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塞万提斯文学奖得主、
反诗歌奠基人尼卡诺尔·帕拉：
一位没有流派的大师
杨 玲
去年岁末，被誉为“西班牙语文学诺贝尔奖”的塞万提斯文学奖颁给了97岁高龄的智利著名诗人尼卡诺尔·帕拉(Nicanor Parra)，可谓实至名归。虽然大部分中国读者对这位继聂鲁达之后最重要的智利诗人可能不甚了解，但早在上世纪50年代，帕拉凭借他的反诗歌已轰动西班牙语文学界，跻身一流诗人的行列。
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帕拉可以同惠特曼比肩，堪称“西方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说，如果说惠特曼是新世界造就的最强有力的诗人，那么帕拉“可以作为黄昏的大地上最为本质的诗人与之汇合”。已故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认为帕拉达到了与博尔赫斯和塞萨尔·巴列霍同样的高度，并由衷地说：“只有那些勇敢的人，才能追随帕拉。”智利作家阿列尔·多夫曼称帕拉“通过祛魅，转变了我们的语言”。
尼卡诺尔·帕拉于1914年出生在智利中南部小镇圣法比安，从小受到民间艺术的熏陶，父亲是小学教师和音乐爱好者，母亲热爱编织和民歌。青年时，帕拉攻读了数学和物理专业，而后在智利大学教授机械学。他曾到美国布朗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深造，还曾于1959年受邀来访中国。深厚的科学知识背景和丰富的阅历为帕拉的反传统诗歌提供了别样的土壤，促使他最终将拉丁美洲诗歌从先锋派带入了“反诗歌”的全新天地。
所谓“反诗歌”，指的是彻底与传统诗歌决裂，摧毁那些被认为腐朽的形式与元素，运用反修辞的大众语言，让诗歌达到讽刺的极致，试图寻找一种“有效的现实”。帕拉这样阐释自己的反诗歌：“归根结底，反诗歌无非是被超现实主义的琼浆所酝酿的传统诗歌，是一种本土的超现实主义。”用阿根廷文学批评家恩里克·安德森·因佩特的话说，反诗歌是“喝了几杯超现实主义酒之后，脑袋朝下的正常诗歌”。总之，“反诗歌”是嘲笑的诗歌，用苦涩辛辣的方式嘲笑资产阶级传统价值观与审美；它是怀疑的诗歌，义无反顾地怀疑一切宗教与政治；它是大众的诗歌，其题材具有明显的当代性，关注群体利益；它是通俗的诗歌，用俗话俚语表现各种戏谑、幽默和讽刺。
帕拉之前，正是聂鲁达独树一帜的时代。聂鲁达那强有力的诗句令所有同时代的诗人都黯然失色。帕拉坦言，“聂鲁达对我而言曾一直是一个问题、一种挑战、一个横在路上的障碍。那时，甚至思考问题都要使用这个怪物的方法……因此，如果说我的创作是一种‘反聂鲁达’的诗歌，那么它也是‘反巴列霍’的诗歌，是‘反米斯特拉尔’的诗歌，是‘反一切’的诗歌，但同时，也是这所有人的回声都在其内部回响的诗歌。”帕拉在1948年就明确了自己的诗学观：“我所寻找的，是一种以现实而非以文学意象和组合为依据的诗歌。我反对那些受到传统诗歌语言影响的形式。”帕拉彻底颠覆了传统诗歌的语言，让俗话俚语、通俗口语进入诗歌的殿堂，让不和谐成为诗歌的准则。
诗歌要贴近民众的语言是西班牙语文学自古传承下来的思想。早在7个世纪前，第一个用西班牙语写作并署名的诗人冈萨罗·贝尔塞奥就说过自己要写的作品就如同“老百姓在和邻居讲话”。文艺复兴时期诗人胡安·德·巴尔德斯也曾提倡文学的自然风格，称“写作就如同说话一样”。20世纪智利诗人维森特·维夫多罗向往一种新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没有文学的腔调，而是谈话的语言”。在讲到反诗歌的来历时，帕拉称自己是在看到法国诗人亨利·皮切特的作品时得到的启发。他说：“我为诗歌以及后来的反诗歌进行了洗礼。从1938年起，我就开始写作这样的诗歌，但是1949年或1950年前后在英国期间才给它起了名字……或者说，我并非是从最开始就按照一个既定的理论而创作的。”正如西班牙学者尼奥·宾斯所说，帕拉是“最后的语言先锋主义者”，因为自他以后，生活与艺术的界限被打破，一切语言都可以进入到诗歌之中。
