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源：蔡青清，严铸云．外来中药资源在中医药中的发展分析 [J]. 中草药, 2023, 54(16):5442-5450.
中药指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认识和使用的药物[1]，中医药界在发现和利用本土药物的同时，也将部分外来药物、香料、染料和食品等消化吸收入中医药体系。这部分中药常被称为外来中药[2]、外来药物或外来药。不同历史时期外来中药有着不同称谓，常见的有“香药”“胡药”“海药”“回回药”“番药”等，药物命名上常用海、胡、番、西等字作药名的首字。例如，以气味芳香而命名的“香药”；从中原王朝北方边境进口的“胡药”；随海上贸易的发展从海岸进口的“海药”。
中医药的发展是在同其它国家的医药交流中完成的。中医药对其他国家医药知识的吸收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王充著的《论衡·儒增篇》记载商周时期（公元前1000多年）有“周时天下太平，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的记载。鬯草是日本用以酿造香酒，祭祀天地以求吉祥的药草[3]；《后汉书》记载：“天竺国，一名身毒……出象、犀、玳瑁……和帝时数遣使贡献[4]。”《册府元龟》记载：“汉平帝二年，日南之黄友国来献犀牛[5]。”
由于中医药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其它国家的医药知识，所以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收录了薏苡仁、菌桂、葡萄、胡麻、犀角、戎盐”等外来药物。至五代十国时期则进一步出现了专门收载当时外来药物的药学专著《海药本草》[6]。这表明中华民族在根据中国文化创造具有自我特色的中医体系时不断将其他体系的医药学知识吸收入中医药体系。历代对外的科技文化交流和国际贸易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更多香料、食物、染料和药物，这对于改进中华民族饮食结构和促进中医药的发展至关重要。
外来药的最早定义见于1980年中药学家凌一揆的《历代外来药考》。外来中药指中国疆土以外输入或由域外引种入中国境内的中药[7]。外来药的纳入标准包含以下3条:（1）只产域外，全靠输入者，如乳香、没药、安息香、苏和香等；（2）域外产、域内亦产，由域外输入者，如高丽参、东阳参、西洋参等；（3）先为域外产，后引种入域内者，如白豆蔻、胡椒、金鸡纳、薏苡仁等。孙晓燕[8]、谭晓蕾[9]、肖林榕[10]、吴孟华[11]、张建军[12]、肖雄[13]等在研究外来中药物时，基本遵从该定义与纳入标准。
由于中国各朝代中原王朝版图范围存在变化，因此本课题组将最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以外输入并逐步被中医药界用以治疗疾病的物质作为外来中药的研究对象，这些物质包括从外输入的药物、香料、染料、花卉和食物等及其繁殖材料。现有外来中药整理或发展方向探讨文章情况为期刊类论文29篇，学位论文8篇，有关书籍5本[7-46]。这些研究工作多以某一经典本草或某一朝代为研究中心展开，缺乏对外来中药基本总名录的整理和临床应用信息的分析，更缺乏外来中药在临床应用方面形成原因的探讨。
故本研究以传承至今的外来中药为研究对象，系统整理外来中药的品种状况、引入时间、引入途径以及临床意义；探讨了在当今全球资源共享和科技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中医药走向世界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发展战略下，中医药如何以开放的姿态和容纳消化之功进行新时代的发展和完善。
中药的历代成就大都保留在历代本草文献中，而《中华本草》是集21世纪前中药研究的大成作，它总结和记载了2000多年来中药学的研究成果[47]。本研究以《中华本草》中收录的8980味中药作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分析，首先根据首次收载该药的医药学文献确定是否是外来中药，然后依据许光耀等[48]中国归化植物研究、中国外来入侵物种信息系统（http://www.iplant. cn/ias/ protlist）和CNKI数据库检索中国外来种信息确定是否是外来物种。结合The Plant List数据库（http://www. theplantlist.org）、中国植物志数据库（http://www. iplant. cn/frps）和中国动物主题数据库（
