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宣城地区书院的发展概况

萧寒 程龙伟

第680期

（本文系《明清时期宣城地区书院的基本特点、历史贡献及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一文的第一部分）新品上市推广、硬盘序列号查询工具、外国旅游

摘 要：书院是中国传统社会极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和学术机构，在中国教育史、学术史、文化史等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发挥过重要作用。安徽宣城地区古代书院历史悠久，在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宋元时期的肇兴阶段，明代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至清代达到了全面繁荣。基于历史上宣城地区的书院发展概况与基本特点分析，书院对地方政治文化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可以说古代书院教育对现代教育具有极其深刻借鉴意义。书院精神如何得以保留和传承，在现今重新焕发光彩，发挥历史作用，是高等教育改革需要深思的问题。

关键词：明清时期 宣城 书院 贡献 特点

宁国府的前身有宣州、宣城郡等称。南宋乾道二年（1166），“以孝宗潜邸升为府”，开始成为府级的地方行政区。此后，在元代改称宁国路，朱元璋吴元年（1367）复改为宁国府，清代沿袭，直至民国元年（1912）废止。自南宋时至清代，宁国府一直是“一府六县“的格局，下辖宣城、南陵、泾县、宁国、太平、旌德六县，府治设在宣城县，行政区划长期保持稳定。

（一）两宋时期

一般认为书院起源于唐末五代。宋代持续发展，成兴盛之象。据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统计，整个北宋（960年－1126）时期167年间，今安徽省区域内新建书院共四所（宋仁宗景祐年间1所、神宗熙宁年间1所、哲宗绍圣年间1所、徽宗崇宁年间1所），新建书院数量为北宋时期全国第四。[1]而在南宋（1127年－1279）时期，一百五十三年间安徽共新建书院12所（南宋孝宗末年3所、宁宗嘉定年间1所、理宗淳祐年间3所、理宗景定年间1所、理宗末年3所），重建书院2所，南宋有而未详南北宋建2所，共计16所，排名南宋全国第八。[2]

这些书院主要集中在安徽南部地区，宁国府境内的书院正肇始于北宋，发展于南宋。资料显示，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学士徐元功乞归南陵后，“延师训乡子弟”，建有黉堂书院。南宋嘉定年间，太平县西五十里有黄山堂，“诸峰翠列，一水紫环”，后由解元焦颐将其重葺，更名“城山书院”，其“二子归自淮右，读书其间，成文武二魁”。此外，泾县在宋代有峨岱书院和翠峰书屋。峨岱书院位于县西鸿峨山，为“宋进士文澄源、文洪源建”；翠峰书屋在县南承流山下，相传为“宋吴潜、吴渊读书处”。[3]

（二）元朝时期

元朝对书院持鼓励发展的政策，但今未见有元代宁国府书院的记载。总之，宋元时期只是宁国府书院的萌芽时期，但及至明清两朝，特别是明中后叶以后，宁国府书院发展开始进入了繁荣时期。

（三）明朝时期

明朝初期，由于官学的兴盛极大了挤占了书院的生存空间，书院的发展陷入沉寂期，以至于明孝宗称“本朝无书院之制”。此时宁国府书院发展与全国的情况是一致的。但是正德以后，随着官学教育功能的减退和学术文化思想的日益活跃，书院随之再度兴起。正德十二年（1417），宁国县知县王时创建明德书院，又名凤山书院，这是明代宁国府境内最早兴建的书院，其规模仅仅“中为正堂三楹，后为穿堂”而已。[4]

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宁国府书院的发展的进入了鼎盛时期。在嘉靖年间，宣城新建有志学书院、宛陵精舍；泾县有水西书院、云龙书院、考溪书屋；太平县有天都书院。隆庆时，泾县知县刘世亨建有正蒙书舍和喻义书院。万历时，除对先前书院加以修葺、扩建外，也相继新建有敬亭书院、同仁会馆、赤麓书院、蓝山书院、龙溪书舍、籍山书院等。

