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自从把学富五车的吴省钦、吴省兰兄弟收到麾下后， 就如虎添翼，他们兄弟为和珅出了不少奸诈的主意，吴省钦出任直隶学政，主管乡试期间，营私舞弊按考生进献的银两的数目排列名次，做的过于明目张胆，被李调元抓住了把柄，要向皇上弹劾他，李调元，字羹堂，号雨村，锦州人，乾隆朝进士，曾任考功员外郎，授广东学政，此人是乾隆一朝有名的才子，为人正直，是一位骨梗之士，他得知了乡试的内幕之后，就撰写了一份奏折，向皇上揭发吴省钦，孰料，奏折先落入了和珅手中，和珅也不禁也有些担忧，因为吴省钦出任学政是他一手保荐的，吴省钦若是出了差错，他也逃脱不了干系，和珅急招吴省钦前来，商议对策，吴省钦想出了一条毒计要治李调元于死地，和珅见他设计的天衣无缝，万无一失，也就放下心来，叫他放手去干了。
吴省钦设下了一个圈，抓住了京城钱库守护头目的把柄，要挟他们去偷库银，两个小头目陷入了别人手中，无可奈何，只好趁夜在守库兵士的饭盒中下了蒙汉药，将他们麻醉，潜入钱库，胡乱窃出了一包金银，交给吴省钦，吴省钦又派出心腹手下，将装有库银的包裹趁李调元家人不备丢入他的花园中，隐匿起来，这些准确都做好后，他便告知告府，说钱库被盗，有人发现，李家家人由钱库旁经过，鬼鬼祟祟，形迹可疑。知府带兵到李府中查抄，轻而易举的就找到了隐匿的包裹，打开一看，果然是失窃的库银。知府当即喝令手下，兵丁不等李调元辩解，就把他捆绑起来押入大牢。和珅借机马上向乾隆上奏这件事，要求对李调元处以大辟之刑，置他于死地，乾隆素闻李调元才华盖世，有心袒护于他，免去他的死罪，改判为流放伊犁，可叹，堂堂才子，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被人陷害，落得家破人亡，这件事，由吴省钦一手策划、安排，和珅没有费一点心神，就除掉了敢于同自己做对的人，而且是如此干净利落，不能不承认是和珅的广泛交游为他带来的便益。
征服异已以狠为先
古往今来，凡要成就大事者，很重要的一点要办事果断决绝，不能有"妇人之仁"，像和珅这样的巨贪之人，作起事来更是心狠手辣霾皇秩恚绕涫嵌源切└矣谟胨鞫缘娜耍Ｒ萌擞谒赖胤讲虐残摹?
和珅当道时，常有人因为胆敢对和珅不敬落得失官弃职，家破人亡的下场，山东博山县知县武虚谷，即是一例，武虚谷又名武已，河南偃师人，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出任博山县知县，当时的和珅身兼步军统领一职，负责维护京师一带的社会治安，社会上一度盛传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率众起义的农民领袖王伦尚在人间，和珅便以搜捕王伦，以绝后患为借口，纵容后下兵士四处横行，骚扰百姓，不但在京师一带胡作非为，有时还跑到王伦的起兵地山东一带寻衅滋事，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的时候，刚刚出任县令的武虚谷就遇到了和珅派来搜捕叛匪的官兵，他们在乡间随意殴打百姓，掠取钱物，搞的民不聊生，武虚谷派人将他们拘捕到县衙，不料，这些人以官差自居，傲慢无礼，见了武虚谷也不下跪，向他暗示自己是和中堂的属下，谅他一个小小县令也不敢怎样，武虚谷义正严辞的说：朝廷派你们来是为了抓捕逆贼，却不是让你们来滋扰百姓的，你们到达我县，胡作非为，还有什么可说的，然后命众衙役将这群人痛打了一通，赶出博山县，和珅知道这件事对武虚谷怀恨在心，连这个小小的县令也不放过，没过多久就寻了一个借口，革去了他的官职人，把他发往东北为奴了。
和珅对待武虚谷这样一个小小的县令，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所以，对他的报复也不会处心积虑，赶尽杀绝，可他对待江南巡抚海成，则是无所不用其极了，海成身为江南巡抚，自恃官商，从没把和珅放在眼里，他到京城述职的时候，在军机处见到众位大臣，作揖打手，态度随和，唯独不理睬进入宫机处不久的和珅，而且言语间多有不敬，语中带刺的讥讽为了升官甘当佞臣，还故意让和珅听到，和珅正处于发迹之初，周围的人都对他有些瞧不起，海威的行为，正好击中了和珅的痛处，和珅暗下决心，一定不能放过他。
