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8-09 17:08:34来源：
世界王氏网隋、唐琅邪王氏述考(上)
一、隋、唐以前琅邪王氏兴衰回顾
1、政治地位的兴衰
琅邪王氏，源远流长。上溯至秦末王元，迁居琅邪。王吉显于两汉，其后裔约在东汉之世迁居琅邪郡临沂县之都乡南仁里，但作为中世纪的世家望族，实自魏、晋之交的王祥、王览、王雄开始，那正是依地望官品作为举荐为官依据的“九品官人法”开始实行之际，王氏当时虽为郡中大姓，尚与其他中原大姓地位差不多。由于司马睿南迁，王氏族中的王旷倡其议，王导、王敦辅翼之，开东晋王朝百年之基，琅邪王氏遂与陈郡谢氏同升为南朝侨姓之首。经历了约三百年，子孙历仕东晋、宋、齐、梁各朝且各出重臣，声望不衰之后，遭侯景之乱及西魏攻人江陵之劫，虽家族大受摧残，社会地位一蹶不振。但在北周、北齐、陈朝三分鼎足统治中国之时。三个政权中都有琅邪王氏成员在佐成文治方面作出贡献。北齐灭北周，禅让帝位于杨坚，建立起隋朝，不久灭掉江左的陈朝，统一了全国，废“九品官人法”，兴科举，取士不问门第，北齐旧地的山东，陈朝旧地的江左，琅邪王氏成员，开始衰落，不复在当地以郡望自骄。但是其成员，适应新的政治局势，多数北迁，分居各地，或走科举之路，或接受地方官的举荐，重新步上仕途。到唐高宗、武后时，以王猛、王褒两支的后裔王璇、王方庆先后居相位为标志，琅邪王氏一些祖先不明的散户也出现于史传之中，形成了琅邪王氏在唐朝复振的现象。但是，这复振的王氏诸子弟与陈朝以前的琅邪王氏诸子弟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地位都大不一样了，虽然仍可以通称琅邪王氏，却是名同而实异。
2、社会地位的兴衰
倘若不从官品高低，而从是否掌握政治实权来看王氏的社会地位，则隋唐以前，王氏的兴衰可以大体划分为四个时期：
(一)两晋时期：这是琅邪圧氏家族的创始期。族中三支的王祥是开国功臣，王览则是借王祥的光，升到三品的宗正卿。王雄这一支，到第三代王衍才脱颖而出。但王祥在晋朝开国后四年死去。祥、览的二代子孙除了王彦在八王之乱中稍有表演、昙花一现外，都碌碌无所作为。王雄之孙王戎虽有平吴之功，官拜太子太傅，又仕至司徒,但是身处浊世，一味地与俗浮沉，在当时政坛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所以琅邪王氏在西晋一朝的政治地位，既不如中原大姓弘农杨氏，平阳贾氏，河东裴氏、卫氏、泰山羊氏，也不如同出一祖的太原王氏，只是一般的髙门大族而己。西晋末年，王戎从弟王衍受到东海王司马越的赏识，仕至太尉、尚书令，但也就是这个人，对西晋之亡，应该负有主要责任。不过，就总体而论，前有王祥，后有王衍，都是真正有政治影响的人物，琅邪王氏，可谓显名于西晋一朝，奠定了家族的地位。
(二)东晋时期：由于王旷、王导、王敦助成东晋王朝立国于江左，琅邪王氏几乎举族先后渡过长江追随司马睿，琅邪王氏取得了侨姓第一的位置，而且一直维持到南朝的末年。在东晋王朝百年中，王导、王廙、王彬、王舒，在元帝、明帝、成帝几朝分别受到重用。虽然有王敦的犯上作乱，家族地位却未受到影响。王允之、王羲之、王恬、王胡之、王珣都曾专任武职领兵，王献之、王珉都官至中书令，王彪之官至尚书仆射，王献之的女儿为晋安帝皇后。他们为官，有职有权，不似南朝时那样实权操在寒门出身的中书舍人手中。琅邪王氏的政治上高门地位，可谓与东晋相终始。
