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6-08 18:49:52来源:琅琊王氏考信录
―、《新唐表》的出现与其特点初探
唐代及其以前的各种王氏谱,到了北宋初期修《新唐书》时,还有少数几种存在,其《艺文志》中著录了唐武后时王方庆所修的《王氏家牒》、《王氏谱》及不知作者的《王氏著录》三种。按,王方庆所修的谱,其时间下限,顶多是武后时代,而《新唐表》王姓时间下限晚至唐胳宗时代,因知修《表》的人,应当有另一部修于唐末甚或五代的王氏族谱作根据,这是上述三谱之外的又一谱,只是经靖康之乱、高宗南渡,这少量的旧谱也都佚失了。而就在这种情况下,《新唐书》修竣面世,其中新创的《宰相世系表》,由于世系衔接,几乎等同于曾为宰相的98个大族369人的族谱。它们的一个特点是:世系之外,又加上了各族姓得姓之源以及唐朝以前传衍世代这两部分。都是此前无人系统收集刊出过的资料,故此表一出,在姓氏谱牒学领域中,堪称石破天惊,影响极大。一部分学者或讥其无据,或指其多处疏失,但后代人(明代以后)修谱时,却绝大多数予以转抄,确信它是惟一可信的上古、中古资料。就其中王姓部分而言,后代所修谱中远祖及两汉至唐的传承部分出现的多处矛盾,都与此《表》有关。时至今日,专门研究此表(后面都简称《新唐表》)的学者已大有人在,本文只针对有关琅邪王部分作一初步探讨。为了对某个问题正本清源,有时涉及表中太原王氏的那一部分。
《新唐书》是北宋时官修的唐史,参加编撰者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其中四表(包含《宰相世系表》),原由吕夏卿修纂,“但由于全书实际上是在欧阳修的主持下完成的,《志》、《表》的序……无疑出自欧阳修之手。特别是他所写的《赞》、《序》,集中反映了他的历史观(1)。”欧阳修本人又是个“谱牒学”专家,他主修的《欧阳氏谱图》和苏洵主修的《苏氏族谱》,今已成为私家修谱的典范之作,故《新唐表》应视作代表欧阳修谱学新观点实践的产物,这样才好分析《新唐表》创新部分的得失与其资料的真实性。
《欧阳氏谱图》,创新之处甚多,今只标出其与《新唐表》有关的两点:一、修谱必先搞清本家族的先世,即始祖及其居地,得姓的始末。因此在其《谱图》序中,一上来便有欧阳氏之先,本出于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于会稽,使守禹祀……至于允常,子曰句践,世为越王,越王传九世至王无疆……无疆之子蹄,封于乌程欧余山之阳,为欧阳亭侯,其后子孙遂以为氏”一大段。二、上溯始祖以来各代名讳,有不可考查,宁可缺着,只写明:“□世生□□”,绝不造几个假名字填上。这在《序》中,便有好几个例子,引一段于下渤海之显者曰建,字坚石……建遇赵王伦之乱,见杀。其兄子质以其族南奔,居于长沙,其七世孙曰景达,仕于齐,不显。至其孙顾,顾子纥仕于陈。纥子询、询子通仕于唐,四世有闻,遂显。自通三世生琮,为吉州刺史……自琮八世生万,又为吉州安福令
在《新唐表》中,曾出过宰相的98个大族,其世系都按欧阳氏谱图的格式制成谱图,并在每族谱图的前面写一个序,内容就是得姓之始,始祖以下各代名讳,直至隋末唐初,再用谱图表明进人唐朝以后的世系。明白了《新唐表》的这个体例,再联系前面所介绍的战国至两汉的六种著作、唐代的四个墓志铭,通盘考査,就可以对《新唐表》是否有根据,是否可信,其王姓部分有多少文献价值等问题作一些分析,并给它一个评价了。
二、《新唐表》基本可信
为着考证《新唐表》王姓部分的《序》是否可信,有必要将其中令后人看了生疑的部分引录于下:
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诛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八世孙错,为魏将军。生贲,为中大夫。贲生渝,为上将军。渝生息,为司寇,息生恢,封伊阳君。生元,元生颐,皆以中大夫召,不就。