帕拉于1937年发表第一部作品《没有名字的诗集》，深受加西亚·洛尔卡的《吉普赛谣曲》影响，试图从古老的民间文化中寻找精神源泉，但同时已呈现出“反诗歌”的元素。1954年，帕拉发表了代表作《诗歌与反诗歌》，标志着他与传统诗歌的彻底决裂。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反英雄的诗人形象，诗句充满幽默与讽刺，语言和词汇不再遵从经典模式，而是完全贴近日常生活。这种崭新的风格使整个文学界为之一震。其中的一首“墓志铭”最具代表性。与传统歌功颂德的墓志铭截然相反，诗人用夸张戏谑的自嘲形式将现代人扭曲的生活现实全部囊括其中，每个人都能在诗中找到认同：
我身材中等，
声音不粗不细，
是小学老师
和小作坊中的女裁缝的长子；
天生干瘦，
尽管对桌上的美味佳肴虔诚崇拜；
面庞消瘦，
可耳朵却大得出奇；
一张方脸，
眼睛仿佛没有睁开，
一个混血拳击手的鼻子
弯向那张阿兹特克图腾式的嘴，
——所有这些沉浸在讽刺与背叛的光环下——
不很机灵，也不十分傻，
曾经我就是我：
一个食用醋和油的混合体，
一段天使与野兽的混合肉肠！
此后，帕拉陆续发表了《悠长的奎卡舞曲》(1958)、《反诗歌集》(1960)、《沙龙诗》(1962)、《俄罗斯歌集》(1967)、《厚重的作品》(1969)、《老师们》(1971)、《机械》(1972)、《埃尔基的基督的布道与说教》(1977)、《埃尔基的基督的新布道与说教》(1979)、《反拉撒路》(1981)、《爱德华多·弗雷的诗与反诗歌》(1982)、《拾零、生态诗、摔炮儿和最后的说教》(1983)、《令诗歌迷失的笑话》(1983)、《圣诞歌谣》(1983)、《政治诗》(1983)、《帕拉诗篇》(1985)、《与秃顶战斗的诗》(1993)、《尼卡诺尔·帕拉有话说》(1997)、《空白的篇章》(2001)、《李尔王与乞丐》(2004)、《茶余饭后的演讲》(2006)、《埃尔基的基督归来》(2007)、《全集第一卷+其他》(2006)、《全集第二卷+其他》(2011)。
在长诗《宣言》中，帕拉概括了自己对诗的理解和审美取舍：
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我们最后的话语。/——我们最初和最后的话语——/诗人走下了奥林匹斯山。
对于我们的前辈们，/诗是奢侈的目的，/但对于我们，/是第一需要的物品：/没有诗我们无法生活。
和我们的前辈不同，/——这一点我要满怀崇敬地说——/我们坚持/诗人不是炼金术士，/诗人是像所有人一样的人，/是砌墙的泥瓦工，/是门窗的建造者。
我们交谈/用日常的语言，/我们不相信神秘的符号。/……/我们不相信仙女和人鱼。/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被麦穗围着的姑娘/或者什么都不是。
别无其他，同伴们/我们谴责/——这一点我的确要满怀崇敬地说——/小神的诗歌，/神圣的母牛的诗歌，/疯狂的斗牛的诗歌。/……/诗人走下了奥林匹斯山。
在《帕拉篇章》中的“我收回所有说过的话”一首中，帕拉将反诗歌进行到底，甚至颠覆了自己，实现了“反帕拉”的自我批判：
慷慨的读者，
请烧掉这本书。
它并不代表我想说的。
尽管它用鲜血写就，
它并不代表我想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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