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40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多维度、多元素相互叠加的剧烈变迁，生育观作为文化价值观的一部分也处于剧烈的变迁之中。作者以城市“70后”“80后”和“90后”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的生育观特征以及代际差异，以此洞悉“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
作者：杨宝琰 吴霜
来源：《西北人口》2021年第6期
采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法探讨了城市“70后”“80后”和“90后”的生育观特征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70后”的生育观较为传统，存在男性偏好；“80后”逐步脱离传统生育价值体系的束缚，男性偏好降低，生育数量以及对子女效用的功利性需求减少，情感性需求增加，注重孩子教养；“90后”更加重视生育中的幸福体验和自我价值实现，生育不再是职责，而是以经济独立和个性发展为基础的个体化选择；对于二孩选择，经济压力和教养负担是三代人均面临的问题，但“70后”主要是年龄和成本约束下的被迫放弃，“90后”则更多是基于个人事业发展、生活质量和幸福需求的主动放弃。综上，在“生育成本约束驱动阶段”之后，生育观变迁存在一个内生型的“幸福价值导向驱动阶段”。因此，生育观的教育和宣传应当挖掘传统生育文化中积极合理的因素，从个体和家庭立场出发强调生育带给育龄人口的幸福感，重塑生育对于育龄人口及其家庭的意义；同时，政府应加强针对高龄产妇的医疗服务保障，提供优质而公平的教育和医疗资源，采取支持工作—家庭平衡和生育福利的家庭支持政策，以此降低育龄人口的生育和教养成本，满足他们科学抚育和获取优质教养资源的需求，从而行之有效地“助推”生育意愿。
生育观;生育动机;生育成本;幸福价值;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2000年我国城市化率为36.2%,2019年达到59.58%，提升了23.38个百分点，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我国的生育率却逐年走低，2018年的全国出生率为10.94‰，2019年下降到10.48‰，其中，北京的出生率仅为8.24‰（国家统计局，2020)[1]。大多研究表明，伴随城市化发展的是生育率节节走低，特别是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地区的生育率越低（候慧丽，2017)[2]。对此，有研究者认为，城市化是影响我国生育率降低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未来中国生育率的变动中，预计将有70%以上仍由城市化发展引起（Guo et al.,2013)[3]。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势不可挡，仍具有很大的发展上升空间。相关研究预测，城市化率将在2030年达到70%左右（潘家华等，2019)[4]。由此来看，未来中国的人口结构将以城市人口为绝大多数，城市的扩展同时带来了生育率的降低。与此同时，进入21世纪，工业技术和信息革命推动经济高速发展，人口生育模式开始由国家推行的节育政策变为更多以个人选择和家庭发展为基础的家庭生育计划，个体和家庭内部的生育观念转变对于生育率的影响逐步显现（李建民，2004)[5]。特别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之后，生育政策对城市人的生育限制降低，进一步凸显出个体生育观在其生育决策中的重要作用。而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多维度、多元素相互叠加的剧烈变迁，导致价值观变迁的代际更替间隔极大缩短，生育观作为文化价值观的一部分也处于剧烈的变迁之中。
综上，对于城市人生育观变迁的探索无疑有助于预测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人口发展趋势。鉴于此，本研究拟以城市“70后”“80后”和“90后”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的生育观特征以及代际差异，以此洞悉“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
文献回顾：社会变迁与生育观转变