机会不久就来了，海成治下有一个名叫王锡侯的文人，屡次参加科举不中，眼见入仕无望，就放弃了做官的想法，安心呆在家中著书立说，他苦苦钻研十七年，著成了一部《字贯》自以为是一部较之《康熙字典》更为完备的字书，偏偏王锡侯得罪过同族的一个名叫王汝南的无赖，想借这本书报复于他，王汝南借《字贯》前言中说此书超出《康熙字典》之上的话，一口咬定王锡侯悖逆，诬蔑贬低圣祖康熙皇帝，一张状纸告到了县令那里，县令不敢独断，上报巡抚海成，后又上报给了乾隆皇帝，乾隆责令海威严查此案，海成细读了之后，认为这只不过文人之气，惯于夸大，并不是有心悖逆，算不得什么大案，仅革去了王锡侯的举人名份，并没有把他怎么样，乾隆看完海成的上奏，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再追究了。如果，王锡侯所著的《字贯》后来没有落到和珅手中的话，这件事就会这么不了了之了。和珅在翻阅军机处卷宗时，看到了这一案件的始末，顿时喜笑颜开，找到了陷害海成的办法，他在《字贯》一书的"凡例"中发现，王锡侯竟然把圣祖世京等帝的库讳和乾隆皇帝的名讳都写了出来。同其他的字一样排列。这在封建社会中是绝对不允许的。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讲究"为尊者讳"，随着皇权的完善和加强，避讳的制度也越来越严密，不但皇帝的名字不许言说，书写，有时，就连音同字不同的字也不能用，到了清朝，因为满族人的名姓冗长，字数繁多，原本对避讳已经不太追究了。可是因为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原，在江南又遇到了文人的暂死抗争。对文人们的一举一动颇为反感，避讳之事又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一件大事，怕得就是父人对朝廷不敬，因此，和珅拿着《字贯》一书，禀明乾隆时，乾隆看到。自己同皇考的名字竟然一般无二的开列在书中。勃然大怒，要对王锡侯处以极刑，和珅眼看时机已到，对乾隆说："王锡侯大逆不道，理应问斩，想那巡抚海成，对《字贯》中如此悖逆不道的地方，竟然视而不见，分明是有意袒护，无视朝廷，像这样的官员又怎能继续留任在朝中为官，如果不严加整治恐怕长久下去，官吏多会效仿，都对朝廷不敬了。大清的威严何在。"乾隆正在火冒三丈的时候，如何受得了和珅 的挑拔，顿时迁怒于海成，强下诏书，立即拘捕王锡侯，斩立决，全家抄没，妻儿流放官卖，江西巡抚海成，有意庇护，无视朝纲，拟斩侯，另有江西的藩台，臬台也昏聩不察，罪责难逃，革职为民永不述用，海成因为自己的言语不慎触怒了和珅这种险恶毒辣的小人，竟然惹来了杀身之祸。
类似的事情，和珅一生中不知干了多少，连朝鲜的使臣也有记载，据朝鲜李朝的史实中载：陕西一个书生，因对和珅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的恶行多有耳闻，又亲见官场昏暗，民不疗生，不顾个人安危，直言为乾隆上书，向他说明和珅的种种恶行，上书虽然幸运的到了乾隆那里，乾隆却根本不理不采，对和珅依然是坚信不疑，宠幸如常，和珅派人打听到这个书生的下落。竟然将他全家满门杀死，给他家带来"赤族之祸"。
倘若我们能站在和珅的立场上考虑一下，就会发现和珅这样狠毒也是不得以而为之，想他，出身卑微，发迹也是靠了不光彩的手段，尽管官职高高在上，却得不到别人的尊敬，如果他发迹之初，不对不敬他的人痛下毒手，给他们来一个下马威，他的日子一定不好过，而等到他后来，多行不义，激起众怒的时候，也只能用严酷的手段让别人投鼠忌器，不敢对他轻举妄动，不然，他也许早就论为阶下阁了，不过，和珅还是不够明智，俗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多行不义必自毙，天下的公理，又怎是狠毒能遮挡的住的呢？
化敌为友相安共事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真正的友谊是不掺杂一丝一毫的功利心在内的，而一旦我们对朋友是有所为而来，那就不是友谊，而是为了利益了，所以有人说，当我们最需要朋友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最不需要朋友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朋友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在利欲重心的世界里，人不可能有永远的朋友，只会有永远的利益，人有进会为了利益，轻而易举的变敌人为朋友，也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总之是为了最大限度的获得利益，和珅对福康安一打一拉，即是如此。与和珅同朝为官的朝臣中，真正能与他抗衡的除了阿桂就是福康安了，他出身名门，父亲博恒是乾隆朝名臣，曾官至大字士，赠郡王忠勇公，姑母是乾隆帝的孝贤皇后，福康安由云骑尉起家，屡屡战功、历任、云贵，四川，两广、闽浙各地总督，后又任工部尚书，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实权职位，更被乾隆加封为太子太保，一等嘉勇忠税公和郡王贝子，是名符其实的位极人臣，和珅与他相比，未免稍为逊色了，和珅因此不免嫉妒福康安，总想着寻个机会打击一点他的气焰，便一手导演出了和琳弹劾李天培私用漕船，拖运木料的闹剧，事情发生在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七月，福康安因为忙于安南战事无法托身，正赶上他家中兴建庭院，于是就修书一封，请湖北按察吏李天培代为购置木材，并帮他托运到北京，谁知，李天培竟然用私自用朝廷的漕般为福康安把木料运到了北京，和珅侦察到李天培托运的木料竟是福康安的，而且，漕运船因为托运这批木料，致使河道雍塞，航道迟滞，觉得这是一个打击福康安的大好机会，于是唆使笔琳写本章弹劾，李元培、乾隆对件事极为重视，派出了阿桂查清此案，阿桂对和珅的诡计心知肚明，决心消尔此事。