(三)宋、齐、梁时期：王氏家族，为高官者较东晋时还多，但多数无实权，成为必不可少的为王朝捧场的点缀品。他们任官，大多内任侍中、尚书令、中书令。外任郡守，或为诸王、诸军府长史一类高级幕僚。由于自刘宋朝开始，侍中、中书令的实权已经落于寒门出身的中书舍人手中，录尚书事已不常设置，琅邪王氏所能取得的有实权的官职只有一个吏部尚书。此官职在典选，即进退百官。由于当时选官必须考虑到待选人的门户出身，所以任吏部尚书的人必须熟悉百家谱牒，而琅邪王氏的好多成员大都熟悉谱牒学，故吏部尚书好像是他们的专任官。吏部尚书只有一员，王氏出任高官者虽然多于东晋，实际上的政治地位却低于东晋的琅邪诸王氏了。外任为郡守者已不似东晋时多带有一个将军名号，这时军权多操在皇家子弟手中。政治、军事上丧失了优势地位，并未使琅邪王氏趋于衰微，由于婚姻取向和各朝皇帝有意地抬高他们的门户，加以他们一直重视文化传家，所以琅邪王氏的社会地位却较东晋时更高了。
(四）陈朝：是琅邪王氏的衰落期。这一点，前面详细分析过，在此不再重复。
3、严士庶之别与婚姻尚阀阅
刘宋时，江南吴姓、侨姓各大族，失去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实权地位，经济地位也没有保障，这使得士族上层为了保持家族利益，不得不设法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即保持崇高的社会地位。于是侨姓大族和吴姓大族化解了以往的矛盾，共同对付寒族(九品当中品位较低的世族），不使他们品位升高，这叫做“严士庶之别”。方法是：
(一)请皇帝派人审査黄籍（户籍簿），因为黄籍中都注有每人先世的九品品第及官爵。而黄籍从刘宋元嘉27年(公元450年）以后，被某些人擅自篡改，有的“人勋者众”，没有勋爵，改为有勋，入了“勋籍”。有的“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挤入上品了。南齐高祖萧道成因此专设版籍官，审定黄籍(1)。虽然未能全改前此之“冒籍”，但武帝萧赜已经下诏此后有犯，严加翦治”。
(二)大族撰士族谱，如王俭《百家集谱》等，而琅邪王氏对这种谱学，世有专长，所以族中多人任吏部尚书，不但依谱进退百官，保住了世族利益，而且终南朝之世，一直保住了侨姓第一的社会地位。
(三）高门与高门通婚，借婚姻关系严格区分门第。前面引据的侯景向王谢二族求婚，梁武帝认为侯景的官职虽髙，但门第不够格，便是一例。此种风气，到唐代还有影响：“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2)”
(四）崇尚郡望：前文已引用王仲荦先生以通俗语言解释郡望的形式，这里特别说明的有两点：
(1)东晋、南朝特重郡望，如琅邪王氏随王导渡江者，不管在江左已传了几代，提到籍贯，仍自称为琅邪临沂人。这种称呼法，一直延续到整个南朝，而且不只琅邪王氏一族，如东莞刘氏、臧氏、东海徐氏、陈郡谢氏、彭诚刘氏、兰陵萧氏、汝南周氏、济阳江氏等，后人修《晋书》、《宋书》、《南宋书》时均作如此记载。这正是南渡的各大家族重视郡望、郡望又表出高门的反映。
(2)所谓王氏21望，形成时间甚晚，至少南北朝时尚未形成。此点为研究王氏一姓何以在中古早期独尊琅邪王氏与太原王氏以及唐代以后不能再维持独尊局面有关。于此提出，后面将继续探讨此一课题。
4、琅邪王氏家族的文化素养
自从东汉末年太学毁于董卓之乱以后，经学文化的传播，多操之于某些家族之手。他们父子相传，世习某经，成为学术集团。另一方面，汉灵帝设鸿都门学以收学生。据李贤注《后汉书·灵帝纪》光和元年二月条：“鸿都，门名也，于内置学，时其中诸生皆勅州郡、三公召能为尺牍词賦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从此，尺牍、词赋、书法之学又成为官学。魏、晋时，玄学大盛，但琅邪王氏除王戎、王衍一支外，仍然多以儒学传家。而在宗教信仰方面，自第三代起，多信新兴的天师道。陈寅恪先生曾谓东西晋南北朝之天师道为家世相传之宗教，其书法亦往往为家世相传之艺术⑶。”琅邪王氏，从魏晋到陈末整体来看，可以称之为一个文化家庭。其成员从政之余，于上述儒学(广义的）、词赋、书法均有成果遗留于后世。