http://www.zoology.csdb.cn/）等确定外来中药的基源。
利用许光耀等[48]中国归化植物研究的相关附表数据、《中国外来植物》[49]和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植物引种与保育数据库（http://sdb.xtbg.ac.cn）确定物种引入途径、引入时间和原产地，中国未成功引种的物种信息来自期刊文献资料；外来中药的四气、五味、功效和主治信息来自《中华本草》。然后建立外来中药资源信息数据库，主要包括中药基原的拉丁学名、中药名、药用部位、原产地、生活生长习性、引入时间、引入途径、入药时间、四气、五味、功效、主治等。最后参考《中华本草》中“主产与分布”和“产销与分布”两栏数据以及中药材天地网（https://www.zyctd.com/）数据库中中药的“品种特点”对这747味外来中药的本土化情况进行了调查与分析。本文采用LibreOffice进行统计分析作图。
21世纪前，中医药界共使用了747味外来中药，其中植物药741味，动物药4味，矿物药2味。植物药来源于96科316属472种（包括亚种，变种和杂交种）。
植物药主要分布在豆科（Fabaceae，62种）、菊科（Asteraceae，52种）、大戟科（Euphorbiaceae，23种）、茄科（Solanaceae，21种）、苋科（Amaranthaceae，20种）、锦葵科（Malvaceae，17种）、唇形科（Lamiaceae，14种）、桃金娘科（Myrtaceae，14种）、十字花科（Brassicaceae，13种）和百合科（Liliaceae，11种），占植物药总数的49.8%；
主要分布在大戟属Euphorbia C. A. Mey. ex Ledeb.（14种）、茄属Solanum L.（9种）、鸢尾属Ipomoea L.（8种）、决明属Senna L.（8种）、苋属Amaranthus L.（6种）、桉属Eucalyptus L.（6种）、向日葵属Helianthus L.（5种）、鬼针草属BidensL.（5种）、莎草属Cyperus L.（5种）、飞蓬属ErigeronL.（5种）、月见草属Oenothera L.（5种）、仙人掌属Opuntia Mill.（5种）、蒲桃属Syzygium Gaertn.（5种）、婆婆纳属Veronica L.（5种）、芦荟属Aloe L.（5种），占植物药总数的18.6%。
动物药来源于4科4属4个物种，分别是红珊瑚科动物红珊瑚Corallium rubrum L.的骨骼，鸭科动物廓麝鸭Cairina moschata L.的肉，牛科动物印度山羊Capra aegagrus hircus L.的盲肠结石，河狸科动物加拿大河狸Castor canadensis Kuhe.的香囊分泌物。矿物2种，分别是来源于氧化物类石英族矿物的玛瑙，以及氧化物类金红石族矿物的软锰矿。
本文借鉴《中药鉴定学》的分类体系对植物类外来中药的药用部位进行统计[50]。虽然大多味中药的药用部位只有一个，但部分有多个药用部位。因此药用部位的频次与中药味数并非一一对应。本研究中植物类外来中药药用部位的比例为植物药中含有该药用部位的中药味数与植物类外来中药总味数的比值。结果表明，在741味植物药中，药用部位的分布情况如下：果实及种子类188味（25.37%）、地上部分或全草类159味（占21.46%）、根及根茎类154味（占20.78%）、叶类144味（占19.43%）、花类76味（占10.26%）、茎木类43味（占5.80%）、皮类41味（占5.53%）、加工品类21味（占2.83%）、树脂类13味（占1.75%）、其他类11味（占1.48%）、虫瘿类2味（占0.27%、没食子和仙桃草）、藻菌地衣类1味（占0.13%、巨藻）。
外来中药的741味植物药来源于96科316属471种高等植物和1种低等植物。这471种高等植物的生活型分布情况如下：多年生草本137种（占29.09%）、一年生草本101种（占21.44%）、乔木77种（占16.35%）、灌木62种（占13.16%），草质藤本27种（占5.73%）、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27种（占5.73%）、一年或多年生草本17种（占3.61%）、二年生草本10种（占2.12%）、灌木或乔木5种（占1.06%）、木质藤本5种（占1.06%）、多年生草本或灌木3种（占0.64%）。