明代晚期以后，呼应着政治的剧变和讲学人才的调零，宁国府的讲学活动逐渐衰微。如水西书院“自徐布政榜、赵太仆健殁，讲会寝辍”。[5]天启年间，魏忠贤当国，矫旨尽毁天下书院。宁国府书院因之盛极而衰，走向下坡路。崇祯初年，诏令兴复天下书院。崇祯八年（1635），宁国县知县谢绍芳新建有谢侯书院。同年，知府徐大仪、府学训导陈景华、太学生沈全昌倡捐重修了正学书院。但是，明王朝的统治也走到了尽头，宁国府的众多书院最终在明末的兵荒马乱中，相继倾圮废弃。

（四）清朝时期

清朝初期，因顾虑书院会成为聚集汉族士人以煽动排满危及统治的情况发生，清廷对书院持抑制政策。顺治九年（1652年），即规定“不许别创书院”。但在限制书院发展同时，清廷又施以笼络的手段，目的是纠正明代中后期书院“风议朝政、裁量人物“的学风，使其完全掌控在己下，从而有限制地延续和发展。

在此情况下，顺治朝至康熙朝前期，宁国府不少书院得到了恢复。如顺治八年（1651），太平县知县陈善政重建明末倾圮的天都书院，建成后，“中有讲堂，前有凌云阁，左有房舍三间，前为大门，周置墙垣”；又如康熙十六年（1667），宁国县知县马光因凤山书院久废，于县西津桥东浒改建西津书院。[6]其他的，如水西书院、云龙书院、籍山书院、太学书院等都得到了重建，但规模已不复明代盛时旧观。

清康熙末年，由于政权的日益稳固以及源于正统的自信，清初严格限制各地书院发展的政策开始逐渐松动。雍正十一年（1733），世宗谕令各省会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7]，甚至赐帑金给某些省会书院作膏火，开始大力扶持书院的发展。对各府州县的书院则规定“或是绅士出资建立，或地方官拨公帑经理”[8]。同时，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并走向繁荣也为书院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

康熙晚期到乾隆时期是清代宁国府书院发展的高峰。云山书屋、震山书院、紫山书院、峨岱书院、春谷书院、横渠别墅、旌阳书院、毓文书院等一批新的书院被建立起来。如旌阳书院，为乾隆二年（1737），“知县纪咸以兵备道旧署改为之”，有地九亩，正厅、后楼、左右厢房各三间，厨房、左右房各一间等。乾隆四十八年（1783），南陵知县周学元劝谕各乡绅士分任捐资，于察院故址建春谷书院，“设立号舍，为县试童生之所”。[9]原有的书院如水西书院、天都书院、敬亭书院等也不断得到修葺増建。敬亭书院因是府属书院，更是得到了地方官的特别关注。

敬亭书院，原名正学书院，明万历时建，后废弃。康熙五十二年（1713），知府佟赋伟重建，增置明诚堂、敬义，藏密，经义，治事四斋舍、南楼、鲍孝子祠等共三十二楹；并倡捐置田九十八亩、地，山各六亩、屋三十六间收租，作书院经费；“延延经师，立斋社长，聚六邑之士，春弦夏诵，歌咏之声音不绝于听”[10]。此后，雍正五年（1727），知府黄叔琪重修。乾隆八年（1743年），知府蒋大成请于安徽巡抚给匾，改名“敬亭“；十七年（1752），知府宋敩、知县贵中孚倡捐修葺；三十六年（1771），知府狄咏篪又重修。

此外，一些书院的规模也扩大了。如旌德县毓文书院，有正屋一堂计走间三进六厢，共有108号房间；另有“文星楼三层宝塔一座、适意亭一所、左首游廊八间、右首游廊九间、方圆池二口、右首厨房四间、厕所二间”等，花费商人谭子文银一万五百余两，规模堪称宏大。

咸丰、同治年间的兵燹使宁国府书院遭受了一次浩劫。宁国府境内是太平军与清军、地方团练拉锯的重要战场。战火兵锋所及，宁国府境内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遭受到了重大破坏。战争的破坏，并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晚清宁国府书院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太平天国自兴起时就实行对传统儒家文化持敌视、禁毁政策，如占领南京后，就曾下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加之双方之间的反复鏖战，社会秩序动乱让一些暴民也乘机兴风作浪。这使得宁国府境内教学设施、典章文物等遭受灭顶之灾。首先，书院自身便受到了直接冲击。咸丰十年（1860），宁国县西津书院毁于兵火，南陵县春谷书院更是“房屋田产，荡然无存”。

