要原因，然此说有待商榷。实际上游牧骑兵下马步战，并非太宗心血来潮，而是游牧民族长期的一种战术选择。
早在后突厥汗国时期，突厥阙特勤在率军与相王李旦作战时，就曾下马步战且取得大胜。在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中，亦有突厥系民族在战斗中下马步战的记载。而13世纪宋人彭大雅就曾见过，蒙古骑兵根据战场形势而弃马步战的情况。
由此，草原骑兵下马步战，是根据战场形势的需要所做的战术选择，是草原骑兵的战术传统，并不能证明契丹骑兵有短兵相接的劣势。另从当时的战场环境来看，契丹骑兵下马步战的举动十分合理。《吴子兵法·治兵第三》言“将战之时，审候风所从来，风顺致呼而从之，风逆坚陈以待之。”
契丹骑兵在包围后晋军后，正处于上风向，其顺风纵火已危及晋军存亡。彼时后晋“军士皆愤怒，大呼曰：'都招讨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诸将请出战”，但因风向不利“杜威曰：'俟风稍缓，徐观可否。’”
在这一优势下，契丹军队定然乘势而进，但因鹿角限制了骑兵冲锋，根据战场的形势契丹骑兵下马短兵而进并无不妥，且在实际的战斗中，亦并未见步战的契丹骑兵在战斗中被后晋步兵击垮。契丹之所以战败，完全是因为契丹骑兵短兵奋击之时，忽略了侧翼安全。当契丹骑兵在步战中冲入军阵之时，符彦卿等人“引精骑出西门击之，行寨之西门也”，绕到契丹后方，而“风从东北来，出西门接战，亦顺风势也。”
总的来说，此刻契丹军队从顺风变成了逆风，又“铁鹞既下马，苍皇不能复上”，契丹亦无兵种优势，战场局势在瞬间转换。符彦卿等趁机“拥万余骑横击契丹，呼声动天地，契丹大败而走，势如崩山。”可见白团卫村的战败并非契丹骑兵战力或战术问题，完全是因为忽视了侧翼安全，致后晋有机可乘，此战后再未见契丹骑兵下马攻阵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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