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立后，新罗极力结好唐朝，双方关系十分融洽。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十月，新罗向唐朝“遣使朝贡”，武德七年春正月，唐高祖封“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
新罗经常派使臣入唐朝贡，与唐朝的交往十分密切。经过隋炀帝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征伐，高句丽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但与新罗相比，高句丽依然占有优势地位。
特别是高句丽与百济结成军事联盟以后，新罗的处境更加艰难。因此，新罗只能依靠唐朝与高句丽抗衡。
唐朝时期，高句丽与新罗之间的战争，基本上都是由高句丽主动挑起的。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高句丽荣留王九年），高句丽出兵截断了新罗入唐朝贡的通道，新罗被迫派使臣向唐朝诉告，最后由唐朝出面进行了调解。
贞观十一年，（公元38年，高句丽荣留王二十一年）冬十月，高句丽出兵攻打新罗北部边境七重城，新罗将军阏川率军迎战，在城外打败了高句丽军队。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高句丽宝藏王一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兵，再次阻断了新罗入唐朝贡的通道，新罗再次派使臣向唐朝求助。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高句丽宝藏王二年），高句丽为夺回隋朝时期被新罗侵占的土地，莫离支泉盖苏文率军队袭击新罗，攻破新罗两座城邑。
永微六年（公元655年，高句丽宝藏王十四年）正月，高句丽与百济、靺鞨联兵进攻新罗，攻占新罗三十三座城邑。
在高句丽与新罗的战争中，新罗一直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由于双方力量相差悬殊，新罗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在文献的记载中，新罗主动进攻高句丽的次数非常少，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高句丽荣留王十二年），新罗将军金庚信率兵进攻高句丽，攻破了高句丽东部边境城邑——娘臂城，这是我们在文献的记载中所能见到新罗主动进攻高句丽的唯一记录。
面对高句丽与百济的联合进攻，新罗国王一再请求唐朝予以援助。对于唐朝来说，新罗虽然力量弱小，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特殊，可以对高句丽形成有力的牵制。
因此，唐朝与新罗结成军事联盟，共同对付高句丽。
在这种情况下，新罗逐步扭转了与高句丽战争中的不利局面，保全了自己的国家。出于对唐朝的感激，新罗积极配合唐军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高句丽宝藏王二年)，唐太宗率军攻打高句丽，命新罗国王调集军队接应唐军。新罗国王派大臣率兵五万，攻入高句丽南部边境地区，攻陷了高句丽军事重镇——水口城。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高句丽宝藏王十九年）三月，唐高宗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新罗国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兵分两路，对百济形成合击之势。
在唐朝与新罗军队的联合打击下，百济义慈王及太子隆向唐军投降，百济灭亡。
然而，在唐朝和新罗联军的打击下，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高句丽灭亡，借助唐朝的力量，新罗成为朝鲜半岛三国中唯一的赢家，新罗与高句丽的关系也一劳永逸地得到了彻底解决。
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即唐朝灭亡高句丽的第二年，新罗就开始与唐朝爆发战争。