生育观是人们对生育的基本看法和态度，生育观变迁是指扭转传统观念，形成更适应社会发展阶段的新生育观的过程（汪雁、慈勤英，2001)[6]。生育观建立在个体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其含义主要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生育认知，指个体对生育目的和意义的看法，即从家庭利益和个体利益出发对生育实现个体价值目标大小的判断；二是生育意愿，指个体对自己生育行为的期望，如性别偏好、生育数量期望等；三是子女质量期望（罗天莹，2008)[7]。从以往研究来看，生育观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受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制约，还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生育政策等结构性因素的限制。
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考察，人类迄今经历了采集渔猎文化、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等三个典型的发展阶段。在前两个阶段，生产力相对低下，生育是生产和延续的重要目标，“男性偏好”和“多子多福”等传统生育观念作为社会期望代代传承。进入工业社会，科技发展促进存活率提升、物质资料生产从家庭中脱离，生育价值发展呈现出由社会权利的外部执法逐步向内部心理规则转化，即去标准化程度上升，自我对生育决策的责任感增强（Behjati-Ardakani et al.,2017)[8]。欧洲学者在对20世纪大规模的“生育率下降”进行解释时认为，生育率下降是由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在城市化过程中，人们放弃传统生育观而逐渐转向现代化的理性生育观的结果（Walle&Knodel,1980)[9]。类似的，我国学者赵文琛（2001)[10]认为，科技发展引发的生产方式变迁是生育观变迁的根本原因。同时，生产力转化引发的死亡率转变是驱动生育革命的重要因素（李建民，2009)[11]。
此外，生育观发展受制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条件、文化传统和生育政策，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共同对人们的生育观产生影响。已有研究发现，由于重视子女的生活健康和教育质量，导致收入较低的“80后”的生育意愿受到限制。相比之下，经济收入较高者具有相对较高的生育意愿（赵琳华等，2014)[12]。对于中国传统生育文化而言，其重要特征是重视生育，强调生育在家族和家庭繁衍中的重要意义，例如，“传宗接代”和“多子多福”等观念。但是，很多研究表明，传统生育价值涵盖的“传宗接代”等传统家族利益弱化，人们的生育更多是为满足自身需求和充实家庭生活。具体而言，生育观在认知上呈现出传统的“家本位”让位于“人本位”，少生优生、更加重视生育子女的素质，重男轻女观念逐渐淡化，更加追求精神需要，生育动机相对偏向情感慰藉等特点（罗天莹，2008)[7]。这些研究反映出传统生育文化对人们生育观的影响式微，生育主体的自主程度提高，生育价值趋于个体化，生育意愿较为理性，养儿防老、劳动力效用、家庭地位效用等功利性需求减少，生育更接近于满足情感需求。对此，赵文琛（2001)[10]指出，我国现有的生育文化具有明显的现代生育文化特征，现代生育文化重视“养育”，以获取心灵和情感上的满足为生育目的，生育观发展体现出由传统“多、男”生育转向现代型的“少生优生、男女平等”，再向后现代型的重视生育质量和生育价值的个体化转变。
在生育政策层面，有研究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生育政策与生育文化相互协调共同构建着人们的生育观，政策的强力介入使我国生育观转变模式在一定时期内呈现出超越当时经济发展程度的“超前型（超经济发展）的诱导转变”，表现为生育行为转变在前，生育观念转变在后的特点（陈岱云、武卫华，2008)[13]。当前，研究者关注更多的是“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的人们生育观念变化。对此，风笑天（2017)[14]通过对城市两代父母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指出，经过30年对“独生子女政策”的大力宣传和普遍实践，社会营造的生育文化氛围渐渐发生了改变，新一代人所具有的生育观念也在这种生育文化氛围的影响下悄悄发生了改变。这种生育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一定的惯性，所以，尽管现在的生育政策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新一代父母们依旧大部分倾向于只生育一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当前的生育政策已经不再是影响人们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主导因素，现行的生育政策产生的激励效果有限（陈蓉，2018[15]；田丰，2017[16]）。也就是说，推动生育观的转变方式由政策导致的“诱导型转变”向生育主体自主决策的“自发型转变”过渡，生育观趋向于“个人化”和“多元化”。简而言之，生育主体的自主程度提高，生育观转变由迫于外力诱导的被动转变，向自发朝向符合经济社会现状的主动转变发展。
