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在《过秦论》里说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这里的六世，指的就是自秦孝公以下的六位国君。这六位国君，就是大家常说的“秦国六代名君”，也即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打下坚实基础的六位先辈。
这六位国君到底是不是都能称得上名君，其实是有待商榷的，比如举鼎而亡的秦武王赢荡，专门宠信大力士，排斥文臣，虽然短短的任期里就创造出了拿下宜阳的战绩，但长远下去还真不好说。好在他死得早，在位时间短，对秦国的政局影响不大。
总之，六位秦国先君固然没犯什么大错，但要说都是名君，恐怕未必，而且与其说是他们为秦始皇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倒不如把功劳归于另一个人身上，他就是商鞅，秦孝公时代的名臣，秦国变法的鼻祖。商鞅的变法才是秦国接下来的百年内能够持续强盛的关键，也是秦始皇得以统一天下的根本原因。最了不起的是，他的影响力并未止于秦国或者秦朝，而是一直延续到了两千多年后，纵观中国整个帝制时代，无不施行商鞅之法，从秦到清，概莫能外。
法家集大成者“商鞅”，奠定了中国两千年“儒表法里”的政治基础
商鞅又称卫鞅，公孙鞅，卫是他原来的姓氏，因为他是卫国国君的后代。公孙鞅很可能说明他的祖父当过卫国国君，而父亲则不是。但他在后世最响亮的名号，既不是卫鞅，也不是公孙鞅，而是商鞅。因为商是他在秦国立下大功之后秦孝公赏赐给他的封地，是他自己创下的荣耀，故而他更愿意以商为氏，称商鞅而非卫鞅或者公孙鞅。
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商鞅早年受到法家名宿李悝和吴起的影响很深，这两个人分别在魏国和楚国搞过变法，并成功使两个国家强大了起来。但若论对后世的影响，则是晚辈商鞅在秦国搞的变法影响更大，因为商鞅搞的那套弱民愚民手段，对封建统治者最有利，最能维护封建君主的权威。
所以战国中晚期，秦国凭借商鞅之法迅速地强大了起来，成为六国人口中的“虎狼之秦”，而秦始皇更是以一己之力灭掉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统一了中原大地，并将中央政府的权威推广到了百越之地。秦朝虽然短命，然而接替秦的汉，以及之后的历朝历代的帝王们，却无不推崇商鞅之法，哪怕不能明面上推崇，背地里也还在搞那一套驭民术。这就是所谓的“儒表法里”，也是中国自秦以降的两千余年帝制时代的政治基础。
先进而成熟的制度，却最终成为阻碍中国进步的罪魁祸首
商鞅的变法，在当时看来毫无疑问是先进的，也是成熟有效的。哪怕是最恨他的秦惠文王（商鞅曾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处置过他的两名老师），也只敢以私怨去治商鞅的罪，而不敢或者说不愿公然否定商鞅之法。由此可见，商鞅的变法是变到封建帝王们的心里去了，是他们赖以统治天下的一大利器。
有了法家的这套治理手段，中国的封建王朝才能大体稳定地延续下去，直到清末受到外力干涉，才终于玩不下去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中国民智大开，以至于复辟帝制的袁世凯成了一个大笑话。
然而商鞅之法虽然能让国家变得强大，让政局变得稳定，却严重钳锢了人们的思想。因为在商鞅等法家大佬看来，民众不需要有什么思想，只需要懂得忠君就行，国君让干什么，就去干什么，这样的顺民才更好驾驭，才不会威胁到皇权的统治。但代价就是社会整体发展缓慢，科技和人文这两大领域难有建树，从而导致中国以领先早熟的状态渐渐落后于西方世界，这才有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败，以及之后的百年耻辱。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一个钳锢言论的时代，是很难发展出新技术、新思想的，如果再缺失了与外界的交流，自然会越来越落后于外部世界，中国的帝制时代便是如此，到了后期，国内自诩“天朝上国”，实则连西方的二流国家都不如。而这种结局，推及始因，则离不开秦孝公时代商鞅的变法。
结语：
所以说，中国近代落后于世界，2000年前的商鞅可谓“罪魁祸首”。但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商鞅的思想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先进的，是成熟有效的，可惜太过成熟有效，以至于让中国历朝历代堕入了舒适圈，再也无法靠自身的力量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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