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有句名言:“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干疮百孔的。”这句话既可以针对原生家庭亲子关系，又可以是爱情世界恋人之间的感情。
但“感情”再千疮百孔，人们还是飞蛾扑火般去爱，恰恰就像张爱玲自己所说，“不爱是一生的遗憾，爱是一生的磨难”。
01
对于张爱玲来说，感情里最早的千疮百孔，始于原生家庭。
每个人出生时，手里都握有一副牌。这副牌便是父母所给的原生家庭。
张爱玲一出生，就处于金字塔尖:
她的祖父是清末名臣张佩纶，祖母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李菊耦，外祖父是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大伯是第一个捍卫中国南海主权的张人骏。
只是，这个名门大家庭就如《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正走向没落。
父亲思想守旧，吸食鸦片，母亲思想虽然开化，却也只是自救，舍弃一双儿女自己远走高飞去了。
张爱玲4岁时，母亲黄逸梵出走欧洲，从此她和弟弟在父亲的大烟迷雾里熬日子。
10岁那年，父母彻底离婚，父亲再娶，她与继母不合，为此还被父亲暴打一顿并关在黑屋子里一个多月，生病时父亲不管她，害她险些丧命。
“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
“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地下的，黑影中显出清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父女关系的分崩离析便发生在这一刻，她的冷漠与冷酷个性源头最早在此。
在家佣的帮助下，张爱玲逃到母亲那儿，得以脱险。母亲在幼小的张爱玲心目中，曾经代表着美好。
她记得母亲立在镜子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她记得母亲读老舍的《二马》时，笑得十分开怀。
她渴望变成母亲这样的女人:“8岁我要梳爱司头，10岁我要穿高跟鞋，16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
那个时候的张爱玲，是爱母亲的，是很想把对母亲的爱分享给别人的:“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个美丽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有机会和她接触，我4岁时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
她曾写信给小伙伴，把见到母亲的喜悦写了满满三张信纸。
只可惜，两人间的母女情分，渐渐消磨在两人相处时一地鸡毛的现实生活里。
作为单身母亲，黄逸梵对女儿有很多期待，她甚至规划出“女儿的名媛养成计划”，她以每小时五美元的报酬替女儿聘请家教，还教张爱玲练习走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
张爱玲也很努力地迎合母亲的种种要求，虽然日子过得艰辛，但她也坚持往前走，汲取母亲能给的养分，借助母亲的世界，她的视野得以打开。
然而，期望越多，失望越大。
尽管母亲期待的种种，张爱玲都很努力地去做，但她依然表现得一塌糊涂:“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
女儿“愚鲁”，母亲焦虑，两人又都不擅长沟通，母女关系便渐渐走向了无法修复。
站在黄逸梵的角度，单亲母亲，无工作，无收入来源，全凭变卖古董养活母女俩，这已然不容易。一方面，做母亲的坚持花钱培养女儿，希望能给女儿插上一对飞翔的翅膀；另一方面，她又是极其自我的，这种自我超越了对女儿的爱，女儿不能让她自己的生活受到影响。
女儿一次次找她要钱，但又一次次让她“失望”,“付出感”让她变得越来越急躁,“一地鸡毛的现实”让她变得歇斯底里，甚至是情绪失控，她冲女儿咆哮，三番五次说“我真后悔为你花那么多钱”，甚至说出“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之类的话。
在母亲的责难面前，张爱玲一时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自处:“看得出我母亲为我牺牲很多，而且一直在怀疑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
但她仍费尽心思去讨她欢心。
她发奋学习，希望用漂亮的成绩单来取悦母亲，她做到了，几乎每学期都门门功课考第一。
因为优秀，张爱玲得到了一位英国教授的赏识，给了她八百港币的奖学金。
张爱玲兴高采烈地去和母亲分享快乐，然而，母亲竟把这笔奖金拿去打麻将，输得分文不剩，也彻底输掉了早已余额不多的母女情分。
后来，张爱玲一挣到稿费就攒起来，然后换成金条还给母亲，说:“那时候为我花了那么些钱，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这是我还你的。”
还钱只是仪式感，在张爱玲的内心，一起还掉的还有母亲对她又打又骂的“母爱之情”。
1957年，黄逸梵感觉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写信给张爱玲提出:“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见你一面。”
不知道是出于经济上的窘迫，还是主观的不愿意，张爱玲并没有去看母亲，只是寄了一张一百美金的支票给她。
她的这种做法令世人唏嘘，毕竟是血浓于水的母女情，要有多冷酷，才能拒绝一位老人的临终遗愿?