根据中国历史的划分标准和各时期中医药的发展特点，按照秦汉以前、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宋金元时期、明朝、清朝和近现代（1912～1999）的时间划分对外来中药的引入时间进行统计分析。478种外来中药资源中，有65种资源的引入时间未知，余下413种生物资源的引入朝代分布如下：近现代（1912—1999年）收录外来中药最多（173种），其次是清朝（95种），然后是明朝（35种）、秦汉时期（27种）、隋唐时期（27种）、宋金元时期（26种）、魏晋南北朝（24种）、秦汉以前最少（6种）。
除秦汉时期和隋唐时期外，其他朝代引入外来中药的生物资源量与世界的发展进程相符，即随时间横轴上世界各地物质信息交流速度的增加而增加。秦汉时期的27种药用资源中，秦朝时引入一种生物资源树棉Gossypium arboreum L.，余下的26种药用资源都在汉朝引入。因此秦汉时期凸出的数目与张骞出访西域和汉武帝对西域的政策有关；隋唐时期引入的资源数量超过宋金元时期，或许同当时国力的强盛与开放的态度有关。
中国引入外来中药基源物种的途径有香料、观赏、食物（包括果蔬、粮食和调味品）、药物、染料、饲料、其他用途和无意引入等34类。本研究表明外来中药主要通过观赏、果蔬、无意引入、药用和香料5种途径引入，这5种途径引入的外来中药占总数74.76%，其中观赏途径占23.05%，果蔬途径占22.07%，无意引入占13.41%，药用途径占10.61%，香料途径占5.61%。同时，同一物种可能有多种途径引入中国，如肉豆蔻就通过药用和香料2种途径被引入中国，但大多数情况下主要通过一种途径被引入中国。
关于外来中药的原产地，需要注意的是部分物种是多地起源的。本文采用生物多样性信息标准（TDWG）分区体系（https://www.tdwg.org）对外来中药原产地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南美洲者有147种、亚洲热带97种、亚洲温带71种、大洋洲69种、非洲65种、北美洲55种、欧洲42种、太平洋5种、古热带2种、杂交起源2种（本地种与外来种杂交：黄花月见草和雄黄兰）。
参考《中华本草》中“主产与分布”和“产销与分布”两栏数据以及中药材天地网（https://www. zyctd.com/）数据库中中药的“品种特点”对这747味外来中药的本土化情况进行了调查与分析。结果表明，这747味外来中药中有553味在中国未形成市场，即在中国具有的中医临床价值较小。而余下的195味外来中药已形成药用市场。这195味中，其中资源供给来自于国内的有165味，来自于国内和进口的有24味，来自于国外进口的有6味（没药、没食子、檀香、乳香、梅花冰片、胖大海）。
另外，据中药材天地网资料库显示，这195味外来中药中，由家种主供的有84味，由野生主供的有107味；属于冷背药材的有146味，属于常用大宗的有仅8味（肉桂、胡椒、决明子、没药、小茴香、木香、红花、白豆蔻）。这8味常用大宗药材中，来自于国内的有4味（肉桂、红花、小茴香、决明子），来自于国内和进口的有3味（胡椒、木香、白豆蔻），来自于进口的有1味（没药）。
对这747味外来中药的性味、归经、功效和主治等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外来中药的四气情况为：747味外来中药中，有43味（占5.75%）缺失药性数据，有一味药（莱菔）的药性为生凉/熟平。此外平性药有209味（占27.94%），凉性药有159味（占21.26%），寒性药有135味（占18.05%），温性药有131味（占17.51%），微寒性药有33味（占4.41%）、微温性药有22味（占2.94）%、热性药有13味（占1.74%），微凉药有3味（占0.40%）。即寒凉药占44.12%，温热药占22.16%，还有5.75%外来中药的四气尚待明确。
由于一味中药往往具有多个药味，因此本研究中外来中药药味的比例指含有某味药的中药味数与外来中药总味数的比值。747味外来中药中，有44味（占5.89%）缺失药味数据；其余药味分布情况如下：苦味药332味（占44.44%）、甘味药294味（占39.36%）、辛味药250味（占33.47%）、涩味药59味（占7.90%）、淡味药57味（占7.63%）、酸味药54味（占7.23%）、咸味药12味（占1.61%）。同样地，由于一味中药往往具有多个归经，因此本研究中外来中药药味的比例指归某经的中药味数与外来中药总味数的比值。747味外来中药中，有496味（66.40%）没有归经数据。