关于唐朝新罗战争爆发的原因，中韩史书记载存在差异。
《新唐书》卷二二○载：新罗“纳高丽叛众，略百济地守之”，故唐朝兴师问罪，没有提及此前双方间的对峙及战和关系。
《三国史记》卷七涉及唐朝新罗双方具体的争执，以及摩擦升级直接诱发的冲突事件。
韩国学者闵德植认为：
首先，新罗“纳高丽叛众，略百济地守之”的原因，是唐朝在白江口战后，任命百济太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并直接促成新罗与百济熊津都督府间的两次会盟，进而树立百济熊津都督府牵制新罗，以免高句丽灭亡之后朝鲜半岛新威胁的出现；指出这是唐朝一贯实施的“以夷制夷”策略在朝鲜半岛的体现。
而新罗并不热心与熊津都督府间的会盟，而且害怕已经灭亡的累世冤仇百济重新崛起，给予孙后代遗留后患，这样就出现攻略蚕食百济故地。
而支援高句丽叛众，特别是将高句丽遗民安置于原百济三京之一——金马渚，目的是利用这股势力，牵制熊津都督府向南发展。
其次，从新罗的立场看，《三国史记》卷五中提到所谓的“唐罗密约”，认为百济、高句丽灭亡之后，唐朝没有兑现密约中的承诺。
同时，在平定百济、高句丽势力过程中，新罗不遗余力的支援唐朝，不仅没有获得应有的补偿，而且还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即“两国未定平，蒙指踪之驱驰。野兽今尽，反见烹宰之侵逼；贼残百济，反蒙雍齿之赏，徇汉新杂，已见丁公之诛”。
另外，爆发冲突的间接原因，新罗与百济累代不和，以及熊津都督府策反新罗官吏，导致新罗上下人心惶惶等等。
其实，尽管中、韩史书中对这场战争有过，这样那样的记载，现代学者也从不同的侧面探讨此一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但如果将此事件放在当时东亚历史的大场景中考察，透过表面现象，探索本质的东西，唐朝新罗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
是在当时唐朝新罗宗藩关系下，作为实质上盟友关系的唐朝与新罗，在共同的敌人百济、高句丽灭亡之后，对朝鲜半岛未来走向处置方式的不同而导致的一场冲突。
就是说，唐朝按照自己对周边地域民族国家采取的固有的羁縻府州体制，在百济故地设立熊津州等五大都督府，在高句丽都城平壤建立安东都护府，而且也将新罗纳入这种体制之内，设立了鸡林州大都督府，这是唐朝当时处理周边关系惯性使然。
然而，新罗在百济、高句丽灭亡之后，一举成为朝鲜半岛唯一政权，新罗王臣们则希望在唐罗藩属体制下，获得独立支配朝鲜半岛未来走向的权利。
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唐朝灭高句丽的第六年，是唐朝新罗战争期间关键的一年。
这年正月，唐朝廷发布诏令任命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发兵征伐新罗。然而，直到次年二月，刘仁轨在七重城战中三战三捷，取得重要的胜利。
《资治通鉴》卷二〇二记载：
上元元年春正月，以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卫尉卿李弼、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副之，发兵讨新罗。时新罗王法敏既纳高丽叛众，又据百济故地，使人守之。上大怒，诏削法敏官爵，其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临海郡公仁问在京师，立以为新罗王，使归国。
按照一般的情况，诏书发布之后，刘仁轨、李弼、李谨行等人就应该率领军队，即刻动身开往朝鲜半岛，完成使命。
但是，从现存《旧唐书》等书记载看，整个上元元年，再没有发现有关刘仁轨出兵征伐新罗的任何记载。
恰恰相反，有史料可以证明刘仁轨接受诏命之后并未即刻出兵，而是在当年后半期挥戈东进的。
首先，刘仁轨率兵在新罗出现要等到第二年二月，如果前一年二月就出兵的话，不可能就此一点动静都没有。
试想唐朝皇帝如此高调下诏组建征伐大总管行营，但随后就销声匿迹，这确实有点耐人寻味。
如何解释这一点？
有学者认为刘仁轨“的任命只是给朝鲜派去一位新统帅，让他基本依靠现有武装作战，则此役的规模仍然是有限的，不过是要遏制新罗的攻势能了，其余的措施乃虚声恫吓”，“到前线后，慎重组织部署，直到翌年春发起攻势”。
