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有句名言:“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干疮百孔的。”这句话既可以针对原生家庭亲子关系,又可以是爱情世界恋人之间的感情。
但“感情”再千疮百孔,人们还是飞蛾扑火般去爱,恰恰就像张爱玲自己所说,“不爱是一生的遗憾,爱是一生的磨难”。
01
对于张爱玲来说,感情里最早的千疮百孔,始于原生家庭。
每个人出生时,手里都握有一副牌。这副牌便是父母所给的原生家庭。
张爱玲一出生,就处于金字塔尖:
她的祖父是清末名臣张佩纶,祖母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李菊耦,外祖父是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大伯是第一个捍卫中国南海主权的张人骏。
只是,这个名门大家庭就如《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正走向没落。
父亲思想守旧,吸食鸦片,母亲思想虽然开化,却也只是自救,舍弃一双儿女自己远走高飞去了。
张爱玲4岁时,母亲黄逸梵出走欧洲,从此她和弟弟在父亲的大烟迷雾里熬日子。
10岁那年,父母彻底离婚,父亲再娶,她与继母不合,为此还被父亲暴打一顿并关在黑屋子里一个多月,生病时父亲不管她,害她险些丧命。
“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
“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地下的,黑影中显出清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父女关系的分崩离析便发生在这一刻,她的冷漠与冷酷个性源头最早在此。
在家佣的帮助下,张爱玲逃到母亲那儿,得以脱险。母亲在幼小的张爱玲心目中,曾经代表着美好。
她记得母亲立在镜子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她记得母亲读老舍的《二马》时,笑得十分开怀。
她渴望变成母亲这样的女人:“8岁我要梳爱司头,10岁我要穿高跟鞋,16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
那个时候的张爱玲,是爱母亲的,是很想把对母亲的爱分享给别人的:“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个美丽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有机会和她接触,我4岁时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
她曾写信给小伙伴,把见到母亲的喜悦写了满满三张信纸。
只可惜,两人间的母女情分,渐渐消磨在两人相处时一地鸡毛的现实生活里。
作为单身母亲,黄逸梵对女儿有很多期待,她甚至规划出“女儿的名媛养成计划”,她以每小时五美元的报酬替女儿聘请家教,还教张爱玲练习走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
张爱玲也很努力地迎合母亲的种种要求,虽然日子过得艰辛,但她也坚持往前走,汲取母亲能给的养分,借助母亲的世界,她的视野得以打开。
然而,期望越多,失望越大。
尽管母亲期待的种种,张爱玲都很努力地去做,但她依然表现得一塌糊涂:“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
女儿“愚鲁”,母亲焦虑,两人又都不擅长沟通,母女关系便渐渐走向了无法修复。
站在黄逸梵的角度,单亲母亲,无工作,无收入来源,全凭变卖古董养活母女俩,这已然不容易。一方面,做母亲的坚持花钱培养女儿,希望能给女儿插上一对飞翔的翅膀;另一方面,她又是极其自我的,这种自我超越了对女儿的爱,女儿不能让她自己的生活受到影响。
女儿一次次找她要钱,但又一次次让她“失望”,“付出感”让她变得越来越急躁,“一地鸡毛的现实”让她变得歇斯底里,甚至是情绪失控,她冲女儿咆哮,三番五次说“我真后悔为你花那么多钱”,甚至说出“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之类的话。
在母亲的责难面前,张爱玲一时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自处:“看得出我母亲为我牺牲很多,而且一直在怀疑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
但她仍费尽心思去讨她欢心。
她发奋学习,希望用漂亮的成绩单来取悦母亲,她做到了,几乎每学期都门门功课考第一。
因为优秀,张爱玲得到了一位英国教授的赏识,给了她八百港币的奖学金。
张爱玲兴高采烈地去和母亲分享快乐,然而,母亲竟把这笔奖金拿去打麻将,输得分文不剩,也彻底输掉了早已余额不多的母女情分。
后来,张爱玲一挣到稿费就攒起来,然后换成金条还给母亲,说:“那时候为我花了那么些钱,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这是我还你的。”
还钱只是仪式感,在张爱玲的内心,一起还掉的还有母亲对她又打又骂的“母爱之情”。
1957年,黄逸梵感觉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写信给张爱玲提出:“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见你一面。”
不知道是出于经济上的窘迫,还是主观的不愿意,张爱玲并没有去看母亲,只是寄了一张一百美金的支票给她。
她的这种做法令世人唏嘘,毕竟是血浓于水的母女情,要有多冷酷,才能拒绝一位老人的临终遗愿?
