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6-08 18:49:52来源：琅琊王氏考信录
―、《新唐表》的出现与其特点初探
唐代及其以前的各种王氏谱，到了北宋初期修《新唐书》时，还有少数几种存在，其《艺文志》中著录了唐武后时王方庆所修的《王氏家牒》、《王氏谱》及不知作者的《王氏著录》三种。按，王方庆所修的谱，其时间下限，顶多是武后时代，而《新唐表》王姓时间下限晚至唐胳宗时代，因知修《表》的人，应当有另一部修于唐末甚或五代的王氏族谱作根据，这是上述三谱之外的又一谱，只是经靖康之乱、高宗南渡，这少量的旧谱也都佚失了。而就在这种情况下，《新唐书》修竣面世，其中新创的《宰相世系表》，由于世系衔接，几乎等同于曾为宰相的98个大族369人的族谱。它们的一个特点是:世系之外，又加上了各族姓得姓之源以及唐朝以前传衍世代这两部分。都是此前无人系统收集刊出过的资料，故此表一出，在姓氏谱牒学领域中，堪称石破天惊，影响极大。一部分学者或讥其无据，或指其多处疏失，但后代人（明代以后）修谱时，却绝大多数予以转抄，确信它是惟一可信的上古、中古资料。就其中王姓部分而言，后代所修谱中远祖及两汉至唐的传承部分出现的多处矛盾，都与此《表》有关。时至今日，专门研究此表(后面都简称《新唐表》）的学者已大有人在，本文只针对有关琅邪王部分作一初步探讨。为了对某个问题正本清源，有时涉及表中太原王氏的那一部分。
《新唐书》是北宋时官修的唐史，参加编撰者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其中四表（包含《宰相世系表》），原由吕夏卿修纂，“但由于全书实际上是在欧阳修的主持下完成的，《志》、《表》的序……无疑出自欧阳修之手。特别是他所写的《赞》、《序》，集中反映了他的历史观(1)。”欧阳修本人又是个“谱牒学”专家，他主修的《欧阳氏谱图》和苏洵主修的《苏氏族谱》，今已成为私家修谱的典范之作，故《新唐表》应视作代表欧阳修谱学新观点实践的产物，这样才好分析《新唐表》创新部分的得失与其资料的真实性。
《欧阳氏谱图》，创新之处甚多，今只标出其与《新唐表》有关的两点：一、修谱必先搞清本家族的先世，即始祖及其居地，得姓的始末。因此在其《谱图》序中，一上来便有欧阳氏之先，本出于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于会稽，使守禹祀……至于允常，子曰句践，世为越王，越王传九世至王无疆……无疆之子蹄，封于乌程欧余山之阳，为欧阳亭侯，其后子孙遂以为氏”一大段。二、上溯始祖以来各代名讳，有不可考查，宁可缺着，只写明：“□世生□□”，绝不造几个假名字填上。这在《序》中，便有好几个例子，引一段于下渤海之显者曰建，字坚石……建遇赵王伦之乱，见杀。其兄子质以其族南奔，居于长沙，其七世孙曰景达，仕于齐，不显。至其孙顾，顾子纥仕于陈。纥子询、询子通仕于唐，四世有闻，遂显。自通三世生琮，为吉州刺史……自琮八世生万，又为吉州安福令
在《新唐表》中，曾出过宰相的98个大族，其世系都按欧阳氏谱图的格式制成谱图，并在每族谱图的前面写一个序，内容就是得姓之始，始祖以下各代名讳，直至隋末唐初，再用谱图表明进人唐朝以后的世系。明白了《新唐表》的这个体例，再联系前面所介绍的战国至两汉的六种著作、唐代的四个墓志铭，通盘考査，就可以对《新唐表》是否有根据，是否可信，其王姓部分有多少文献价值等问题作一些分析，并给它一个评价了。
二、《新唐表》基本可信
为着考证《新唐表》王姓部分的《序》是否可信，有必要将其中令后人看了生疑的部分引录于下：
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诛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八世孙错，为魏将军。生贲，为中大夫。贲生渝，为上将军。渝生息，为司寇，息生恢，封伊阳君。生元，元生颐，皆以中大夫召，不就。