总体上看，以往研究多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着眼于经济、文化和政策等宏观层面的结构性因素对生育观的影响，对生育观形成过程中生育主体的心理过程缺乏有效地揭示，故本研究拟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立足于生育主体的日常生活状态，从宏观结构性因素与生育主体心理互动的关系框架来探讨不同代际的生育观特征，寻找其中的差异性与共性，进而发掘生育观的变迁模式。
理论分析框架：计划行为模型
计划行为理论是用来解释和预测人类行为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在生育问题的研究中，这个理论将生育视为一种有计划的行为，通过三种内部主观因素进行评估：一是基于对孩子的成本与收益评估而确立的生育态度；二是感知到亲密团体和社会对其生育行为或目标施加的心理支持或压力；三是个体有意识控制生育行为时感知到的资源和能力。简而言之，生育受到生育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感知等三种因素的影响（Billari et al.,2009)[17]。此外，由于生育是一个复杂变量，动机与行为在时间上相差甚远，生育动机和行为预测受制于时效性，相关研究者为此进一步拓展了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统合考虑了个体生育意愿、宏观社会因素、个体与环境的互动反馈机制来解决生育研究中面临的问题（Bachrach&Morgan,2011)[18]。
综上，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本研究拟从内部动机、个人背景和外部环境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出发探索生育观的代际差异及变迁模式。内部动机由生育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感知等三个方面构成；个人背景涉及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和家庭背景等因素，外部环境包括经济、文化和政策等因素。
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中的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法收集资料，依据计划行为理论进行资料的梳理与分析。为满足信息收集的饱和性要求，本研究遵循质性研究的“非概率抽样”和“目的性抽样”原则，力图抽取能够提供最大信息量的访谈对象。最终，本研究从24～49岁育龄人口中抽取21名研究对象（如表1所示），涵盖了不同性别、教育背景、职业和婚育状况（未育、一孩、二孩和离异等），地域分布涉及中部、东部和西部地区，年收入在2.5万元以上，基本涵盖城镇各经济收入群体（根据2020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 834元）。此外，在经济收入划分的基础上，本研究还通过被访者自我汇报的阶层、住房、职业、消费能力、成长背景和个人经历等来考察被访者的社会阶层状况。
（二）研究程序和资料分析
采取一对一的电话访谈或面谈，时间在四十分钟到两小时之间。访谈主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1）个体的婚育现状及对生育的看法；（2）个人成长背景以及生命历程中的父母生育观和父母教养模式。在征得被访者同意的基础上，采取全程录音的方式。每次访谈结束后，研究者将访谈录音整理成文本，结合当时记录的其他线索对访谈资料进行补充，完成所有访谈后，反复阅读文本内容，从受访者的生育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感知等方面出发对文本内容进行归类总结，经过反复的验证和对比，提取不同代际具有代表性的主要观念。
城市“70后”“80后”和“90后”的生育观变迁及代际差异
（一）“70后”的生育观