生翦,秦大将军。生贲,字典,武陵侯。生离,字明,武城侯。二子:元、威。元避秦乱,迁于琅邪,后徙临沂。四世孙吉,字子阳,汉谏大夫,始家皋虞,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
这一部分包括三个问题:一、得姓王氏的是太子晋的儿子宗敬。二、自宗敬至王错之间空了八世(或设为自太子晋至王错共八世),以后就代代有名有字有官职了。结合大原王氏的《谱图序》首句(2)看,显然表明自王元、王威以后,才分为琅邪王及太原王两大支的。三’、王元以下空了三世而至王吉。
近代及当代学者,不相信上述资料的代表人物有二位。一是陈寅恪先生,他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东西晋南北朝之天师道世家》部分,介绍琅邪王氏,引用了《新唐表》王姓序文,开始于“元避秦乱,迁于琅邪,后徙临沂。四世孙吉,字子阳。”终结于“融字巨伟,二子祥览。”下面又引《晋书·王祥传》“王祥字休征,琅邪临沂人,汉谏议大夫吉之后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接着下案语案,唐书表所载世系,其见于汉书王吉传者,自属可信。其后诸世当有脱误,然为王吉之后,要无可疑。”
陈寅恪谈琅邪王氏的由来,引《新唐表》为证,未引周灵王太子晋至王元的一段,以为那还算不上琅邪王氏,道理上说得过去。但一连两次说琅邪王氏的先祖以王吉为可信,显然含而不露地认为以王元为琅邪王氏始祖为不可信。王元既不可信,则王错以上各代,于史多无据,自然也就不可信了。因为不涉及王氏得姓之说,尚不知道陈先生对太子晋及宗敬的父子关系,是否相信。
另一位学者毛汉光先生,话就说得十分明白了,他的《中古大氏族的个案研究——琅邪王氏》⑶一开始,引了本文前面所引的加了陈寅恪所引的《新唐表》文字,再引前述陈寅恪所引的《晋书·王祥传》文字,最后又加引了《汉书·王吉传》的开头:“王吉,字子阳,琅邪皋虞人也。”然后发表自己的看法:“比较上列三部正史的记载,《晋书》及《前汉书》对于琅邪王氏的源流,皆云始于前汉的王吉。而欧阳修修撰的《新唐书》远在班固撰《汉书》及唐太宗御撰《晋书》之后,却能自王吉以上,祖述至周灵王,是必欧阳修有新证据之发现;然而,魏晋之际,门第标榜之风极盛,各族皆喜将祖先追溯极远,以旧门自豪。若这些远祖有高官伟业之事迹,则更以此作为炫耀家族地位的最佳资料,设如琅邪王氏果与周灵王、王翦辈有蛛丝马迹之关系,则魏晋间王氏们必不会缺漏,盖王氏家谱在当时亦甚著称。故琅邪王氏源起周灵王之说,可能为隋唐以后的王氏附会之说。”
两位学者的治学态度都素以谨严著称,对《新唐表》王姓序的怀疑都集中在王吉以前的世系,这种怀疑是否可以否定《新唐表》呢?笔者以为:陈寅恪下笔慎重,他认为以王元为琅邪王氏的始祖,不但没有其他文献资料可资佐证,其说法本身也有启人疑窦之处,故怀疑王元,肯定王吉,虽然这么一来,他把琅邪王氏的始祖推后了百余年,其观点却无疵可指。毛先生的观点及论据,就必须分开研究了。前面说过,上引《新唐表》序,包括了三个部分:一、王氏得姓于周灵王太子晋之子宗敬。二、宗敬以下的世系、自王错一直排至王元。三、配合《新唐表》太原王氏谱图序,明示了王元、王威避秦乱,分走两地,从此形成琅邪、太原两大支。毛先生如果就此三点分别指出欧表多有失据及错误,其说或可以成立。但是以《汉书·王吉传》及《晋书·王祥传》成书在前,均没有周灵王太子晋至王元一段资料。《新唐表》修于北宋时,欧表何由得来这些资料作理由,因而全盘否定了它,就有些武断了。