生翦，秦大将军。生贲，字典，武陵侯。生离，字明，武城侯。二子：元、威。元避秦乱，迁于琅邪，后徙临沂。四世孙吉，字子阳，汉谏大夫，始家皋虞，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
这一部分包括三个问题：一、得姓王氏的是太子晋的儿子宗敬。二、自宗敬至王错之间空了八世(或设为自太子晋至王错共八世），以后就代代有名有字有官职了。结合大原王氏的《谱图序》首句(2)看，显然表明自王元、王威以后，才分为琅邪王及太原王两大支的。三’、王元以下空了三世而至王吉。
近代及当代学者，不相信上述资料的代表人物有二位。一是陈寅恪先生，他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东西晋南北朝之天师道世家》部分，介绍琅邪王氏，引用了《新唐表》王姓序文，开始于“元避秦乱，迁于琅邪，后徙临沂。四世孙吉，字子阳。”终结于“融字巨伟，二子祥览。”下面又引《晋书·王祥传》“王祥字休征，琅邪临沂人，汉谏议大夫吉之后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接着下案语案，唐书表所载世系，其见于汉书王吉传者，自属可信。其后诸世当有脱误，然为王吉之后，要无可疑。”
陈寅恪谈琅邪王氏的由来，引《新唐表》为证，未引周灵王太子晋至王元的一段，以为那还算不上琅邪王氏，道理上说得过去。但一连两次说琅邪王氏的先祖以王吉为可信，显然含而不露地认为以王元为琅邪王氏始祖为不可信。王元既不可信，则王错以上各代，于史多无据，自然也就不可信了。因为不涉及王氏得姓之说，尚不知道陈先生对太子晋及宗敬的父子关系，是否相信。
另一位学者毛汉光先生，话就说得十分明白了，他的《中古大氏族的个案研究——琅邪王氏》⑶一开始，引了本文前面所引的加了陈寅恪所引的《新唐表》文字，再引前述陈寅恪所引的《晋书·王祥传》文字，最后又加引了《汉书·王吉传》的开头：“王吉，字子阳，琅邪皋虞人也。”然后发表自己的看法：“比较上列三部正史的记载，《晋书》及《前汉书》对于琅邪王氏的源流，皆云始于前汉的王吉。而欧阳修修撰的《新唐书》远在班固撰《汉书》及唐太宗御撰《晋书》之后，却能自王吉以上，祖述至周灵王，是必欧阳修有新证据之发现;然而，魏晋之际，门第标榜之风极盛，各族皆喜将祖先追溯极远，以旧门自豪。若这些远祖有高官伟业之事迹，则更以此作为炫耀家族地位的最佳资料，设如琅邪王氏果与周灵王、王翦辈有蛛丝马迹之关系，则魏晋间王氏们必不会缺漏，盖王氏家谱在当时亦甚著称。故琅邪王氏源起周灵王之说，可能为隋唐以后的王氏附会之说。”
两位学者的治学态度都素以谨严著称，对《新唐表》王姓序的怀疑都集中在王吉以前的世系，这种怀疑是否可以否定《新唐表》呢？笔者以为：陈寅恪下笔慎重，他认为以王元为琅邪王氏的始祖，不但没有其他文献资料可资佐证，其说法本身也有启人疑窦之处，故怀疑王元，肯定王吉，虽然这么一来，他把琅邪王氏的始祖推后了百余年，其观点却无疵可指。毛先生的观点及论据，就必须分开研究了。前面说过，上引《新唐表》序，包括了三个部分:一、王氏得姓于周灵王太子晋之子宗敬。二、宗敬以下的世系、自王错一直排至王元。三、配合《新唐表》太原王氏谱图序，明示了王元、王威避秦乱，分走两地，从此形成琅邪、太原两大支。毛先生如果就此三点分别指出欧表多有失据及错误，其说或可以成立。但是以《汉书·王吉传》及《晋书·王祥传》成书在前，均没有周灵王太子晋至王元一段资料。《新唐表》修于北宋时，欧表何由得来这些资料作理由，因而全盘否定了它，就有些武断了。