70后成长在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特殊时期，经历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使他们的人生经历和价值观具有过渡性和矛盾性，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传统价值体系的深刻影响，但相较于父辈更具全球化意识和批判精神。如今，年近50的他们堪称“社会中坚”的第二代，但举手投足往往摆脱不了旧时代痕迹（周晓虹，2015)[19]。
1.“70后”的一孩生育观：生育是必然选择
在中国，“成本论”和“文化论”是两种占主导地位的生育价值理论。在“成本论”中，经济因素是核心，即生育是一种理性经济决策；“文化论”是以儒家文化中的父系结构为基础，涉及“男性偏好”“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和“宗族延续”等旧俗（葛佳，2017)[20]。两种理论在中国人的生育实践中难以分割，在70后价值观塑造的青少年时期，抚育成本相对不高，计划生育政策尚未进入到强制推行阶段，传统生育文化在社会结构中尚未受到经济成本和生育政策的过多限制，因而，70后的生育观，主要受到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W先生、Z女士和L先生，大学毕业后分别进入体制内、国企和自主创业，个人经历有较大差异，但他们在访谈中均强调生育是礼之自然，没有孩子会受到质疑和同情。
W先生提到，两个人在一起必须要有一个孩子。对中国人来说，传宗接代的观念是必须有的，老人家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夫妻之间需要一个孩子让家庭更和谐稳固，同时也是一种传承。
Z女士认为，不是说婚姻需要一个孩子，是人到了一定年纪需要一个人来延续你的生命，以享受生活的乐趣、生命的传承，生育一个孩子，作为一个女人来说生命才算完整。我们那时候结婚三年如果还没孩子，父母亲友都会催、着急，觉得你们是不是有问题。
L先生参加大学同学聚会后感慨道，我的大学同学里有一个没有结婚，他在大学时就是个异类，留着一头披肩长发，自我感觉很文艺范，毕业后高不成低不就，分到一个乡村农业站，现在是班里混得最差的，在同学面前很没面子，大家都看不起他，事业和家庭一事无成。评判一个男人的标准，首先要有事业，其次要有家庭。人到40岁左右还没有成家，那肯定是心理上有些问题，除非他在事业上有非常大的成就，而家庭是衡量一个人成不成熟的标志。
同时，本研究发现，70后深受传统生育价值观的影响，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男性偏好。
W先生说，还是会比较在乎传宗接代，希望要男孩。
Z女士回忆成长经历时说，我是女的，也有弟弟，觉得性别无所谓，顺其自然，但是我们那一代大多数都喜欢男孩，因为传统习俗。
L先生提到，我父母那辈觉得生个男娃好，我年轻的时候也是想要个儿子。现在我们这个年纪生二孩，除了想要儿女双全的，更多都是想要个儿子。
从上述个案不难看出，70后的生育观呈现出传统生育价值主导、男性偏好盛行的特点。对传统规范的遵守，一方面源于同辈比较，“晚生育”和“不生育”在同一年龄群体内部不被接纳，生男孩更被父辈认可；另一方面，传统生育价值被内化为个人行为准则，成为潜在群体意识，在“生与不生”“生男与生女”的天平上，砝码更多的投向传统生育观念，这同时体现出他们在生育问题上对父辈生育价值观的传承与认同。
2.“70后”的二孩生育观：经济考虑为主，存在“生育底线”
2016年二孩政策全面执行，作为非独生子女的70后，在不惑之年面临是否还要生二孩的重要抉择。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城市70后面临二孩选择时，传统生育价值观依然盛行，经济条件和抚育精力作为继续生育的首要考虑条件。
Y女士说，我们这代都有兄弟姐妹，还是喜欢热闹。身边的朋友有生二孩，现在医疗发达，生不是问题，主要是养。在一线、二线城市里想养好一个娃娃，父母付出的时间、精力、财力太大，当然，要是非常有钱，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中产阶级家庭孩子要升学读名校、周末上补习、兴趣班、假期去游学、夏令营......，这些都需要不少财力和精力。我们家孩子上学期间，一个月补习费6 000多，还不算我们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寒暑假带他出去旅行。两个当然是最好，但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就够了。
C女士在二孩开放后生育了儿子，两个孩子相差接近20岁，她同样将经济成本和个人精力作为首要考虑条件。她提到，是否生二孩也经过了深思熟虑。女儿上大学，除了寒暑假回来，平时不需要我们照顾，正好政策开放，我们两个在家也寂寞，还是想再生一个，和女儿商量后，不论男女都是个陪伴，女儿也同意，现在弟弟一岁半了，放假回来会给弟弟买礼物，带着他玩。