儒学方面，《孝经》为其家传之学，不必说了。王祥的《遗训》，全为儒家之言。王彪之多识故典，文武仪准有争议者，莫不取定于他。后来发展为王淮之的《青箱学》，又发展为王俭的抄选何承天《礼论》为八帙、为十三卷，最后成为王肃佐北魏孝文帝改定官制礼仪的依据，影响及于北齐。不只北齐，连北周定礼仪也受到其影响。王俭、王肃及王氏家族多人，均习五礼之学，而陈寅恪先生探寻隋、唐礼仪制度，指出：”隋文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其制定礼仪则不依北周之制，别采梁礼及后齐仪注。所谓梁礼……亦即梁陈以降南朝后期之典章文物也……北齐仪注即南朝前期文物之蜕嬗，其关键实在王肃之北奔(4)。”此事在中古时期为由汉魏时期至隋唐时期政治制度变化的一大关键，而琅邪王氏在其中起了导引作用，昔之研究者多未注意此点，兹特表而出之。
又，王俭撰《七志》，为《汉书·艺文志》以后又一可贵的目录学著作。王俭、王褒的《百家集谱》等谱学著作也在当代起了不小的作用。王韶之撰晋史，王智深撰《宋纪》，虽然未被列为正史，但不可谓琅邪王氏中无史学家。王逡之撰《世行》、《永明起居注》，王珪之撰《齐职仪》，亦属史部之作。辞赋方面，王弘的书翰仪体，后人多仿效之，称为王太保家法。王廙少能属文，元帝即位，献《中兴赋》。王筠的文学作品，为沈约及昭明太子所欣赏，有文集百卷。王训“文章之美，为后进领袖”。王籍善诗，有文集。王规有文集20卷。规子王褒入北，文学地位与庾信比肩，不但改变了北周的文风，还改变了书法取向。谈到书法，王氏一族更是济济多士。见于唐张怀瑶《书断》及《书估》中的名家，便有王旷、王敦、王导、王廙、王羲之、王恬、王洽、王允之、王珉、王珣、王玄之、王凝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献之、王僧虔、王志。又据王方庆向武后献其各代祖先书法，知道人南北朝后，王昙首、王僧绰、王仲宝、王骞、王规、王褒都各有墨宝传世。几百年中，一个家族出了那么多书法名家，在历史上很难再找出另一个与之相匹配的了。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以外，王恬、王瞻的棋艺，王微的书画、音律、医方、王廙的书、画、音乐、射御、博奕等，都扬名于一代。总之，我们说琅邪王氏是一个文化家族，有两个含义：（一）人们谈及魏晋南北朝的琅邪王氏，往往只列举族中有多少人作了中枢及地方的高官，忽略了这个家族在文化方面对中国历史上作出的贡献。(二)这个家族整体的多方面的高度文化素养，保证了在科举兴、士族特权废的隋唐时代，一批批的出而应时，传衍了家族名声三百年，这是研究琅邪王氏所不可不知的。
二、名存而实异
1、全国统一的局面出现
界定琅邪王氏由南北朝时代转入隋唐时代，可以有两个不同的时间坐标，一个是公元581年，是为隋文帝开皇元年，隋朝取代北周，正式成为一个新的王朝。一个是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了中国，改变了二百余年南北朝分立的局面。本书采用了后一种时间坐标。因为笔者以为，研究琅邪王氏家族，虽然不得不得不依照国史中朝代起讫断代，到底其兴衰与王朝的更替有时并不完全同步，尤其是南北朝与隋唐交替的这一时期，作为江东门阀世族群体的琅邪王氏实际上已经衰微，存在于隋唐的琅邪王氏与其相比，只有家族成员的血统关系的继承，其他自魏晋以来藉以取得郡姓及侨姓高门的基础，即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优势地位与凭借，完全没有了。隋、唐时代，虽然仍然保存着琅邪王氏的郡姓名称，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名存而实异了。所以前文论及琅邪王氏的衰亡时，称人隋后，琅邪王氏衰而不亡，到唐朝末年才真正消亡了。这所谓衰，即指名同而实异。即使武则天晚年，王方庆贵为宰相，子孙众多。支系延续到唐末，仍只能称为琅邪王氏衰微之世。必须了解隋唐琅邪王氏作为族群整体，与其魏晋南北朝的祖先有这样的差异，才能明白为什么从五代以后，琅邪王氏在历史上消失以及明朝以后琅邪王氏后裔又在各地纷纷出现甚至幅射分居到海外去这一个令治史修谱者查不清、理不明的大的变化过程来。