余下251味外来中药的归经分布如下：归肝经的药117味（占15.66%），归胃经的药109味（占14.59%），归脾经的药97味（占12.99%），归肺经的药93味（占12.45%），归大肠经的药68味（占9.1%），归心经的药42味（占5.62%），归肾经的药36味（占4.82%），归膀胱经的药23味（占3.08%），归小肠经的药12味（占1.61%），归胆经的药4味（占0.54%），归三焦经的药1味（占0.13%）。
外来中药的药性、药味、归经分布如图1所示。需要注意的是图中所示百分比与文中所示的百分数据实质内涵并不相同，故数据并不一致。因为在文中所指的百分比的分母是外来中药的总味数，即747味外来中药；而图中所示则为剔除缺失该部分数据后的相对百分比，即此时百分比的分母并不为外来中药的总味数（747味），而为拥有该部分药性数据的总数（药性的分母为703，药味的分母为1058；归经的分母为602），这是由于一味中药具有多种药味、归经和部分药物缺失部分药性数据造成的。
《中华本草》对中药功效的记载相对还较原始，因此本课题组统计外来中药的功效类别归属时参照《临床中药学》[51]的功效划分对其进行了信息提取与归类。信息提取与归类的方式以该药在《中华本草》所载的功效、主治为基础，参考《中医诊断学》[52]、《诊断学》[53]以及现代医学对《中华本草》所载疾病、症状的理解，结合中医药理论判断而成。中药的功效一方面具有多功效性，另一方面在某一具体实境又具有其主功效。《临床中药学》分类体系主要依据该药的主功效对其进行划分，所以一味中药只归属于一个类别。
本研究虽参照了《临床中药学》中功效类别的划分（22大类，47小类），但并未忽视外来中药的多功效性，因此本研究中的外来中药可同时归属于多个类别，具体的归属依据《中华本草》中对该药的功效描述和主治记载进行判定。按大类功效统计，外来中药主要分布在清热药321味（占42.97%）、利水渗湿药149味（占19.95%）、活血化瘀药142味（占19.01%）、止血药114味（占15.26%）、理气药90味（占12.05%）；按小类功效统计，外来中药主要分布在清热解毒药191味（占25.57%）、利尿通淋药38味（占5.09%）、利水消肿药37味（占4.95%）、清热泻火药37味（占4.95%）、凉血止血药32味（占4.28%）。综上，各类功效外来中药的药用时间（朝代）情况如表1和图2所示。详细的各类功效在各朝代引入的具体药物名录见表1。
99%的外来中药来自于植物，而植物药中49.8%来自于豆科、菊科、大戟科、茄科、苋科、锦葵科、唇形科、桃金娘科和十字花科。外来中药的生活型主要为多年生草本、一年生草本和乔木，其药用部位主要集中在果实及种子、地上部分或全草类、根及根茎类、叶类和花类。本文对比研究了外来中药和中药的资源分布（表2），结果表明外来中药的生活型分布和主要药用部位与中药相同[54]，外来中药和中药的共同优势科为豆科、菊科、大戟科、唇形科、百合科，外来中药特有的优势科为茄科、苋科、锦葵科、桃金娘科和十字花科。
外来中药的药用部位是药用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源总量上，外来中药与中药的优势药用部位无明显差异，因此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临床常用外来中药药用部位的分布特点。由于现今对于常用中药的纳入范围没有统一标准[55-60]。而卫莹芳主编的《中药鉴定学》收纳了240味藻菌地衣类和植物类常用中药[50]，对临床常用中药的遴选具有参考价值。所以本文基于此分析了临床常用外来中药的药用部位分布特点。结果见表2。
可见临床常用外来中药中比较突出的药用部位是树脂类药材，其占比达100%。即中医临床树脂类常用中药全是外来中药，它们是苏合香、乳香、没药、阿魏、安息香、血竭。其次，值得关注的是频次最多的果实及种子类。果实及种子类的临床常用外来中药的频次高达13味，分别是肉豆蔻、决明子、胖大海、诃子、小茴香、马钱子、牵牛子、天仙子、鹤虱、槟榔、砂仁、豆蔻、红豆蔻。
外来中药资源的发展途径即是其引入途径。现有外来中药的引入途径有34类，其主要引入途径依次是观赏途径、果蔬途径、药用途径和香料途径。这4种途径中，通过药用途径引入是最直接高效的。通过药用途径引入的外来中药中50%以上是中医临床的常用中药。而通过香料途径引入的中药有16味（阿魏、安息香、荜澄茄、沉香、丁香、干姜、胡椒、辣根、没药、炮姜、肉豆蔻、乳香、生姜、苏合香、小茴香和孜然）是临床常用中药，其功效多为温脾调胃，主要用于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这一特点和香料在人类实际生活中的应用相符。外来中药的资源来自于98科。其结果表明不同科外来中药的引入途径主要与该科植物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的主要经济功能有关。