可是,就如她在《倾城之恋》中所说:“如果你认识过去的我,就会原谅现在的我。”
事实上,有些感情早已是融入血液里,哪会轻易“放”得一干二净,即使是张爱玲也未能幸免。
张爱玲晚年时,拜访她的人发现她常面壁喃喃自语,禁不住问:“您需要帮助吗?”
“请您理解,我在与我的妈妈说话呢。来日,我一定会去找她赔罪,请她为我留一条门缝!”
哎,一语道尽,这千疮百孔欲求不得的亲情。
02
杜拉斯写过一句情话:比起你年轻时的容颜,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
这句红遍大江南北的情话,十分精准地概括出了张爱玲的最后一段感情。
遇到作家赖雅,并与之结婚那年,她36岁,赖雅65岁。在别人看来,赖雅不过是一个百病缠身,且每月靠着五十二美元的社会福利金维持生计的美国老头儿。
甲之砒霜,乙之蜜糖。
在张爱玲看来,赖雅是一个多才且懂她的知己,他能和她聊文学,聊文化,聊人生,聊阅历……能有聊不完的话,这不就是幸福婚姻的根基吗?
她在给朋友朱西宁的信中说:“我结婚本来不是为了生活,也不是为了寂寞,不过是单纯的喜欢他这人。”
她知道真正的爱恋是什么样子的:
“时间变得悠长,无穷无尽,是个金色的沙漠,浩浩荡荡一无所有,只有嘹亮的音乐,过去未来重门洞开,永生大概只能是这样。这一段时间与生命里无论什么别的事都不一样,因此与任何别的事都不相干。她不过陪他多走一段路。在金色梦的河上划船,随时可以上岸。”
然而,1967年,赖雅去世后,她没有选择上岸,而是在以后的流年里一直以赖雅夫人自居。
在她的几段感情里,无论是二十几岁,还是三十几岁,张爱玲都是一如既往的坚持守护自己的心意:什么成人世界的爱情规则,她都Say NO!
现实世界里,她将她的自我沉沦发挥到了极致,当太多的人活得面目全非时,她仍活得那么鲜明,爱就爱了,不爱就不爱了。
03
女人这一生,都有三次出生的机会。
第一次,是母亲给的机会,借由母亲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第二次,是婚姻给的机会,借由婚姻的力量,重构这个世界;第三次,是自己给的,与自己和解,遵照自己的心意而活。
即使出生在名门望族,即使原生家庭给她的人生起了一定的“托底”作用,张爱玲的人生仍是困境重重。
这个困境有时代赋予的,有家庭赋予的,也有个人性格所造就的困境。
就个人性格来说,张爱玲是典型的内向型人格者,她不喜欢也不善于与人交往,在《天才梦》里,她写道:“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
心理学家说:内向人的大脑偏向节能神经系统运作,所以比起出去与人社交,阅读、深入思考,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更让内向的人感到满足。
原生家庭给不了她出路,婚姻也未能让她重建自我,孤傲如她,当然不会轻易开口向人求助,所以她能做的就是抓住第三个机会----与自己和解,做自己的原生家庭,遵照自己的心意而活。
她选择与自己讲和,接纳自我,哪怕这个自我在别人看来是不近人情的,是荒凉的,是冷酷的,她也不在乎。
当时代制造出更大的困境,日军侵华的炮火阻断了她去英国伦敦求学的行程时,她接受现实,退而求其次转入香港大学念书。
她对现实有十分清醒的认知:“个人即使等得及,但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果然,大三那年,战火蔓延,香港沦陷,香港大学亦停办。即便如此,她还是努力去解决问题,她计划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完成学业,便写信向欧洲的母亲求助,母亲没有寄钱,却劝她嫁人。
求助母亲无望,她只好指望自己多挣钱。这或许也是她那么爱钱的原因,她也不屑于流露出她爱钱的个性:“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赖雅第一次和张爱玲谈起写作的目的,张爱玲很无奈地说:“我为了钱写作啊!”
她活得特别真实,所以她高喊出那句名言:“出名要趁早!”
为什么出名要趁早?
出名早,才能利用流量更好地挣钱,才能走出父母的世界里,才能走向更自我的人生。
她很幸运地出了名,她虽借着名气笔耕不辍努力挣钱,但始终远远地躲避人群,因为她明白:在这几多纷扰与不堪的人间,哪有持续的爆红呢?
就如她在《倾城之恋》里写道:“生、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做得了主似的。”
是的,能不能爆红,我们做不了主;爆红多久,我们也做不了主。可即便我们做不了命运的主,却依然可以做自己的主,像张爱玲那样不被世道裹挟,不被人言击垮,有道是,满目山河空念远,身后事任凭雨打风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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