Y女士和C女士展现了70后在做出二孩生育决策时的考量。消费社会下高额的抚养成本、庞大的教育投入使他们在二孩“生”还是“不生”上产生矛盾。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在诸多现实压力下，城市70后的生育实践由“传统”向“理性”过渡，但生育观念并没有发生实质转变，多子和性别偏好依然盛行，放弃二孩多是迫于现实约束（生育年龄、经济压力和教养负担等）的无奈之举。与此同时，在对70后二孩生育访谈中，我们关注了离异再重组家庭的生育选择。访谈发现，在众多“老夫少妻”组合中，“生一个自己的孩子”的生育底线依然盛行。
W先生说，身边朋友拥有二孩的挺多，首先是二婚二孩的，二婚基本上都选择再生一个，还有一些是一婚二孩的，比我们小十多岁，孩子读小学，还有孩子七八岁的，都有很多生育二孩的。身边同学朋友生育二孩，看到别人家的小孩很可爱。我们是想着再婚夫妻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半路出家，夫妻之间需要一个孩子让家庭更和谐稳固。
D先生说，现在这个是二孩，之前和前妻有一个女儿。当时是想再要个男孩，女儿也行，乖巧可爱。
综上，在70后成长时期，社会变迁加剧，但是，传统生育观仍通过纵向代际价值传递和横向同辈比较，潜移默化的塑造出了70后的生育观，“儿女双全”“生男”等传统生育观依然盛行。
（二）“80后”的生育观
80后出生在改革开放后，成长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以后，价值观从一元价值向多元价值、由整体价值向个体价值转变（廖小平，2013)[21]。这种价值观的个体化和独立化发展同样影响着80后的生育观，这体现在他们与父辈传统生育价值的矛盾性上。
1.“叛逆”到“重构”：传统与现代之间搭建起“理性”的桥梁
80后作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他们身上贴着“叛逆”的标签，长大后的80后与父辈之间的矛盾同样体现在生育中。
X女士，26岁不顾父母反对结婚，快30岁的时候离婚，婚内4年没要孩子，我父母之前老说在亲戚朋友面前都不好意思提，拿我这个做女儿的没有办法。
L先生说，从择偶、生育到教养孩子，我和父辈也是一路跌跌撞撞摩擦过来。婚姻和生育上，还是自己拿主意多一点。
W先生提到，我结婚比较迟，真的是充分思考后才做的这个决定，30周岁拿的结婚证，在之前已经对婚姻有了比较多的思考，知道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父母这一块，对于他们掌握的知识和对现代事物的认识可能有些差别，这时候，当你觉得自己有能力、有这个思想和这个知识作为保障的话，那完全可以自己做决策，父母的意见不是最主要的。
从上述被访者的经历可以看出，80后与其父辈在生育态度、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方面存在差异或隔阂。80后不再试图使自己与传统生育价值协调，不力图向长辈的价值观看齐，而是努力建立新规范，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L先生说，作为男方，在生育第一个孩子之前，首先考虑的就是必须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样能给家庭带来稳定感，不能让妻子和孩子居无定所。在收入方面，除了保证孩子的教育费用，还有营养、饮食等方面的支出。在个人成长方面，要做好当父亲的准备。在生孩子之前还是考虑得比较清楚了，有时间的话，还是要看一些胎教和育儿教育方面的书籍，在知识储备方面，比较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在20多岁没结婚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涉及了。现在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教育方式差别比较大的，生理和心理成长差别还是比较大的，不同年龄阶段的差别也是比较大的，肯定要多关注一些，都是买些书籍来阅读。
X女士提到，在生育孩子前，经济方面要做好准备，就是你要有抚育他的能力，这个是必需的。对我来说，我的心智水平是已经足够了，可是经济水平还不太足够。在之前的那段婚姻的时候，我当时跟我的前夫沟通过，因为那个时候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就希望他努力上进，因为我们必须要一起努力去维持这个家庭的收入支出。我那时候就很明确地跟他说，如果我的收入可以支撑我们整个家庭的生活，那你完全不需要上班，但是现在没办法，所以我需要你去工作。从这个事情上我就明白了我自己对于男女平等呀，对于家庭方面的定义也好，就是只要是心是向着一个家庭的，不管是谁工作还是谁挣钱都好，和谐快乐是第一原则。
