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s按:《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将西方社会和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区分为“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差序格局”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人情的中国社会中,有许多人得了便宜,也有不少人到处碰壁。本文作者也从自己的经历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阐述。看完后我们不妨思考,人情社会到底弊大还是利大?
中国式的烹调术是用“合二为一”的原理去制造“味”的。至于中国人的“人情味”也是用同样原理产生的,亦即是使我之中有你,你之中有我。因此,中国人对“人”的定义就是“仁者,人也”,亦即是必须用“二人”才能去定义任何一“人”。
这种二人对应关系就是心意的感通。唯有这种“感通”才能克服分离人与我之界限,造成一个包容人与我的感情磁力场。因此,中国人的“个体”并没有清晰明朗的“自我”疆界。
事实上,在日常待人接物的态度中,中国人就不喜欢过分地划清人与我的权利界限——这样做是会被认为“很难看”的。因此,如果双方一起出去吃饭,就会由衷地或仪式性地争着付款结账;如果双方一起乘车,就会由一方先付全部的车资,下一次再由对方替两人付出车资;如果一方托了另一方代购东西,想清还时,另一方也必须仪式性地表示:“算了!”
的确,中国人不喜欢在自己与亲属、朋友之间划分清楚的界限(与不认识的人,又当别论)。他们觉得这样做,不只是“很难看”,而且是“小气”“自私”“个人主义”,简言之,就是“不会做人”。
相形之下,西方新教国家——尤其是美国——人士之间的人际关系,就淡薄得多。家属成员在下一代成长以后,或各自独立之后,可以多年不见面。如果他们之间感情特别好,则又当别论,但是这是由个人自己选择的,而不是由于一种未生下来之前已被固定了的承担义务。换言之,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与出身的家庭不再发生任何关系,而凭本身的喜恶去重组自己的人际关系。不过,文化中既然缺乏强制性的感情设计,“人情味”就不可避免地淡薄得多。
笔者在居美多年以后发现:有些美国人即使在自己选择的朋友之间,也是将界限划得清清楚楚的。他们往往把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友情开始的时候先搞得清清楚楚,以免在不知不觉间会做出令对方不愉快之事,干扰对方的神经。因此,他们交友的方式是“先小人后君子”,其友情也多半维持在“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状态。
反观中国人的交友方式,则是尽量替对方的需要着想(姑勿论是真心的抑或为了是“做人”)。既然双方都不喜斤斤计较,因此彼此多吃一点儿亏也无所谓。但是,偶尔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因为人我界限不清楚,有时会踩在别人的脚趾上而浑然不觉,对方开始时也会隐忍不发,口头上甚至还说无所谓,结果日久积怨,反而“以君子始而小人终”。
这种情形,充分反映出:在中国文化中,个人没有,也不希望有牢固的自我疆界。他们宁愿让人与我之间相互渗透,彼此依赖。因此,中国人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倾向。这与西方加尔文教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是刚好相反的,后者强调的毋宁是“上帝只能帮助自助的人”。
这当然并不意味美国人是完全不肯帮助别人的,只是比起中国人来罕见得多,而且,他们对别人的帮助,必须由施恩惠者自己做主,而不是一种身不由己的、反射性的、不经疑问的、外加的承担义务。而且,这种偶一为之的施恩,往往是作为自己对人有好感的一种表示,而不是替别人代劳。因为,一来,他们很怕别人利用,认为别人过分地依赖自己就是一种“剥削”;二来,自己过分地去照顾别人,也会被认为是对别人自主能力的一种侮辱,而且有用“人情债”去控制别人的嫌疑。因此,他们一般为人的原则是尽量少管他人的事务,在自己这一方则尽量做到以依靠自己为主,非到万不得已不去求人,甚至还以开口向人求助为耻。实在必须去打扰别人时,他们往往会这样问:“我能向你要求一个小恩惠吗?”(Can I ask you a small favor?)或者:“你能腾出几分钟吗?”(Can you spare a few minutes?)并且在事后总是要道谢。
如果中国人这样去要求自己的熟人,就会被认为是“见外”。的确,当笔者在大陆时,受熟人帮助后加以道谢,就受到“见外”的责备。他们认为,这样才是“做人”最起码的道理。因此,国内确实具有一种海外所没有的温情脉脉的气氛。
然而,这种“做人”的方式,在其他文化中就不一定吃得开。有些中国人到了美国,以为主动地替别人办事,就可以赢得别人的好感,以及多交朋友。然而,过分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作风,反而会引起对方的怀疑,认为这样不近人情的行为一定背后藏有动机,例如用“人情债”来将自己绑住之类。因此,为了避免失去对自身行动的决策权,一般美国人多半会躲避这样的“好意”。偶尔,在某些情形中,也会出现接受了“好意”而没有“礼尚往来”的例子。
中国人的这种人情味,在国内比在海外的华人中还要显著。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正是躲避了冷冰冰的现代法权关系,尽量保持传统人情味的制度。
的确,大陆人士熟人间古道热肠、急人之难的倾向,有过于港台的中国人。不少大陆的人仍然保持“鉴貌辨色”的古风。例如,有时候我只是闲谈中说起自己需要的东西,是漫不经意地提到的,事后就忘记了,但是在下次见面时对方却竟然已替我办妥。的确,中国人对陌生人虽然很粗暴,但是在需要“做人”的时刻却是“仁至义尽”的。有些时候,我拿了介绍信去另一个城市办事,收介绍信的人即使帮不上忙,也在大热天跑老远路来到宾馆中找我,而不要我本人出动。此外,还有这样的情形,只见过一次面的人,连名字也记不起,但是在公共汽车上碰到时却抢着替我购票。我在大陆时,偶尔也会与同一幢留学生楼内住的美国友人外出,有一次在上车后我立不稳,一时找不出钱买票,他却自顾自地只为自己买了一张票。因此,两者的态度形成很鲜明的对照。
在大陆时,也碰到这样的情形:对方未经你同意,却用一点儿你没有要求过的小恩小惠强加在你身上,将你套住,然后要你替他办事。这一招,通常只能施展在海外来的“同胞”身上,用在西方人身上就碰壁。有些中国人以为用“人情攻势”就可以要求西方留学生替自己办事。结果,纵使只是举手之劳,后者却不一定肯去做,因为这牵涉到他们的原则问题——任何不经自己选择的、被强加于己身之事,都会被认为是一种来自外力的摆布。事实上,这也确实是一种摆布。在海外的中国人(不包括台湾)之间,这种情形就比较少见。
因此,从以上种种实例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里“你之中有我,我之中也有你”的“二人”关系,是一种类似“文法”规则的东西,它可以演绎出多种可能性。
例如,它可以导致古道热肠、急人之难的倾向,而且从不放在心上,并不企望别人回报。然而,也可以造成利用“人情债”对别人的摆布与利用。对西方人来说,帮助自己喜欢的人只是表示一己的好感,从不企望感恩图报,但也很怕被人情债绑住,换言之,就是避免“二人”长期地你来我往互相扣住的情形,因此,中国人为人代劳的古道热肠的表现,以及利用“人情债”去扣住别人的倾向,在今日的西方人——尤其是新教文化的人士——中都是十分之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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