根据前文列举的两汉以前六种文献资料，除了《列仙传》及《天问》王逸注只言王子乔以外，其余四种都具体记述了王子晋，并且涉及到他直谏周灵王的事。《逸周书》与《国语·周语》都是可以相信的资料。《潜夫论》又明确写出太子晋仙去之后，他的后嗣家于平阳，因氏王氏。因此得姓一事，汉代已有记载了，欧阳修、吕夏卿，只是给太子晋之嗣起名为宗敬而己，欧表还是有比《晋书》写定时间更早的文献根据的。关于宗敬以下从王错到王元那一大串王氏祖先，诚然在两汉至魏晋南朝之间传世的文献资料中没有记载，但也不能肯定为“隋唐以后王氏附会之说”。前文特引了四则地下出土的墓志铭，意在说明，那一大串人名中主要的几个，即王翦祖孙三人，已经在后三则中或暗示(第二则）或明示（第三、四则）有记载了。特别第四则中，以王翦、王离和王吉、王昌同列为祖先，极可能是墓主人之家将家谱一类的资料提供给撰写墓志铭的人，其人才敢这样写。考此墓的主人是高宗显庆3年(公元658年)5月入土的。其时王方庆尚未为官，故知此谱为墓主人自娘家带来的，并非王方庆所修的王氏谱。这就打破了毛汉光无蛛丝马迹可寻的说法。宋人洪迈谓：“《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谱牒，故多有谬误(4)。”《新唐表》的这一大段及王元，王威分投两地一节，平心而论，应是根据旧王氏谱编次而成的，倘说旧谱有谬误，《新唐表》未予纠正，看法还是客观的，据成书年代晚来否定它，就不客观了。
因此，可以说，《新唐表》谱图序，是据传世旧谱整理而成，并非向壁虚构，基本上是可信的。但是原谱修谱人，追溯前代祖先，不无拉古代名人入谱的嫌疑，欧、吕二公修《表》，涉及九十余个大族之谱，无力一一为之辩正，故《表》中存在着很多错误，也是不容讳言的。
三、欧、吕改谱为表得失议
欧阳修、吕夏卿依据旧谱，整理而成《新唐表》序，不仅王姓有，其他各姓谱图之前，也都各有一序叙明得姓之始以及唐以前的世系，体例写法完全相同，可以看出《新唐表》已非各谱的旧面目，它在整理加工方面用力不少。既然有整理加工，必然就有内容上的鉴别取舍。下面，试着探讨一下王姓先秦世系部分，欧、吕二公作了哪些取舍，也就此探讨一下王姓先秦世系的本来面目，为了眉目清楚，分条逐次研究。
1、关于得姓:《潜夫论》原文为：“（子乔)仙去之后，其嗣避周难于晋，家于平阳，因氏王氏。”《新唐表》却写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比较一下，《新唐表》改了二处，都改得合适。首先，仙去之说自属荒唐，而因直谏得罪周灵王，《国语》记载得甚为详细。晋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灵王之孙，在春秋宗法制度尚存之时，王孙为司徒，是极为合理的事。宗敬这个名字，和后面王渝、王息等一大串名字一样，是根据某一早年的王氏谱加上去的。其次，子晋之嗣避周难逃奔晋之平阳，也不合理。据《史记·周本纪》，周灵王在位26年，死，子晋的弟弟贵立为景王，在位17年后才因太子死而国乱，几个儿子争位，全与宗敬无关，倒是真正逃到晋国的王子丐被晋人兵马护送回国，是为周敬王。故宗敬为司徒之说可信，而其父死后垂20余年，逃什么与已无关之“难”，其说不可信。
2、《表》中，自王错经王贲、王渝、王息、王恢、王元、王颐到王翦这几代，写得很分明，连官职都写上了。相信《新唐表》为有根有据的人（如明代以后的上百本各地琅邪王氏谱）大都全文照抄入自己所编之谱中，以明祖系。不相信《新唐表》的人（大多数是学者），多认为八代之中除了两头的王错、王翦之外，其余六人,名不见于经传，官职如上将军、伊阳君都有些离奇，时值战国，又不写明仕于何国，其来历至为可疑。顾炎武先生在其《日知录·氏族相传文化》一条中，举了一大堆当时见于史籍的名字；“春秋吴有王犯，晋有王良，范氏之臣王生。战国齐有王斗、王蝎、王驩。费有王顺。魏有王错。赵有王登。秦有王稽、王龁、王翦、王绾、王戊。亦未必同出于灵王也。”其中被采入《新唐表》的也只有王错与王翦二人。史传有名的许多人不入《表》，无名的人倒排上了世系，作为史学家的欧阳修。到底凭什么作如此的取舍呢？仔细分析，《表》中自王翦以前的各代，应该不是胡编乱造以充数，而是有一定根据的。若是任意编造，不会在宗敬与王错之间，有六、七代的空白，也不会出现了两个王贲，两个王元，作假的人不会如此幼稚。对于顾炎武的疑问，倒可以沿着这样一条思路回答:宗敬为周司徒之后，正值自春秋向战国时期过渡。春秋时任官制度是“世卿世禄”，后来，“新兴地主阶级经过一系列的斗争，特别是前后经过一百多年的变法运动，剥夺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了一整套的官僚制度。