80后的生育观既没有被传统所裹挟，反而随时代发展体现出理性智慧。这种理性体现在对经济条件、心理准备和科学抚育的重视，男性和女性都逐步认识到自己在孩子抚育中的责任，懂得平衡个人发展和家庭投入，在经济相对宽裕的情况下主动放弃生育二孩，理性看待生男生女。罗纳德·英格尔哈特（2013)[22]认为当今世界各国的价值观变迁存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个维度。现代化维度反映了从“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的转变程度；后现代化维度则反映了从“生存价值”向“幸福价值”的转变程度。我们在访谈中还关注到，除了对生育条件的考虑，80后多次提到与孩子在一起时的“幸福感”，这体现出80后理性生育观的建立和向“幸福价值”为导向的生育观发展。具体而言，他们将生育看作是人生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选择最佳的生育时间，倾向于自己教养孩子，珍惜和孩子在一起的点滴......，对生活的掌控感增加了他们的幸福体验。
2. 回归：对父母生育观的认同与理解
传统生育文化式微，个人主义逐渐凸显等时代特征引领了80后理性生育观的建立，同时加剧了父辈传统生育观和子代新生育观的碰撞。随着年龄的增长，“幸福导向”驱动代际价值观的双向重新构建，对于两代人来说，都面临一个重新调整和适应的问题。
T女士说，我今年34，之前工作压力大一直没要孩子，现在也明白父母是在替我着急。随着年纪增长，他们能陪在我身边的时间越来越少，如果能有个孩子以后陪着我，他们也能安心。父母就是关心你、心疼你，从小把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C女士提到，我现在三十多岁了，更能理解父母，他们在身边也会经常骂我、说我，但我心里很踏实、很舒心，也会更有责任心。要是爸妈不在了，世上就没有那么亲密的人了，我不能这样呀，如果我小孩学我这样，就会特别的糟糕。比如说不能像以前那样太懒散，不能经常看电视呀，学点什么东西要带着他一起学呀，就是言传身教。以前父母一说起生二孩就很排斥，但是现在孩子大的也大了，这个阶段就会想再生个小的，二十几岁时不想要二孩，但是三十岁多的女性可能会想要第二个小孩。
S女士说，我今年30了，突然觉得父母在婚姻和生育问题上越来越民主，越来越尊重我。比如说今天下午外出搭朋友的便车，朋友大概25岁，也到了适婚年纪，正在谈男朋友。在谈到结婚生子时，我妈妈就跟朋友的妈妈说，不要着急女儿的婚姻和生不生孩子，女孩要自己独立，发展自己的事业，如果太早结婚生子可能会阻碍自己的成长，重心就转到带孩子这些事上。她还说，她和爸爸现在理解我们压力大，也不会催我，不会干扰我对婚恋的选择。所有人问到我女儿的婚恋情况都会说，“我不会操心，也不会过多追问，因为她有自己的缘分，有自己计划，有自己的想法”。这会让我在面对这些压力时感觉不是一个人在承受，身后还有父母支持我、理解我、包容我，给我力量。
随着80后为人父母，承担责任，越来越能理解自己的父母，他们不再否定性的视父母的传统生育观为糟粕，而是在与孩子的相处中逐步反思父母的经验，认同生育的价值，对二孩的排斥感降低，也更能体谅时代带给父母生育价值观的局限，以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周晓虹（2015）指出，文化反哺是子代对亲代的价值输出，它为代际间走向共生和契洽搭建了便捷畅通的桥梁[19]。80后作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亲子间的代际倾斜和重心下移塑造了子代的民主参与，话语权的加强为“文化反哺”的价值传递模式提供了条件，通过文化反哺，父辈逐步理解80后的理性生育观，子代也意识到生育的价值和孩子带来的幸福感，在价值沟通中实现了两代人生育观的双向重新建构。
（三）“90后”的生育观
1. 生育价值个体化：“生”与“升”之间的矛盾
90后成长在价值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秩序受到广泛的挑战，新规范却远远没有形成到足以左右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变迁产生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社会焦虑的产生（周晓虹，2014)[23]。这种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焦虑同样影响着90后的生育观。
Z女士，大学毕业和老公结婚，双方父母凑了全款买了房，选了离各自公司一小时地铁的地方买房，正常上下班回家差不多九点以后，不敢生孩子，生了孩子也没时间陪伴他。
L女士，上海本地人，本科学历，大儿子上了幼儿园，在是否生育二孩上与婆婆产生了分歧。她说，我在金融机构工作，待遇很不错，当时面临着往上升的机遇，因为怀孕放弃了，生了宝宝。当初非常单纯听了他们的话，自信以为我可以同时兼顾工作和家庭，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几乎没有私人工作生活空间，整天围着孩子转，甚至牺牲了职业发展的机会和休息放松的时间，她催她的，二孩我不会生。