可是，就如她在《倾城之恋》中所说:“如果你认识过去的我，就会原谅现在的我。”
事实上，有些感情早已是融入血液里，哪会轻易“放”得一干二净，即使是张爱玲也未能幸免。
张爱玲晚年时，拜访她的人发现她常面壁喃喃自语，禁不住问:“您需要帮助吗?”
“请您理解，我在与我的妈妈说话呢。来日，我一定会去找她赔罪，请她为我留一条门缝!”
哎，一语道尽，这千疮百孔欲求不得的亲情。
02
杜拉斯写过一句情话：比起你年轻时的容颜，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
这句红遍大江南北的情话，十分精准地概括出了张爱玲的最后一段感情。
遇到作家赖雅，并与之结婚那年，她36岁，赖雅65岁。在别人看来，赖雅不过是一个百病缠身，且每月靠着五十二美元的社会福利金维持生计的美国老头儿。
甲之砒霜，乙之蜜糖。
在张爱玲看来，赖雅是一个多才且懂她的知己，他能和她聊文学，聊文化，聊人生，聊阅历……能有聊不完的话，这不就是幸福婚姻的根基吗?
她在给朋友朱西宁的信中说：“我结婚本来不是为了生活，也不是为了寂寞，不过是单纯的喜欢他这人。”
她知道真正的爱恋是什么样子的:
“时间变得悠长，无穷无尽，是个金色的沙漠，浩浩荡荡一无所有，只有嘹亮的音乐，过去未来重门洞开，永生大概只能是这样。这一段时间与生命里无论什么别的事都不一样，因此与任何别的事都不相干。她不过陪他多走一段路。在金色梦的河上划船，随时可以上岸。”
然而，1967年，赖雅去世后，她没有选择上岸，而是在以后的流年里一直以赖雅夫人自居。
在她的几段感情里，无论是二十几岁，还是三十几岁，张爱玲都是一如既往的坚持守护自己的心意：什么成人世界的爱情规则，她都Say NO!
现实世界里，她将她的自我沉沦发挥到了极致，当太多的人活得面目全非时，她仍活得那么鲜明，爱就爱了，不爱就不爱了。
03
女人这一生，都有三次出生的机会。
第一次，是母亲给的机会，借由母亲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第二次，是婚姻给的机会，借由婚姻的力量，重构这个世界；第三次，是自己给的，与自己和解，遵照自己的心意而活。
即使出生在名门望族，即使原生家庭给她的人生起了一定的“托底”作用，张爱玲的人生仍是困境重重。
这个困境有时代赋予的，有家庭赋予的，也有个人性格所造就的困境。
就个人性格来说，张爱玲是典型的内向型人格者，她不喜欢也不善于与人交往，在《天才梦》里，她写道:“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
心理学家说：内向人的大脑偏向节能神经系统运作，所以比起出去与人社交，阅读、深入思考，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更让内向的人感到满足。
原生家庭给不了她出路，婚姻也未能让她重建自我，孤傲如她，当然不会轻易开口向人求助，所以她能做的就是抓住第三个机会----与自己和解，做自己的原生家庭，遵照自己的心意而活。
她选择与自己讲和，接纳自我，哪怕这个自我在别人看来是不近人情的，是荒凉的，是冷酷的，她也不在乎。
当时代制造出更大的困境，日军侵华的炮火阻断了她去英国伦敦求学的行程时，她接受现实，退而求其次转入香港大学念书。
她对现实有十分清醒的认知:“个人即使等得及，但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果然，大三那年，战火蔓延，香港沦陷，香港大学亦停办。即便如此，她还是努力去解决问题，她计划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完成学业，便写信向欧洲的母亲求助，母亲没有寄钱，却劝她嫁人。
求助母亲无望，她只好指望自己多挣钱。这或许也是她那么爱钱的原因，她也不屑于流露出她爱钱的个性:“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赖雅第一次和张爱玲谈起写作的目的，张爱玲很无奈地说:“我为了钱写作啊!”
她活得特别真实，所以她高喊出那句名言:“出名要趁早!”
为什么出名要趁早?
出名早，才能利用流量更好地挣钱，才能走出父母的世界里，才能走向更自我的人生。
她很幸运地出了名，她虽借着名气笔耕不辍努力挣钱，但始终远远地躲避人群，因为她明白：在这几多纷扰与不堪的人间，哪有持续的爆红呢?
就如她在《倾城之恋》里写道:“生、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做得了主似的。”
是的，能不能爆红，我们做不了主；爆红多久，我们也做不了主。可即便我们做不了命运的主，却依然可以做自己的主，像张爱玲那样不被世道裹挟，不被人言击垮，有道是，满目山河空念远，身后事任凭雨打风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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