根据前文列举的两汉以前六种文献资料,除了《列仙传》及《天问》王逸注只言王子乔以外,其余四种都具体记述了王子晋,并且涉及到他直谏周灵王的事。《逸周书》与《国语·周语》都是可以相信的资料。《潜夫论》又明确写出太子晋仙去之后,他的后嗣家于平阳,因氏王氏。因此得姓一事,汉代已有记载了,欧阳修、吕夏卿,只是给太子晋之嗣起名为宗敬而己,欧表还是有比《晋书》写定时间更早的文献根据的。关于宗敬以下从王错到王元那一大串王氏祖先,诚然在两汉至魏晋南朝之间传世的文献资料中没有记载,但也不能肯定为“隋唐以后王氏附会之说”。前文特引了四则地下出土的墓志铭,意在说明,那一大串人名中主要的几个,即王翦祖孙三人,已经在后三则中或暗示(第二则)或明示(第三、四则)有记载了。特别第四则中,以王翦、王离和王吉、王昌同列为祖先,极可能是墓主人之家将家谱一类的资料提供给撰写墓志铭的人,其人才敢这样写。考此墓的主人是高宗显庆3年(公元658年)5月入土的。其时王方庆尚未为官,故知此谱为墓主人自娘家带来的,并非王方庆所修的王氏谱。这就打破了毛汉光无蛛丝马迹可寻的说法。宋人洪迈谓:“《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谱牒,故多有谬误(4)。”《新唐表》的这一大段及王元,王威分投两地一节,平心而论,应是根据旧王氏谱编次而成的,倘说旧谱有谬误,《新唐表》未予纠正,看法还是客观的,据成书年代晚来否定它,就不客观了。
因此,可以说,《新唐表》谱图序,是据传世旧谱整理而成,并非向壁虚构,基本上是可信的。但是原谱修谱人,追溯前代祖先,不无拉古代名人入谱的嫌疑,欧、吕二公修《表》,涉及九十余个大族之谱,无力一一为之辩正,故《表》中存在着很多错误,也是不容讳言的。
三、欧、吕改谱为表得失议
欧阳修、吕夏卿依据旧谱,整理而成《新唐表》序,不仅王姓有,其他各姓谱图之前,也都各有一序叙明得姓之始以及唐以前的世系,体例写法完全相同,可以看出《新唐表》已非各谱的旧面目,它在整理加工方面用力不少。既然有整理加工,必然就有内容上的鉴别取舍。下面,试着探讨一下王姓先秦世系部分,欧、吕二公作了哪些取舍,也就此探讨一下王姓先秦世系的本来面目,为了眉目清楚,分条逐次研究。
1、关于得姓:《潜夫论》原文为:“(子乔)仙去之后,其嗣避周难于晋,家于平阳,因氏王氏。”《新唐表》却写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比较一下,《新唐表》改了二处,都改得合适。首先,仙去之说自属荒唐,而因直谏得罪周灵王,《国语》记载得甚为详细。晋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灵王之孙,在春秋宗法制度尚存之时,王孙为司徒,是极为合理的事。宗敬这个名字,和后面王渝、王息等一大串名字一样,是根据某一早年的王氏谱加上去的。其次,子晋之嗣避周难逃奔晋之平阳,也不合理。据《史记·周本纪》,周灵王在位26年,死,子晋的弟弟贵立为景王,在位17年后才因太子死而国乱,几个儿子争位,全与宗敬无关,倒是真正逃到晋国的王子丐被晋人兵马护送回国,是为周敬王。故宗敬为司徒之说可信,而其父死后垂20余年,逃什么与已无关之“难”,其说不可信。
2、《表》中,自王错经王贲、王渝、王息、王恢、王元、王颐到王翦这几代,写得很分明,连官职都写上了。相信《新唐表》为有根有据的人(如明代以后的上百本各地琅邪王氏谱)大都全文照抄入自己所编之谱中,以明祖系。不相信《新唐表》的人(大多数是学者),多认为八代之中除了两头的王错、王翦之外,其余六人,名不见于经传,官职如上将军、伊阳君都有些离奇,时值战国,又不写明仕于何国,其来历至为可疑。顾炎武先生在其《日知录·氏族相传文化》一条中,举了一大堆当时见于史籍的名字;“春秋吴有王犯,晋有王良,范氏之臣王生。战国齐有王斗、王蝎、王驩。费有王顺。魏有王错。赵有王登。秦有王稽、王龁、王翦、王绾、王戊。亦未必同出于灵王也。”其中被采入《新唐表》的也只有王错与王翦二人。史传有名的许多人不入《表》,无名的人倒排上了世系,作为史学家的欧阳修。到底凭什么作如此的取舍呢?仔细分析,《表》中自王翦以前的各代,应该不是胡编乱造以充数,而是有一定根据的。若是任意编造,不会在宗敬与王错之间,有六、七代的空白,也不会出现了两个王贲,两个王元,作假的人不会如此幼稚。对于顾炎武的疑问,倒可以沿着这样一条思路回答:宗敬为周司徒之后,正值自春秋向战国时期过渡。春秋时任官制度是“世卿世禄”,后来,“新兴地主阶级经过一系列的斗争,特别是前后经过一百多年的变法运动,剥夺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了一整套的官僚制度。