H先生说，家里买了车、房，也在帮忙相亲，但还不想结婚要孩子，年轻没玩够，事业上也想再拼一拼，多点机会和选择。
当前，大部分90后正值建立家庭的预备期，尚未体验小家庭生活，城市生活中盛行的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为他们定义自我价值提供了多种选择。同时，“事业为本”的信条引导了跨地区、跨阶层的人口流动，使得个体自我决定空间扩张，摆脱传统意识的桎梏（范晓光、袁日华，2006)[24]。反映在生育上，90后的生育价值趋于个体化，当生育与个人发展产生矛盾时，传统生育价值观无法直接主导其生育行为。此外，伴随着社会转型，不平等的代际传承现象凸显，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保持现状和向上阶层流动的压力增大，生养孩子占用较多时间和精力，相伴而来的责任与束缚使得年轻的90后一代在“生”与“升”的矛盾中产生了焦虑。
2. 幸福导向：期望与无奈
我们在访谈中发现，90后被访者体验过作为独生子女的孤独感和压力，他们期望的子女数目多为两个，但在选择生育二孩时却有诸多无奈。城市中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和精英体制下的文凭推崇，使孩子从小就面临激烈的社会竞争，也给年轻父母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需要为学区房、孩子择校、课外补习等付出极大的时间精力，承担更多的经济负担。
P女士提到，生两个是很好，但不打算生二孩，从我自身方面来说，培养一个小孩要花费大量精力，把一个小孩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是我所能努力的极限，如果是有两个小孩，我真的没办法保证把两个小孩都培养好，而我的世界里又不是只有小孩。
K女士提到二孩时说，非要生二孩，非要买学区房，小孩照顾不过来，每月还一大笔开销，说压力太大，可这些不是自找的吗？
R先生说，赚钱多不容易，多生个孩子，孕检、月嫂、奶粉、早教、幼儿园，以后还有看病、择校、家教、补习班……。
在教育机会获取过程中，那些拥有更多资源的人们更愿意将资本投入到子女教育中，并期待教育回报能维持精英身份，以实现优质资源的代际更替（Bourdieu&Passeron,1978)[25]。Chi和Qian(2015)[26]的研究发现，家庭收入水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的教育支出也会增加。对于城市家庭而言，生育二孩将导致资源稀释，影响到对一孩孩子的经济和时间投入。值得注意是，访谈还发现一孩育有男孩的年轻夫妇，面临二孩时存在“二孩恐男”意识，这源于现阶段依然盛行的高额彩礼、婚房等婚育礼俗带来的“代际资源传递”和“代际剥削”。男方父母是剥削的主要承担者，承受着更多的隐形压力。此外，随着物质资源的逐步丰富，人们对于“幸福感”的追求也在发生转变。
M先生说，我觉得（生育）一个就足够了，把多余的时间留给自己和爱的人。人生短暂，重要的不是留下什么，而是体验过什么，人生的质量如何。
F女士认为，我慢慢明白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不只有生育，更懂得勇敢逐梦、遵从内心。
S女士说，我希望我的家庭是一种动态平衡和匹配的关系：当我个人的事情非常紧急重要的时候，老公和孩子配合我；当我相对放松的时候，我多拿出点时间来陪伴老公和孩子。
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增强了90后的个体化意识，他们在婚育中追求更深刻的幸福体验，这种幸福感不止于传宗接代，也不局限于“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带来的物质享受，而是生活得更加“自我”，期待从生活点滴中得到获得感，在婚育中自我提升，通过实现自身价值获取幸福感，并希望通过努力奋斗为孩子获取资源、树立榜样。
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70后生育观中的数量偏好逐步由“多生”向“两个最佳”转变，但体现传统生育观核心的“男性偏好”依然盛行，这是他们区别于80后和90后的重要生育观特征。相较于70后，80后的生育观转变体现在与父辈传统生育观的价值冲突上，对生育数量和“生男孩”的需求降低，还体现在对子女效用的功利性需求减少和情感性需求增加，注重孩子的教养与陪伴。90后延续了80后的生育观发展模式，以满足个体“幸福需求”为目标导向，生育不再是职责，而是以经济独立和个性发展为基础的个体化选择。不过，这三代人在现阶段均面临生育的经济压力和教养负担，重视教养资源是共有的价值信念，但相较于70后和80后，90后更重视生育中的幸福体验和自我价值。面临二孩决策，70后的“不生”多是迫于年龄及成本约束的无奈之举，80后和90后则以生活质量和幸福需求为导向，通过主动控制生育数量和生育时间来平衡工作投入与家庭生活。由此可以发现，人们对传统生育价值的认同程度逐渐降低，影响生育观发展的政策强制力减弱，经济压力、机会成本和教养资源的约束力相对较强，但三代人均对生育的“责任感”增强，这主要体现在教养参与和经济投入方面，更加重视生育的经济和心理准备、科学抚育以及育儿幸福体验。