就是说，刘仁轨并未带多少人马，只是依仗已经在朝鲜半岛的李谨行、高侃的军队；在近一年的时间内，刘仁轨在朝鲜所做的工作就是悄无声息的调查研究。不过，如果没有强大的兵力作为后盾，也很难达到“虚声恫吓”的效果。
在当时情况下，如此洒脱从长计议有点解释不通。
显然，这种推论似存在一定的问题。而实际情况就是刘仁轨因为组建征伐军的需要，以及现在难以明了的一些事情，致使唐朝征伐军到该年后半期得以动身。
同时，作为副大总管的李弼（李勣之弟），在该年九月唐高宗举办的宴会上竟非正常死亡，如果唐朝征伐军已经出动到达朝鲜半岛，李弼其人不可能还身在长安，如此悠闲自在地参加大酺宴会。
如上所述，唐朝在任命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的同时，任命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为副大总管，奉命出征新罗。
事实上，据《三国史记》卷七记载，早在咸亨三年七月，李谨行已率兵三万，驻屯于平壤周边地区，并与新罗军队激战。
这次唐军与新罗及高句丽遗民联军作战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韩始城、马邑城战斗，唐军获胜；
第二阶段为白水城战斗，新罗、高句丽联军获胜，唐军退兵，损失数千人；
第三阶段为石门战斗，唐军稳住阵脚，新罗、高句丽联军败绩，损兵折将，并直接迫使新罗王遣使唐京师长安请罪。
另外，史料中没有提及李谨行所率军队，但很明显，唐军的主力就是李谨行率领的靺鞨军团。
战斗的结果不仅给新罗造成一定的创伤，而且从声威和战略态势上也给新罗形成压迫，致使新罗王在吞食失败苦果之后，不得不遣使朝贡请罪。
新罗遣使谢罪的原因，通过史料可以看出，唐朝在正面战场取得胜利的同时，还在山东沿海一带屯兵待发，某种程度上给新罗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加之这一年新罗年景不好，是所谓“谷贵人饥”，进而促使新罗王廷采取虚与委蛇策略，第二次向唐朝遣派使节谢罪，以便缓和唐军的进攻，赢得喘息的机会，重整旗鼓获得实际利益。
如上所述，上元元年唐朝发布征伐新罗诏令，但由于其他原因，其中曾有停顿，直到当年后半期唐朝出兵。
而此期间李谨行的行迹史料缺乏明确的记载，但有迹象证明李谨行仍然奋战在朝鲜半岛，唐高宗任命他为鸡林道副大总管当时，李谨行就在当地。
上元二年(675)二月，刘仁轨率领的唐军在七重城取得重大胜利，但随即率兵返回。
与此同时，唐高宗“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新罗之买肖城以经略之”，全权负责朝鲜半岛事务。
此后，由于吐蕃势力东侵，唐西北边境受到直接威胁，唐政府被迫抽调远在朝鲜半岛的唐军回援，李谨行所领以靺鞨人为主的唐军即在勅令之列。
在此状况下，驻屯买肖城唐军的战略大转移势在必行。可能是撤退勅令的紧迫，一些不必要的物资及不堪远行的战马不可避免地被遗弃。
此后，新罗与唐军断后部队发生战斗，这应该就是买肖城战斗的主要内容。
随后，唐朝与新罗的战争，以唐朝因吐蕃入侵，急调驻新罗军队，撤出朝鲜半岛而终结。
新罗所追求的领土目标是“平壤以南，百济故地”，但唐朝在灭百济、高句丽后设置都督府、都护府进行统治，而且此前在新罗也设置鸡林大都督府，其目标是把整个半岛置于其羁縻统治体系之下。
但唐朝与新罗战争的结局是唐朝将在朝鲜半岛的最高统治机构安东都护府撤到辽东，而高句丽南境和百济故地遂为新罗所有，从而粉碎了唐朝对朝鲜半岛的统治构想。
因此，新罗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而唐朝更多的是为新罗做了嫁衣裳。进而形成，唐朝放弃了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为灭高句丽而苦心经营多年的成果。
新罗成为了这场战争的最大赢家，不仅依靠唐朝的力量先后灭宿敌百济、高句丽，最终还将唐朝势力排挤出朝鲜半岛，基本实现了对半岛的统一，不仅以崭新的国家形象出现在东北亚历史舞台，也改变了东北亚政治力量的分布格局。
但新罗并未因此脱离唐朝构筑的天下秩序，唐罗战争之后不久，双方重新确立宗藩关系，并成为唐朝与周边民族国家宗藩友好关系的典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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