(5)”这样，正好处于从世卿、世禄破坏到封建官僚制度建立的一百多年中，从宗敬到王错，找不到世系传承，就不足为怪了。王错以后的几代，笔者以为，都是在魏国为官，到了王翦，才转而成了秦国的武将。因为王息为司寇，战国时只有魏有此官名(6)。这一支所在国的转换，应该是东周——魏——秦，这样顾炎武所举出的一大串姓王的人，不得人表，也就可以得到解释了。而今日传于世的《御制太原王氏世荣悠远系谱》中，在宗敬与王错之间填上了岳起、靖康、肃、缴、育、尚德、弼，景八代人的名字，出自何书？笔者查了许多先秦古籍，连蛛丝马迹也找不到。从另一角度考察，宗敬为司徒，应在周景王年间，依景王10年计，为公元前535年。《史记·魏世家》，魏武侯16年（公元前371年），武侯卒，王错助公子取得王位，当时“魏得王错，:挾上党，固半国也。”以此年为王错活动之年，距宗敬时165年，以30年为一代计，约为6代稍稍不足，即以宗敬为第一代，王错为第八代，中间有六代未知其名。今《太原王氏世荣悠远系谱》中，宗敬与王错之间补上了八代，少说也须要占去220至240年，是不是误解了《表》中“宗敬……八世孙错”为宗敬与王错之间有整整八代人而硬填上去的呢？欧、吕修表，遵守其谱学原则，原谱倘有几代空缺，宁可加上一句：“□世孙某”，以示空了□代，决不妄自填上。这又是《新唐表》“基本可信”的理由之一。
3、如上面所分析的，王子晋是几支王姓中一支的始祖，在汉、唐的著作和《潜夫论》及《姓纂》中记载了的。《新唐表》重复此说，不会招致反对。自宗敬至王元的世系，是不是就像《表》中所写的那个样子，除了后代修王氏谱及研究王氏谱的专家学者以外，也不会有更多的人关心，毕竟这个问题关系不大。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即《表》中出现了王元与王威，说他们是弟兄俩，王元“避秦乱，迁于瑯邪，后徙临沂。四世孙吉……始家皋虞，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又在《太原王氏》谱图序中说太原王氏出自离次子威。”这里，记下王离有两个儿子，王元和王威，并明示元为琅邪王氏的始祖，威是太原王氏的始祖。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要了。因为，自从魏末晋初，祖籍琅邪的王氏和祖籍太原的王氏，族中都出现了位高权重的官员，他们藉助“九品中正法”世代为高官，形成了门阀士族，一直沿续到南北朝末年。隋、唐两朝，仍在中央及地方，保持一定的影响。这两大望族在何时开始形成的，为何由王子晋一系又一分为二呢？两《汉书》及《三国志》、《晋书》都未曾具体谈过这两个问题。而《新唐表》却明白地写出:了王离之子王元和王威的名字，并且说他们因“秦乱”一奔瑯邪成为琅邪王氏始祖，一奔扬州，九世孙霸，居太原，成为太原王氏始祖。这个说法，在文献资料及出土资料中找不到根据，王元、王威这两个名字也是《新唐表》首次提出的，其前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正因为它无据，同为宋朝人的汪藻，根据史籍编《琅邪临沂王氏谱》和《太原晋阳王氏谱》时，便不用欧、吕《新唐表》序之说，而把两支始祖定为汉魏之间的王融和王柔了。
不过，前边说过，欧、吕修《表》采用了传世谱牒的内容，还加以或删或改写。在这一部分也分明地有修改的痕迹，例如，一般地世代相传，他只写个□生□，□□官，现在都在王元下面写了个“避秦乱，迁于琅邪，后迁临沂”。而在宗敬名下，《潜夫论》原有“避周难于晋，家于平，阳”，二句，却被他们删了去？岂非因为他们加以考辨之后，认为宗敬距离“周难”时间太久远了些，周难也与他无关，记事不确，才删了去？而这里的王元避秦乱，却是实有其事，还是大事，非记上一笔不可。试想，自王翦以下，