2、琅邪王氏分仕三方的局面被打破
让我们仍然接着上一章，由南朝陈、北朝东魏、北齐和北周、隋时琅邪王氏的兴衰变化作历史的考察。
在《陈书·后主纪》后面，有一段唐人魏征论陈朝时中国形势的文字，说陈武帝始建陈王朝时，与北齐、北周、成鼎足三分之势：“故乃决机百胜，成此三分，方诸鼎峙之雄，足以无惭(孙）权、（刘）備矣。”陈寅恪先生论隋、唐典章制度（实则包括文化）的成就及渊源时说：“夫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及日本，西至中亚……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派，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5)。”可知南朝陈，虽然经过侯景之乱的残破，又西部失去江陵，北面全失江北，仍被视为中华文化所系之国，与北方的齐、周鼎立相抗。而就琅邪王氏家族分布而言，恰巧与这种形势相合。有陈一朝，王氏之未死于侯景之乱及未沦于西魏入江陵之劫者，几乎都被陈朝收用以支撑文治的局面，不但有王冲、王通、王劢、王质、王固、王玚、王瑜，向北周要回来的王克，还有废帝的皇后（王固的女儿）。他们大多显赫于陈武帝至陈宣帝年间。虽然都是些庸才，既无实权，又无作为，但总算是帮助撑起了朝廷的架子，延续了琅邪王氏正统的一脉。被称为山东或关东的东魏、北齐，有王肃一支，恰在北魏孝文帝进行改革，走向汉化之时，王肃输入了汉、魏、晋传下来的典章制度、礼仪文化。因此受到重用，爵位传之子孙。处于关陇地区的西魏、北周，因占领江陵，俘获了大量汉族各色人等，琅邪王氏的著名文人王褒即在其中，并以其个人文采影响了关陇文苑。这样，多年来只在江左一隅发展的琅邪王氏，已经在北方两大政治实体中初步打下基础，且大有如太原王氏那样的发展前途。
但是，随着北周灭北齐，及隋灭陈，这种琅邪王氏分布于三国的局面被打破了。
首先看北齐，王肃的后裔虽然在当时政治地位依然延续，但王肃入北魏的时间较晚。虽然魏孝文帝在其入魏以后的496年才下诏提高鲜卑族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大姓的地位，让他们”勿充猥官，一同四姓”，但也等于在诏书中肯定了范阳卢、清河崔、荥阳郑、太原王的门户地位。太原王自王慧龙人北，与崔、卢等高门连姻，经过80年，取得了山东四姓高门的地位，王肃却没有因应形势，采取与山东高门连姻的办法，使琅邪王氏也挤入山东高门之中，所以尽管王肃在帮助北魏定官制、礼仪方面立了大功，个人官职也不低，可是在东魏、北齐没有社会地位。北周灭齐，政治地位随之失去。这一支等于消亡了。
再看江左的琅邪王氏。经过侯景之乱的杀戮，以王、谢女子配奴，西魏军入江陵，俘虏全城军民北去，王氏既有大量的死伤，又降低到与奴通婚，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一齐沦丧。陈朝30年中，武帝、文帝虽然收集了未死于侯景屠杀及江陵之难的人，任以高官，但他们都是庸才，看《陈书》他们各人的本传，差不多都只记官职的升迁，真是“乏善可陈”。这些人差不多到宣帝时都死了，陈后主另任用了一批新贵，琅邪王氏已经无人能够进入政府中枢机构，这时已经是北周灭掉北齐和在江陵的傀儡政权后梁，统一了北方。对江左的陈朝正虎视眈眈的时候，不久准备了五十多万兵马作八道出兵以伐陈的部署。