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长安西部药市人也,居善药。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清优主之。长安医工得清药辅其方,辄易雠,咸誉清。疾病疕疡者,亦皆乐就清求药,冀速已,清皆乐然响应,虽不持钱者,皆与善药,积券如山,未尝诣取直。或不识遥与券,清不为辞。岁终,度不能报,辄焚券,终不复言。市人以其异,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欤?”清闻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谓我蚩妄者亦谬。”
清居药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数十人,或至大官,或连数州,受俸博,其馈遗清者,相属于户。虽不能立报,而以赊死者千百,不害清之为富也。清之取利远,远故大,岂若小市人哉? 一不得直,则怫然怒,再则骂而仇耳,彼之为利,不亦翦翦乎? 吾见蚩之有在也。清诚以是得大利,又不为妄,执其道不废,卒以富。求者益众,其应益广。或斥弃沉废,亲与交;视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与善药如故。一旦复柄用,益厚报清。其远取利,皆类此。
吾观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鲜有能类清之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呜呼! 清,市人也,今之交能有望报如清之远者乎? 幸而庶几,则天下之穷困废辱得不死亡者众矣,“市道交”岂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反争为之不已,悲夫! 然则清非独异于市人也。”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司马迁首创本纪、世家、列传这些专记人物一生事迹的体例。凡社会地位不及本纪、世家规格,而又于当世有丰功伟绩,或较大影响者,均在人传范围之内。司马迁出身世代书香之家,又曾游历四海名山大川,“为文疏荡,颇有奇气”,善于将枯燥乏味的历史事件,连缀成文学气息浓郁、形象生动,而又不失史实的人物传记。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如《屈原列传》、《李将军列传》等,多为后人以文学佳品拜读。此后,世代史官、文人学者纷纷规摹效仿司马迁所为,每遇卓异之人,便为之立传,以图后世从中获得启发和鼓舞,或以此警劝后人“杜恶从善”。
柳宗元是古文八大家之一,又是具有新思想的改革派。他的文章总是充溢着卓然不群、超越时人的见解。一部《柳河东集》,大部分作品是有的放矢而发,专事游戏并无实际内容的诗文未曾多见。
《宋清传》是柳宗元传记文学的名篇之一,写一个既不属王侯世家,又并非达官显贵的药材商人,依靠自己异于他人的经营之道,赢得世人广泛赞誉,终于致富的故事。以通常入传惯例而论,宋清这样普通的市井买卖人,根本无立传资格,然而柳宗元却不受传统成规所限,毅然为这位超凡脱俗的小人物立传。察宋清所为,果然与众不同。他本是个药材商人,但却不以逐利为其经营的唯一目的。从经营方式上看,宋清不计一时一事的小利、近利,所卖之药样样货真价实,用其药者,无不疗效显著,药到病除,因此商业信誉极高。经营之时,他宽以待人,对任何人都以诚相待,终于声名远播,生意愈加红火兴旺,成为远近闻名的富家大户。对于宋清所为及其致富之方,作者深感奇特,与官场盛行的“炎而附,寒而弃”的丑恶行径比较,宋氏那种于富贵者、贫贱者,得势者,失势者均能一视同仁,真诚相待,并热心救急扶困,奉送药而致富足的卓然之举,堪称时代的佼佼者。作者认为,宋清所为是根治社会弊端的良方,将有补于当世,遂命笔铸成此篇。从另一个方面看,为宋清这个普通人立传,宣传他的“诚”与“义”,可揭露官场的黑暗及士大夫们的卑劣行径,以寄托作者对社会的忧思、不满和愤怒。全文重点突出,人物形象鲜明,分三层加以叙述。
首先,柳宗元介绍了宋清为何许人。他是长安一个专事卖药的商人,不同于一般买卖人所为,从不坑害同其交往的人,无论是采药人,行医的郎中,不分高低贵贱,一概以诚相待,或予高价,或付好药,从不让他们吃亏。作者接下去列举了几种情况:其一,长安的郎中们开方配用宋清的药,往往药到病除,立见成效,销售很快,因此无论是郎中,还是用药者“咸誉清”(咸:全、都)。其二,患有内、外科疾病,希望尽快治愈的人,“亦皆乐就清求药”。表明宋氏药确乎为疗效显著的“善药”。其三,对一时无钱,以字据求药的贫贱病人,宋清扶危济困,概予“善药”,以至“积券如山”,但宋氏却从未“诣取直”(诣yi,前往)。其四,某些借据来自远方,宋清不识买药人也不予拒绝,依然售药如故,从“不为辞。”其五,年终结账,有的借据无人还钱,宋清“度不能报”,“辄焚券,终不复言”。