外来中药的药性多为寒凉，寒凉性与温热性外来中药的比值约为2。外来中药的药味以苦、甘、辛为主，主要归肝经、胃经、脾经、肺经和大肠经。外来中药的大类功效主要为清热、利水渗湿和活血化淤。50%外来中药的主治范围属于皮肤病、泌尿系统疾病、外伤、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以及妇科疾病。这与其主要的大类功效分布是相符合的。外来中药的小类功效以清热解毒最为突出，这一小类功效即有191味，与第2名的利尿通淋药38味相差了153味。
外来中药在中医药临床发挥的功效主治有些与其原产地功效一致，有些则有不一致。如安息香、龙脑香在中医临床上用于醒神开窍，这与其在中亚的古安息国被用来治疗突然晕厥、牙关紧闭等闭脱之症是一致的。而原产印度的紫茉莉在当地用于治疗脓肿，在中医临床则被用于活血调经；原产美洲、印度的美人蕉在当地被用于治疗昆虫叮咬和肿胀，而在我国则发现它可用来治疗淋病。
谭晓蕾等[10]指出，外来药物的自然属性以草部和果部为主，药性方面以温、平为主，药味方面以甘、辛为主；归经方面以脾、胃、肝、肺为主，功效方面以清热、理气类为主。本课题组研究与谭晓蕾等[10]研究有部分相同，又有部分不同。
相同的是外来中药的药用部位、药味、归经和第一功效；不同在于药性（本课题组研究显示外来中药的药性主要为寒凉，谭晓蕾的研究显示为温平）；药味方面除了相同的甘、辛之外，本课题组研究显示在甘、辛之前数量更多的是苦味；功效方面共同认为外来中药的功效频次排名里第一的是清热，但谭晓蕾等[10]研究显示排名第二的是理气；本课题组研究显示理气药排名第五，利水渗湿排名第二。这与谭晓蕾等[10]研究对象为《本草纲目》中收录132种外来药物而本课题组研究对象为《中华本草》收录的747味外来中药以及对功效的划分处理方式等具体的研究方法有关。
外来中药的实际医药应用与其产销情况密切相关。747味外来中药占中华本草所载中药总量（8980味）的8.32%。但是这747味外来中药中有553味在中国并未形成药用市场，而且剩下的195味中还有146味属于冷背药材。即仅余49味活跃在药用市场中，这49味属于常用大宗的有8味（肉桂、胡椒、决明子、没药、小茴香、木香、红花、白豆蔻）。这8味常用大宗药材中，来自于国内的有4味（肉桂、红花、小茴香、决明子），来自于国内和进口的有3味（胡椒、木香、白豆蔻），来自于进口的有1味（没药）。全部或大部分依靠进口的常用大宗外来中药短时间内是无法实现国内资源替补的。因为这些药材的生长气候为热带气候，而我国的热带气候区面积相对较小。
本研究显示外来中药的资源占比为8.32%，临床常用外来中药的占比却高达17%。这说明外来中药的占据的中药资源总量相对而言较小，但临床意义较大。外来中药引入的最有效途径是药用途径，这支持了境内中医药积极开发境外天然药用资源，也支持境外中医药以中医药理论积极探索当地的功效植物、动物和矿物。外来中药的功效频次分布里最多的是清热药和利水渗湿药，这或许提示中医临床可能在这2类功效上更需要持续开发新药物；外来中药的主治病症中最多的是皮肤病、泌尿系统疾病，这提示中医临床可能在这类疾病上更需要持续开发新药物；外来中药相比于中药特有的优势科为茄科、苋科、锦葵科、桃金娘科和十字花科，这提示我国本土药资源在这些科可能相对较缺乏有效的药用植物或者开发不够。
“一带一路”是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中医药走向世界与自我完善也是广大中医药界人士共同的期盼。古代的丝绸之路为中医带来了众多高效的外来中药，今天要借助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的“一带一路”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在中医药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首先面临的便是药材的资源问题。本文以历史大数据说明了外来中药在中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鼓励促进中医临床吸收其他国家安全有效的天然药物进入中医临床；鼓励境外中医临床以中医药理论寻找开发当地天然药物。综上，外来中药弥补了原有中药在中医临床用药选择或资源上的不足，促进了中医药的持续开放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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