公元588年11月出兵，陈已腐败得不堪一击，589年正月隋军攻入建康，擒住陈后主。三月，将他与其“王公百司”送到隋都长安。陈国灭亡了，居留于江左的琅邪王氏怎么样了呢？史学家有两个不同的说法：王大良先生以为当时琅邪王氏尚有两大支，一是仕于北周在江陵设立的傀儡政权后梁的人，他们“在后梁亡国前已北迁长安，由后梁望族而为隋朝附庸，失去了在江南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基础，从而结束了其作为后梁望族的历史。”二是仕于陈朝的人，“而陈朝亦旋为隋所灭，后主以下的王公百官无不成了隋人的俘虏，并一同被北迁关中。在迁徙的人中，许多都是极有身份地位的人，其中几乎包括所有的江南士人(6)。”又说：“琅邪王氏显于陈朝的侍中王宽和镇南大将军王猛的后代都在陈亡后北迁……仅有居住在扬州（江都）的王绍宗和王远知等人因是衰落房支而未被北迁，说明活跃在江南的琅邪王氏在陈亡后北迁是大势所趋和不可逆转的事实(7)。”王先生的意思是：陈亡后，在江陵和建康的琅邪王氏北迁了。这种北迁还是被迫的和不可逆转的。
另一位学者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对陈亡后，江南的原南朝一切世族的下场却另有一种看法。他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中谈到褚遂良时说：“至褚遂良、许敬宗虽忠奸不同，然俱属来自南朝之系统，此系统之人物不论其先世在晋过江前或后为何地域之人，但北朝平灭南朝以后，此等人乃属俘虏家臣性质，绝无独立资格，非若山东世族齐亡后仍保有地方势力者可比。”他的意思是，往昔南朝的髙门（以王、谢、袁、萧为代表），在陈亡以后，被隋、唐王朝视作俘虏家臣，完全丧失了社会地位，比北齐亡后的山东高门（以卢、崔、郑、王、李五姓为代表）还要低一级。既然隋王朝卑视江左士族，自然不承认琅邪王氏在政治上、社会上还能起什么作用，自然不会有强迫他们聚族北迁的措施了。
3、北齐、陈朝的琅邪王氏入唐后与其前名同而实异
比较两种说法，王大良先生的琅邪王氏被迫北迁说，既无史料根据，所举的两个例子也缺乏说服力。例一，后梁都江陵，琅邪王氏在江陵为官者，西魏攻破江陵，尽被俘虏北去。根据其家族以建康三吴之地为二百余年安身立命之所这一点看，不会有人离开陈朝到后梁为官。个别的例外，任何时代都有，但却不能把两个由后梁转入隋朝为官的人，视作琅邪王氏氏族的北迁。例二:前面已经分析，琅邪王氏孑遗后裔仕于陈朝的，都在陈宣帝时逝世，陈后主有自己一套执政的班子，尚没有发现有琅邪王氏成员被延揽进去。因此不能说随陈后主北去长安的王公百司必有王氏子弟，更不能说这代表了江左琅邪王氏的被迫北迁。陈寅恪先生的隋、唐视江左世族为俘虏家臣，全无社会地位的说法中，也许“俘虏家臣”四字份量重了一些，但是从身份由高贵转为低下作为切人点以分析旧日江左高门的命运，是抓住了要点，结论也是正确的。最好的例证是唐太宗对高士廉等初修《氏族志》不太满意的一段纪事：“是时，朝议以山东人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太宗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乃诏士廉与御史太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谍，仍凭借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士廉乃类其等第以进。