(5)”这样,正好处于从世卿、世禄破坏到封建官僚制度建立的一百多年中,从宗敬到王错,找不到世系传承,就不足为怪了。王错以后的几代,笔者以为,都是在魏国为官,到了王翦,才转而成了秦国的武将。因为王息为司寇,战国时只有魏有此官名(6)。这一支所在国的转换,应该是东周——魏——秦,这样顾炎武所举出的一大串姓王的人,不得人表,也就可以得到解释了。而今日传于世的《御制太原王氏世荣悠远系谱》中,在宗敬与王错之间填上了岳起、靖康、肃、缴、育、尚德、弼,景八代人的名字,出自何书?笔者查了许多先秦古籍,连蛛丝马迹也找不到。从另一角度考察,宗敬为司徒,应在周景王年间,依景王10年计,为公元前535年。《史记·魏世家》,魏武侯16年(公元前371年),武侯卒,王错助公子取得王位,当时“魏得王错,:挾上党,固半国也。”以此年为王错活动之年,距宗敬时165年,以30年为一代计,约为6代稍稍不足,即以宗敬为第一代,王错为第八代,中间有六代未知其名。今《太原王氏世荣悠远系谱》中,宗敬与王错之间补上了八代,少说也须要占去220至240年,是不是误解了《表》中“宗敬……八世孙错”为宗敬与王错之间有整整八代人而硬填上去的呢?欧、吕修表,遵守其谱学原则,原谱倘有几代空缺,宁可加上一句:“□世孙某”,以示空了□代,决不妄自填上。这又是《新唐表》“基本可信”的理由之一。
3、如上面所分析的,王子晋是几支王姓中一支的始祖,在汉、唐的著作和《潜夫论》及《姓纂》中记载了的。《新唐表》重复此说,不会招致反对。自宗敬至王元的世系,是不是就像《表》中所写的那个样子,除了后代修王氏谱及研究王氏谱的专家学者以外,也不会有更多的人关心,毕竟这个问题关系不大。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即《表》中出现了王元与王威,说他们是弟兄俩,王元“避秦乱,迁于瑯邪,后徙临沂。四世孙吉……始家皋虞,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又在《太原王氏》谱图序中说太原王氏出自离次子威。”这里,记下王离有两个儿子,王元和王威,并明示元为琅邪王氏的始祖,威是太原王氏的始祖。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要了。因为,自从魏末晋初,祖籍琅邪的王氏和祖籍太原的王氏,族中都出现了位高权重的官员,他们藉助“九品中正法”世代为高官,形成了门阀士族,一直沿续到南北朝末年。隋、唐两朝,仍在中央及地方,保持一定的影响。这两大望族在何时开始形成的,为何由王子晋一系又一分为二呢?两《汉书》及《三国志》、《晋书》都未曾具体谈过这两个问题。而《新唐表》却明白地写出:了王离之子王元和王威的名字,并且说他们因“秦乱”一奔瑯邪成为琅邪王氏始祖,一奔扬州,九世孙霸,居太原,成为太原王氏始祖。这个说法,在文献资料及出土资料中找不到根据,王元、王威这两个名字也是《新唐表》首次提出的,其前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正因为它无据,同为宋朝人的汪藻,根据史籍编《琅邪临沂王氏谱》和《太原晋阳王氏谱》时,便不用欧、吕《新唐表》序之说,而把两支始祖定为汉魏之间的王融和王柔了。
不过,前边说过,欧、吕修《表》采用了传世谱牒的内容,还加以或删或改写。在这一部分也分明地有修改的痕迹,例如,一般地世代相传,他只写个□生□,□□官,现在都在王元下面写了个“避秦乱,迁于琅邪,后迁临沂”。而在宗敬名下,《潜夫论》原有“避周难于晋,家于平,阳”,二句,却被他们删了去?岂非因为他们加以考辨之后,认为宗敬距离“周难”时间太久远了些,周难也与他无关,记事不确,才删了去?而这里的王元避秦乱,却是实有其事,还是大事,非记上一笔不可。试想,自王翦以下,