宋清所为,药市人议论纷纷,有人说他是有道德的人,还有人说他是“大傻瓜”。面对人们褒贬不一的议论,宋清表明心迹,他说:“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谓我蚩妄者亦谬”。文章起首,叙述宋清待人处世之道,文字准确精练,语言和缓平实,读来颇有亲切感。宋氏“愚钝”忠诚的经营方式,在人们赞誉、耻笑乃至猜测声中确立悬念,不仅开门见山的展露了宋清的不同凡响,给读者以新颖奇特,而且还为下文做了很好的铺垫。段尾引述的宋清言论,是本段宋清为商状况的总结,也是宋清为人的写照,文字平淡无奇,合乎“庶民”身份,读来有一种面对宋清,身临其境之感,推敲字里行间之意,颇堪玩味。从字面看,他的话质朴无华,语调稳重和缓,态度不卑不亢,正是他个性的表露。透过他的谈吐,深入领会其言谈内意,会感到宋清是一个和善、憨厚而又老成持重的忠厚长者。从宋清言谈可知,他不骄不躁,实事求是,柔中见刚,对称他为“蚩妄人”的某些人,他并未还以诟骂,仅以一“谬”字作答,既表明了本人的反对意见,又体现了宋清“宰相肚中能撑船”的气度。柳宗元在本段中,处处都在称赞宋清,然而却无一赞词见诸笔端,尤其宋清的一席话,更是平淡中见溢美,实为绝妙之笔。
文章第二段,作者分析了宋清致富的原因。以“诚”与“义”待人,这是宋清“善有善报”,财源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些“焚券者”,一旦“至大官”,“其馈遗清者,相属于户”,其由此而得与“赊死者千百”的所失相比,“不害清之为富”。另外,宋清做买卖眼光远大,从不为眼前小利而斤斤计较,因为他“取利远”,当然“远故大”。财源因此而盛。再有,宋清始终以真诚待人,任何情况下“不为妄”,并且从未怀疑和动摇,长期“执其道不废”。为充分说明宋清经商“秘诀”,作者理论分析之后,又从社会底层中选择了几种人,即“斥弃沉废者”和“落然者”。他们地位低下,遭人冷遇和歧视,而宋清却不以其卑贱蔑视他们,不仅“亲与交”,且“与善药如故”,使这些受尽社会欺侮的人因此而感激涕零。这些人一旦交上好运,必以厚金重报宋清恩德。在此段中,作者紧扣“诚”与“义”展开议论。“焚券”是“诫”与“义”的具体表现,一般人难于做到,但宋清却常为而不懈,这表明宋氏是切切实实理解“诚”的涵义,而且身体力行地以“诚”待人,甚至“焚券”以示其诚之真切,结果,他迎来了纷至沓来的“馈遗”。这是明写“诚”的作用。其后的“取利远,远故大”也是在写“诚”,但却是隐写不是明写。“取利远”,“诚”是其基础和关键。宋清大名传而至远,是因其“诚”之使至,作者此处,是以隐意喻其“诚”。本段后面宋清善待“斥弃沉废“与“落然者”的实例,是柳宗元的高明之笔。那些身处社会底层、无钱无势的人,宋清尚且“亲与交”,地位较其为高的人,宋清如何相待,便不言自明。此举既节省了笔墨,又可收以少明多的效果,足见大家手笔,确乎身手不凡。
本文第三段,柳宗元将宋清的处世方式与“炎而附,寒而弃”的官场现象进行了对比,充分肯定宋清所为,并针对所谓的“市道交”展开议论,认为宋清是“市人”,但其“交”重“诚”与“义”。世人若都持此“市道交”永而不废,必将有意于“穷困废辱”者,是利国利民之举,提而倡之将于整个社会有益无害。与上述说法对立的人认为,宋清“非市道人”,原因在于“清居市不为市之道”,“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却争为“市道交”,两相比照,判然分明,各级官吏所为如何,都可以在这种比较中,显现突出出来。被封建社会视为“末流”的商人,每以追逐厚利为宗旨,有时甚至为此不择手段,而宋清所为却异军突起,不仅有别于一般商人,更远过官场吏员所为,作者遂即得出官不如商的结论,无情地鞭挞了“炎而附,寒而弃”,趋炎赴势,嫌贫爱富的各级官吏,寄托了自己的身世之慨。第三段是本篇的核心,全段依然围绕“诚”与“义”展开议论,着意于抨击当时社会的弊端,以反诘句的行文,将士大夫们恪遵“市道交”的惯技,唯求“炎而附、寒而弃”的嘴脸,无所遗漏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联系现实生活进行对照论说,慨叹官场的世态炎凉,本段两个反诘句,使用恰到妙处,不仅加强了语气,增强了气势,而且更内含道不尽的弦外之音,令人遐思不已!
这是一篇饶有兴味的传记文,是柳宗元有感于社会现实及世态炎凉的愤激之作。文章条理清晰,取材得当,爱憎分明,议论直言无隐,切中要害。通篇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发人深思。柳宗元精于遣词造句,文笔峻洁。行文中常以反诘句式出之,如“清其有道者欤?”,“今之交能有望报如清之远者乎?”,深沉感慨,其意在不言之中,堪人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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