太宗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8)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木贾，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只缘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不足可贵，至今犹以崔、卢、王、谢为重……’”下面，太宗明确提出，应该把唐朝现任官中官品高的置之高等，把原来的山东士族的等第降下来。于是高士廉等把原定为一等的崔干降为三等，太宗才满意。从所引用的这一例中可以看出，太宗自以为属于西魏、北周、隋这一系统，统一了全国，便以正统自居，视北齐、梁、陈为偏僻小国，虽有人才，不足为贵。值得注意的是，对高士廉说的一席话，旨在斥责山东高门，虽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而对于江南的王、谢，全不涉及。什么原因呢？说山东高门嫁女索财，乃是借口。实际上是江左高门，虚传旧日王谢之名，今已趋于消亡，威胁不了王朝的统治。对于入隋、唐后，琅邪王氏的地位，宜作如是观。陈寅恪先生在另一文中解释唐代山东高门（包括太原王氏）犹有社会地位，江左士族（以琅邪王氏为代表）却消亡(指作为氏族而言）了的历史原因，说得更清楚：“考山东氏族之兴起，其原因虽较远较繁，然其主因实出于东汉晚世董卓黄巾之变及西晋末年胡族之乱，当日政治文化中心之洛阳，失其领导地位，而地方豪族遂起而代之，于是魏晋南北朝之门阀政治因以建立。虽隋唐统一中国，江左之贵族渐次消灭，然河北之地，其地方豪族仍保持旧时传统，在政治上固须让关陇胡汉混合集团列居首位，但在社会上依然是一不可轻视之一特殊势力也(9)。”其说可以解释何以到了唐代山东氏族仍然具有使唐太宗忌惮的社会力量，这又一次反证隋灭陈后，江左的大士族、包括琅邪王氏在内，实际上逐渐消亡（有一个过程）了。当然，到了唐代，王导、王彬二支的后裔还各有一段辉煌时代，又还有几个祖先支派不详的琅邪王氏成员活跃一时，但是他们大多是自江南北迁，失去“九品官人法”的仕宦优待条件，失去了侯景之乱以前的崇高社会地位，凭个人奋斗，又复使个人及家族显赫一时的。所以笔者以为，隋、唐的琅邪王氏家族，未能再形成一个大的士族群体，与魏晋南北朝的琅邪王氏，名同而实异。
也就因此，隋、唐的世系简表，除了王鼒、王猛两大支以外，还有一些祖上支系不明，唐代方显其名，而又传世不多的小表，其中还不包括官职不高或身为处士的出自墓志铭中的成员。到了唐代，琅邪王氏作为大士族的整体，已经由衰而亡，世系简表也只能表现这一现实。
最后，看被俘获送于西魏的王褒一支。当时的西魏、北周到隋，被称为关陇集团，与山东、江东，鼎足而三。三方各有自的高门望族，《唐会要·氏族》：“过江则有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有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有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为大。代北则有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为大。”但王褒入北，琅邪王氏不得与于关中郡姓之列。他在西魏、北周受重视，是因为他的学问、文采，并不是因为他属于侨姓第一的王氏。北周似乎并不重视琅邪王氏，故周、陈通好，陈提出放还留于北周的大臣时，北周放回了属于琅邪王氏的王克，而王褒与庾信因为是有名的才学之士，被留而不放。王褒死后，一子鼒人隋，为卫尉丞(10)，不过从六品的小官。鼒子弘让、弘直，均出仕于唐朝，弘直先为汉王元昌友，终于荆王友，已是唐高宗年间，可知王褒以下两代，琅邪王氏在关中亦不受重视，王褒一支亦不借琅邪王氏子孙而贵显。直到弘直的儿子方庆，不但为武后宰相，又以中宗为太子时身为左庶子，封石泉公（或石泉子），他又子孙众多，又修了两种王氏谱，结果，继承了梁朝王氏一脉，于山东、江左王氏式微之后，成为琅邪王氏正统，一直传至唐末，终结了延续近700年的琅邪王氏家族，并且赵宋以后的王姓两大支，即开闽王和三槐堂王，据传都自称其始祖为王方庆后裔，这曲折的兴衰变化，原因复杂，后文将从机遇及人为因素两方面，作一分析。