同时，战乱造成了本地区人口的大量死亡和流失。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在给清廷的奏报中写道：“徽、池、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一日不逢一人。”[11] 人口的丧亡、流失造成了书院无法及时补充生源，从而造成发展困境。而缙绅、士人阶层在战乱中的流失，则对书院在战后的恢复造成了极大影响，这也是战后宁国府书院恢复缓慢的原因之一。

随着战争的结束，社会秩序重新稳定，经济也开始逐渐恢复，文教的发展又开始得到重视。这一时期，宁国府书院得到了短暂复兴，不少为战火所毁的书院被重建。同治四年（1865），宁国县知县蔡锋禀请兴复西津书院，“书院月课以众浔滩捐，存款发商生息，永为西津书院诸生膏火，并捐俸置学田若干”。[12]泾县知县吴鄂也因县内书院多“毁于兵燹，致学士无所观摩”，于光绪五年（1879），“与琴西方伯筹复泾川书院，藉众力集捐万元，先在城内公地建市房四间，又买宣邑西河镇市房两契，编为忠信两号业，一俟捐齐收毕，尽买市房藉租息以供考课”。[13]光绪十六年（1890），知县张源漆劝谕各乡绅士分任捐货重建了春谷书院，其中如“李麟厚堂输款四百金”，“儒生徐尹十一亩献于书院邑士，为膏火贺”。此外，天都书院也在同治八年（1869）得到重修，泾县还新建了三隅书院。

甲午战败以后，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豆剖的严峻危机。救亡图存，实行变革已经刻不容缓，而实现救亡、变革的关键一点就是兴学育才。书院作为传统教育的代表，积弊太深，难以培养适应时代需要、掌握西学的新式人才。光绪二十年（1901）发布上谕：“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则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4]。

此后，受各地书院改制浪潮的推动，宁国府境内的一些书院纷纷改为新式学堂。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宣城县知县刘开就崇正书院改设宣城县高等小学堂：泾县三隅书院改为泾县三隅初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旌德县凫山书院改为旌阳高等小学堂；南陵县春谷书院改为春谷高等小学堂。光绪末，太平县仙源书院改为仙源高等小学堂。[15]至此，宁国府的书院教育也就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1]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第一章第二节，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P69。

[2]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第一章第二节，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P119。

[3]（清）洪吉亮纂，李德淦修：嘉庆《泾县志》卷8《书院》，嘉庆十一年刊本。

[4]（明） 梅守德，贡安国篡，陈俊修：万历《宁国府志》卷9《学校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23册，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年。

[5]（清）施闰章：《学余堂文集》卷12《修葺水西书院记》。

[6]（民国）李丙籚纂，王式典修：民国《宁国县志》卷6《学校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7]（清）素尔纳等纂修：《钦定学政全书》卷72《书院事例》。

[8]（清）托津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95《礼部·学校·各省书院》。

[9]（民国）徐乃昌纂，余谊密修：《南陵县志》卷8《学校》，民国铅印本。

[10]（清）沈廷璐：《重修正学书院记》，光绪《宣城县志》卷8《艺文》。

[11]（清）曾国藩：《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清）李瀚章，李鸿章编纂：《曾国藩全集·奏稿（2）》，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P798。

[12]（民国）李丙籚纂，王式典修：民国《宁国县志》卷6《学校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13]（清）吴鄂：《泾川书院纪略》，光绪七年刊本。

[14]（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改书院为学堂上谕》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P4719。

[15]（清）冯煦主修，陈诗礼总纂：《皖政辑要》卷52《学科》，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P497。

作者简介：

萧寒：安徽合肥人。安徽区域文化独立研究人，安徽省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合肥市民俗学会理事。长期从事地方文史暨民俗文化的探索和研究工作。

程龙伟：安徽淮南人。华夏茶书院院长、知名茶人、紫砂文化学者、茶事活动策划人，安徽省茶文化研究会理事。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