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约会所”的设立
大明建国以后，明廷对乡里的教化工作极为重视。朱元璋把教化民风视为治理国家的一项重要手段，立国以后，在制定《大明律》、颁布《大诰》和《教民榜文》的同时，着手在基层建立起一套控制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并倡导在地方上恢复了乡饮酒礼等里社礼制，全力褒扬三代邻里相助、患难相恤之古风。但到了正统以后，法网渐疏，民风渐变，明朝立国之初确立的礼法秩序开始走向衰微。到嘉靖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开始动摇，等级森严的礼法制度和伦理规范受到冲击。
王同到任以后，除了对百事俱废的州中政务以及急待解决的民生问题殚心竭力以外，对海州的教化民风也相当的重视。按《教民榜文》记载，每年春天，各地乡村要以一百户人家为准，按时举行乡饮酒礼之会，由里中德高望重的老人率众乡民宣读誓词：“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恃力凌弱，违者先共治之，然后经官；或贫无所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不使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人，不许入会。”“乡民百姓凡有善、恶之行，均在亭贴张贴，晓示乡民，以示劝惩。”“凡民间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皆书其实行，揭于其中，劝善也。”榜文中提到的“亭”即旌善亭与申明亭。洪武十五年八月，朱元璋颁谕礼部：“天下郡邑申明亭，书记犯罪者姓名，昭示乡里，以劝善惩恶。今有司概以杂犯小罪书之，使善良一时过误为终身之累。虽欲改过自新，其路无由。而礼部详议来言。”申明亭是宣扬法律、明理、彰善抑恶、剖决争讼小事、辅弼刑治之所。凡是设立申明亭之处，也必设旌善亭，亭上书写善人善事、恶人恶事，以示惩劝。据《隆庆海州志》载：“申明亭、旌善亭，在州大门外，各乡共九十三处”；“乡约会所，在州治南。嘉靖二十四年，知州王同建。”
申明亭、旌善亭以及乡约会所的设置，不仅使“田野之民”知道法律之威严，使民知法、惧法而不敢犯。也使犯罪人之罪行人所共知，将其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使其犯罪之心有所抑制，从而有利于减少犯罪，稳定社会秩序。
（二）弘扬“孝道”与“妇道”文化
孝是中国文化结构中的一个基本元素，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就把这种建立在父子、兄弟之上的血缘亲情关系规范为一整套社会礼仪，而这种礼仪又成为联系和维护家族、宗族、国家权益的制度准绳。
妇道是中国孝文化的主体之一，主要以“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约束妇女的日常行为。海州民间自古便流传着孝妇窦氏冤死昭雪的故事，据《云台新志》载：“孝妇祠《太平寰宇记》：‘在东海县北三十三里巨平村北。张峰州志：在东海新县北二里。孝妇冢前正祠三间，东为慈孝堂，与姑并祀。东厢二间，门二重，有司春秋致祠。’唐州志：‘孝妇事见《汉书·于定国传》，为东海郯人，非朐人，今郯城南十里有孝妇祠，墓甚严整。然州境奉祠历年久远，人皆呼为奶奶庙。秉彝之好，妇孺皆同其俎豆，当与山海并永矣，乾隆四十八年春，知州林光照，因开浚涟河，祷晴一月，工竣，蠲俸新其祠。嘉庆八年秋，知州唐仲冕祷雨于祠，三日而雨，题“孝德灵感”，以彰其灵。’”
元代大杂剧家关汉卿据此创作了戏剧《窦娥冤》，使东海孝妇这一民间故事流传更加广泛。嘉靖丙午年（1546），王同在忙完了疏浚蔷薇河、重建钟鼓楼等一系列重大工程后，与此年在孝妇祠内为这位含冤昭雪的汉代孝妇窦氏树碑立传，挥毫写下《重建英烈祠碑铭》。在今天朝阳狮子山西坡的兴国寺院内，仍完整的保存着一方由王同留下的石刻《哀孝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