三、隋唐琅邪王氏支系简表
隋朝享国只有38年，前面9年，尚有陈朝与之并存，就研究琅邪王氏家族而言，只起到过渡的作用，故对于王猛、王鼒两大支，与唐朝合列人表，个别散支至唐而绝者，与唐之散支，均单独列表，附于两大支后面。
1、王猛（王彬之后）一支简表
(—)简表：
(二)说明
因为王猛的曾孙王璇相武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才上溯其远祖王彬，在谱图上以王猛为第一代。猛以前各支，见前文陈朝简表。王猛为陈镇南大将军，驻广州，陈亡、降隋、隋文帝很重视他。猛死后，任其长子缮为普州刺史。次子纩为楚州刺史，已入唐。而据《王同人墓志铭》，德俭为纩弟续之子。纩子德俭为御史中丞，其子相武后。据《新唐书·宰相表》“武后长寿元年（692年），八月辛己，营缮大匠王璇守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11)。九月……游道、智弘、神机、元素、璇，并流岭南。”从王猛到王德俭，包括王缮、王续，都官居四品以上，猛及德俭俱有封爵，看来这一支由陈降隋，又由隋降唐，未凭借进士科，保持了中级官员身份。但是如果王不拜相，就未必能传下较完整的谱。王璇只作了一个多月的宰相，与其他四相同时获罪，大约与当时与武氏、李氏之争有关系。因为就在两年以前，武后改唐朝为周朝。不过史书不载其故，又未给王璇立传，只好存疑了。王璇七个儿子中有两个仕至州刺史。王续一支，又下传了八代，五品以上官不少，最后大约传至昭宗时代，与王鼒一支应该算是隋唐王氏两大支系了。
2、王鼒（王导之后）一支简表
（一）简表
3、附表一（王方举一支）：
4、附表二（王方庆一支：）
(二)说明
(1)本表全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王鼒后裔一支制成。因为表中王弘直一系子孙众多，放在一个表内，查阅起来不甚方便，因此将人数众多的王方举、王方庆两支单为提出，各制一表，是为附表一、附表二。方举名缄，方庆名琳，《旧唐书》为方庆立传，不用“琳”的名字，《新唐书》又特书“以字行”，后此均称其字。
(2)赵宋初年，宋祁、欧阳修修《新唐书》，四表中有《宰相世系表》，前史未闻有此名目，算是一个创举。所以创制此表，开宗明义，宋、欧有所说明：“唐为国久，传世多，而诸臣亦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其材子贤孙不殒其世德，或父子相继居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呜呼！其亦盛矣。”看来唐继隋世，废“九品官人法”，兴科举制，打破了郡姓高门世袭制度，但门第观念，仍未能根除，所谓“诸臣亦各修其家法”，大约指的是各高官多自修私谱。或类同于贞观时修的《氏族志》武后时修的《氏系录》和玄宗时修的《姓族系录》的遍列百官诸族而又突出已族的谱系类著作。《宰相世系表》的内容，介于各私家家谱与官修的《氏族志》、《氏系录》之间。唐太宗修《氏族志》把皇朝的李姓和当时三品以上高官各姓列人其中。武后修《氏系录》把当时五品以上朝官各姓列入其中。《新唐书》师其意，在《宗室世系表》中详列了皇室李氏家族世系以外，再立《宰相世系表》，详列有唐一朝“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种有实权的宰相世系，上穷其源，下至子孙式微而止，入谱者，虽小官亦记其官职，这一点又类似私家家谱了。在《氏族志》等书和大量唐代私家家谱业已佚失的今日看来，有不小的资料价值。