李建民（2009)[11]指出，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进入到成本约束驱动转变阶段，主要特点是生育率下降不是因为生育意愿的减弱，而是成本约束下的个体生育意愿不能完全实现。本研究也发现，生育价值观转变存在“成本约束转变驱动阶段”，这时生育观发展受制于经济成本不足和教养资源分布不均带来的限制。笔者在访谈中还发现，80后和90后的生育观发展呈现出生育意愿转变在前，生育行为转变在后的特点，即生育主体将外力约束下的生育规范内化为新的生育观念，并在行为中自发践行。这种转变超越了“生育成本约束驱动阶段”的外力约束。也就是说，除了外在经济成本约束，还存在一种“内生型”驱力促进生育观发展由外力诱发向内部自发转变过渡，自我体验和价值的实现成为他们生育价值观的核心内容。综上，笔者认为在“生育成本约束驱动阶段”之后，生育观还存在一种内生型的“幸福价值导向驱动阶段”。“幸福导向”体现在生育以个人主观幸福体验为主导，重视孩子的教养陪伴，注重自我价值实现。在“幸福价值”的驱动下，不同代际群体通过推迟生育计划、减少生育个数、延迟满足等理性决策在家庭和自我实现中寻找平衡，实现获取幸福生活的最优解。
上述研究发现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具体而言，当前中国生育观正在经历现代化的演变，“幸福价值导向”逐渐成为80后和90后的主导生育观，对此，我们应重视生育观的教育与引导，提升他们对生育重要性的认识。一方面，我们要挖掘传统生育文化中积极合理的因素，重塑生育对于育龄人口及其家庭的意义，确认孩子在家庭中的价值，使生育成为育龄人口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重要内容。例如，通过宣传教育使婚育期青年认识到“生儿育女”不仅仅是传宗接代，更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和幸福生活的源头，以此发挥传统生育文化对婚育青年生育行为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张书维等（2021)[27]通过调查实验发现，由于家庭立场的生育教育宣传强调情感寄托需要和自我价值实现，使得自我卷入程度更高，对于生育意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结合本研究结果，在生育观的教育和宣传方面，鼓励应当更多地从个体和家庭立场出发，强调生育带给育龄人口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生育可以带来经济保障、精神传承”等观念，从而行之有效地“助推”生育意愿。
还需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人们的生育观在不同年龄阶段表现出不同特点，生命进入一定时期之后，可能会重新定位生育价值。人们的生育年龄可能进一步推迟，特别是“二孩”的生育年龄，为此，就需要加强针对高龄产妇的医疗服务保障。此外，不可否认，经济压力、教养负担、机会成本和科学抚育仍然限制了人们的生育行为，特别是对中低收入阶层，这就需要加强公共服务供给力度，降低城市育龄人口的生育和教养成本，特别是要提供优质而公平的教育和医疗资源。育龄人口科学抚育和获取优质教养资源的需求，让他们放下包袱，有相对较多的时间陪伴孩子，获得生育幸福体验。
当然，本研究亦存在一些局限性。具体来说，由于研究设计的限制，我们的调查对象数量较少，访谈资料不足，对生育观变迁模式的论述不够详尽，仍需借助其他研究方法做进一步补充。与此相关，研究者虽力图抽取能够涵盖不同群体的研究对象，但最终抽取的研究对象仍是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城市工薪阶层，未涉及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处于优势的阶层，从而影响了研究结论的推广性。例如，本研究发现，经济压力和抚养成本约束了人们的生育行为，这个结果可能仅适用于城市工薪阶层，并不适用于城市中经济雄厚的上层阶层群体，因为有研究就发现生育成本只对中低阶层的生育行为具有限制作用（葛佳，2017)[20]。同样，本研究只考察了城市不同代际群体的生育观及变迁模式，今后研究需对不同群体面临的生育困境做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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