三代为秦大将，怎么王离的两个儿子，避秦乱分别逃往琅邪和扬州了呢？秦乱到底指的什么？熟悉秦汉史的人，都知道秦二世时陈胜吴广起义，战国六国之后起兵响应，二世派兵镇压，王离本来代替蒙恬领兵镇守上郡，防备匈奴，这时也被调动到赵国，围攻钜鹿城。楚上将军项羽领兵救赵，渡漳河后，破釜沉舟，“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⑺”王离的后事如何，没有说，不过，细读这一段记事，司马迁记秦军的三员大将在战场上的表现，还是有区别的。苏角战死，涉闲不愿投降，自焚而死，惟独王离奇怪，他为三军主帅，倘若坚决殉国而死，满可以效法涉闲，自焚或者自杀，这并非难以做到的，然而他竟熱甘心当了俘虏，是否有些畏死的味道呢？他的家属后事如何，也没有写。然而秦法严苛，二世昏庸，赵高用事，正想杀当时领兵的大将。《项羽本纪》中，接着记了与王离同为主帅，领兵在漳河以南的章邯的处境:这一段很重要，全文抄录于下：
章邯军棘原，项羽军漳南，相持未战。秦军数却，二世使人让章邯。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长史欣恐，还走其军，不敢出故道，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军，报曰：“赵高用事于中，下无可为者。今战能胜，高必疾妒吾功。战不能胜，不免于死，愿将军孰计之。”陈余亦遗章邯书曰：“白起为秦将，南征鄢郢，北坑马服，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竟赐死，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以十万数，而诸侯并起滋益多。然赵高素谀曰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褐。夫将军居外久，多内隙，有功亦诛，无功亦诛。
王离率领大军而战败被俘，二世大约在“使人让章邯时，已经有了对待其家属的决定了，谁都知道秦之苛法：“诽镑者族，偶语者弃市。”作为王离的儿子王元和王威，如果逃避族诛的命运，除了远远的逃走而外，难道还有其他的办法？欧、吕据某一二种王氏谱，记载下这迷失了的一代，固然一方面可以被怀疑为没有史料根据，另一方面何尝不可以认为补上历史上的空白点呢？
但是站在修王氏谱的角度看这么一件大事，欧、吕还应当交待更明白些。“避秦乱”？王离已是领兵平乱的人，他的儿子为什么还要避乱？据笔者的愚见，欧、吕这;一段记载，大有根据两种不同的旧谱拼凑而成的迹象。试看这几句：“元避秦乱，迁于琅邪，后徙临沂。四世孙吉,字子阳，汉谏大夫，始家皋虞，后徒临沂都乡南仁里。”到底是王元迁到临沂，还是王吉迁到临沂的呢？依《汉书·王吉传》，王吉尚为皋虞人，那王元名下的“后徙临沂”四字岂不是多余？只能理解为某一部谱为使王元与《晋书·王祥传》接榫而加上此句，而另一部谱是从王吉开始的，拼合两谱，故出现了重合与矛盾。当然，《新唐表》序记事尚有其他疏失之处，但记王氏分支为琅邪与太原之始，交琅邪王氏考信录代不清，使后人对其说乍信乍疑，则是最大的缺失。
注释：
(1)中华书局标点本在《新唐书》“出版说明”中说：“《新唐书》实际上是在欧阳修的主持下最后完成的。欧阳修自己说，他中途参加，接续残零，刊撰纪志六十卷。从文字风格上看，本纪十卷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无疑出自欧阳修之手。特别是他所写的赞、序，集中反映了他的历史观。”
(2)《太原王氏》谱图序，开头两句为：“太原王氏出自王离次子威，汉扬州剌史。”
(3)载于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版《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4)见《容斋随笔》卷六。
(5)杨宽《战国史》196页。
(6)杨宽《战国史》207页。
(7)《史记·项羽本纪》。
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