(3)《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有其局限性，例如只传曾任宰相者的世系，涉及的朝官层面似乎太窄。但考察当时情况，实际收入了98族，中国有名的大姓大部分收入其中，比旧日的百氏谱也差不了多少，尤详于唐代300年的传承，研究唐史者不可不读。
(4)对私家家谱方面，当时如何选用，是一姓之中，诸谱并取，经过鉴别，用其可信者呢？还是取用各谱资料，杂揉而成一表呢？如今已不可知。观前面提到的东汉初年，将王遵一人分别入于琅邪王氏、京兆王氏两支之中，似乎杂采各谱，揉合为一，鉴别工作做得粗糙了些。但从南北朝开始，后人篡改前人之谱事，已屡见不鲜，故《新唐表》所列与正史冲突者，应广取资料正之，无资料(包括文献资料与地下出土资料）可据者，唐代以前部分，应信正史而勿轻信私家所修之谱。
(5)当代所存的各地(包括海外）琅邪王氏谱，纂修的时间，最早者为明代初年，而上溯远祖，又多至周灵王太子晋或其子宗敬，查自太子晋至曹魏王祥、王览、王雄一段，均抄自《新唐表》图谱前一段文字。但又或削去名字相同的一代，或补上原本空白没有名字的的几代，漫无凭据，肆意秉笔。面对西汉、东汉欠缺的若干代，却又若视而不见。笔者有鉴于此，成此《考信录》一书，冀有所匡补。奈才学低浅，挂一而漏万。于此，呼吁研究琅邪王氏的学者专家，望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琅邪王氏部分再多作些研究，共同有所匡正。
注释：
(1)《南齐书·虞玩之传》
(2)《新唐书·杜兼传附中立传》
(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4页。
(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3页。
(5)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
(6)王大良《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形态》175、176页。
(7)同注(6)所引书215页。
(8)山东四姓，南北朝时，以为指清河崔、范阳卢、荥阳郑、太原王。唐朝却一度排除太原王，加上陇西李，而成崔、卢、李、郑。
(9)陈寅恪《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载于《金明馆丛稿二编》。
(10)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鼒任安都通守,通守为隋炀帝设立，相当于郡的太守，大约为四品官。然隋无安都郡。谓鼒为安都通守不知何据。王大良先生谓鼒在隋时曾任卫尉丞，又为安都、竟陵太守，亦因安都郡在隋时已撤消，其说既不同于《旧唐书·王方庆传》，又不同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但与若干墓志铭相合。
(11)武后临朝，曾大改唐朝官名。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原来的同中书门下平间事，亦即当时的宰相。
(12)方举一支单列，见附表一。
(13)方庆一支单列，见附表二。
(14)晞为方庆第一子。
(15)晦为方庆第二子。
(16)曒为方庆第三子。
(17)晊为方庆第四子。
(18)晔为方庆第五子。
(19)睃为方庆第六子。
(20)皑为方广第七子。
(21)昕为方庆第八子。
(22)暐为方庆第九子。
(23)晖为方庆第十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