三代为秦大将,怎么王离的两个儿子,避秦乱分别逃往琅邪和扬州了呢?秦乱到底指的什么?熟悉秦汉史的人,都知道秦二世时陈胜吴广起义,战国六国之后起兵响应,二世派兵镇压,王离本来代替蒙恬领兵镇守上郡,防备匈奴,这时也被调动到赵国,围攻钜鹿城。楚上将军项羽领兵救赵,渡漳河后,破釜沉舟,“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⑺”王离的后事如何,没有说,不过,细读这一段记事,司马迁记秦军的三员大将在战场上的表现,还是有区别的。苏角战死,涉闲不愿投降,自焚而死,惟独王离奇怪,他为三军主帅,倘若坚决殉国而死,满可以效法涉闲,自焚或者自杀,这并非难以做到的,然而他竟熱甘心当了俘虏,是否有些畏死的味道呢?他的家属后事如何,也没有写。然而秦法严苛,二世昏庸,赵高用事,正想杀当时领兵的大将。《项羽本纪》中,接着记了与王离同为主帅,领兵在漳河以南的章邯的处境:这一段很重要,全文抄录于下:
章邯军棘原,项羽军漳南,相持未战。秦军数却,二世使人让章邯。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长史欣恐,还走其军,不敢出故道,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军,报曰:“赵高用事于中,下无可为者。今战能胜,高必疾妒吾功。战不能胜,不免于死,愿将军孰计之。”陈余亦遗章邯书曰:“白起为秦将,南征鄢郢,北坑马服,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竟赐死,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以十万数,而诸侯并起滋益多。然赵高素谀曰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褐。夫将军居外久,多内隙,有功亦诛,无功亦诛。
王离率领大军而战败被俘,二世大约在“使人让章邯时,已经有了对待其家属的决定了,谁都知道秦之苛法:“诽镑者族,偶语者弃市。”作为王离的儿子王元和王威,如果逃避族诛的命运,除了远远的逃走而外,难道还有其他的办法?欧、吕据某一二种王氏谱,记载下这迷失了的一代,固然一方面可以被怀疑为没有史料根据,另一方面何尝不可以认为补上历史上的空白点呢?
但是站在修王氏谱的角度看这么一件大事,欧、吕还应当交待更明白些。“避秦乱”?王离已是领兵平乱的人,他的儿子为什么还要避乱?据笔者的愚见,欧、吕这;一段记载,大有根据两种不同的旧谱拼凑而成的迹象。试看这几句:“元避秦乱,迁于琅邪,后徙临沂。四世孙吉,字子阳,汉谏大夫,始家皋虞,后徒临沂都乡南仁里。”到底是王元迁到临沂,还是王吉迁到临沂的呢?依《汉书·王吉传》,王吉尚为皋虞人,那王元名下的“后徙临沂”四字岂不是多余?只能理解为某一部谱为使王元与《晋书·王祥传》接榫而加上此句,而另一部谱是从王吉开始的,拼合两谱,故出现了重合与矛盾。当然,《新唐表》序记事尚有其他疏失之处,但记王氏分支为琅邪与太原之始,交琅邪王氏考信录代不清,使后人对其说乍信乍疑,则是最大的缺失。
注释:
(1)中华书局标点本在《新唐书》“出版说明”中说:“《新唐书》实际上是在欧阳修的主持下最后完成的。欧阳修自己说,他中途参加,接续残零,刊撰纪志六十卷。从文字风格上看,本纪十卷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无疑出自欧阳修之手。特别是他所写的赞、序,集中反映了他的历史观。”
(2)《太原王氏》谱图序,开头两句为:“太原王氏出自王离次子威,汉扬州剌史。”
(3)载于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版《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4)见《容斋随笔》卷六。
(5)杨宽《战国史》196页。
(6)杨宽《战国史》207页。
(7)《史记·项羽本纪》。
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