于是向乾隆启奏，说福康安对这件事实不知情，而且念他功勋卓著决心要严办这件事，亲自下谕判定，湖北按察使，李天培被革职充军伊犁。福康安因安南作战有功，从宽处罚，罚总督俸禄十年。公俸禄十年。公俸三年，就连阿桂也因为办案不利，受到了处罚，福康安正在春风得意的时候，遇到了这样一个打击，不啻和珅当头一棒，从此之后，就对和珅心存间隙了，但也领教了和珅的手段，在他面前再也不敢大意，总是谨小慎微的，以免有什么把柄落入他手中。
和珅料想自己在乾隆面前的地位，还是不能与福康安相比，单是福康安的赫赫战功，自己就不能他万一，只要能打击一下他的气焰，让他对自己心有忌惮也就行了，以后难免还有要用到他的地方，过于针锋相对，反而对自己不利。和珅就在日后的一举一动中，有心拉拢福康安，福康安也不愿与和珅这样无的不为的小人交恶，也表面上和气的同他交好，尤其是同和珅的弟弟和琳关系亲密，形同好友，和琳就借势多跟随在福康安身边，做为他的副手，随他南征北战，福康安打起仗来，经验丰富，威风八面，每次都胜利凯旋，和琳跟随他，不用出什么力气，冒什么风险，就可以坐享其成，几年下来也立了不少战功，乾隆六十年，朝廷接到奏报，说贵州铜仁府大寒营苗民起兵造反。湖南等地的苗民也起兵响应，一时声势浩大，几不可挡，乾隆立刻命福康安，同和琳一起率大军征剿，福康安先后被封赏进公爵，贝子、食田、貂尾桂卜等，和琳也被赐为等宣勇伯爵，太子太保等职，官职同福康安一起水长船高，坐享其成，后来，白莲教也在山东掀起起义，汉民同苗民一起抵抗官军，福康安、和琳大军虽然得到朝廷增援，但既要瞻前又要顾后，逐渐变得步履涯艰，福康安不甘心一世美名毁在苗匪身上，不惜率领一支孤军深入苗民腹地，被四面八方赶来的苗民包围，他左冲右进，竟然擒住了苗民的头领之一吴八月，却也失掉了朝州城就在他准备率军收复朝州城的时候，突然眼前一花，摔下马来，扶回营中，竟然不治身亡了，噩耗传到朝廷，举朝震惊，和珅向乾隆表示过一翻哀痛之后，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军不可一日无帅，还望皇上早日任命将军接掌帅印。当时的情形，最适和接替福康安挂帅的，就是和琳，于是嘉庆元年五朋，乾隆和新登基的嘉庆帝一起来热河避暑山庄拜和琳为帅，继续征讨苗民叛乱，从此，七省军队由和琳一人指挥，和珅兄弟一文一武，一将一相，成了不可动摇之势。这都在于和珅善于尽弃前嫌同福康安搞好关系，借助他的威势，让和琳飞皇腾达，试想，如果和珅同福康安一直水火不容，互相争斗，和琳如何能有挂帅之日。
控制科举，师生之谊笼络人
和珅自己没有通过科举考试，可他并没有因此而看低科举的重要性，他知道：皇上选拔官吏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科举。而自己要控制官吏，培植心腹，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也必须要控制科举，因此，他主动接管国家的文化事业，先后担任教习庶吉士、经筵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日讲起居注官和殿试读卷官及兼任廷试武举发策等职务，通过掌管这些职务，和珅便可控制官吏，借机安置自己的亲友、党羽安放到要害部门，而打击排斥政敌。仇家和一切看不上的人。后来，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整个科举可以仅凭和珅个人的好恶随意进退科名。《清史列传》中《和珅》条记载：乾隆五十四年，山西举人薛载熙赴京考取进士，几经周折后，脱颖而出进入复试，但在复试当时，薛载熙却被告知自己已被除名、无资格参加复试，他不知所云，忙向众人打听，有人告知，是和中堂主持复试大局，是否自己得罪了和中堂。薛载熙一想，自己也没招惹和珅啊，最多是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去拜访过和珅，难道这也会得罪和珅？不错，此举就已让和珅很不满意，和珅希望入考的是顺从自己之人，不顺从者一律以各种借口除名，不让其参加考试，当然更不会有金殿会试的资格了。薛载熙只顾自己读书，而且平日里远在山西，哪会懂得个中关窍？因此和珅道："此人就其学问而论，尚属可以中取，试卷文理无大疵，惟诗粗率，奏请停科"。若在平时的话，薛载熙就此可以回家了，不过这次和珅碰了个软钉子，因为此时正值乾隆母亲皇太后八十岁寿诞，乾隆心情俱佳，在和珅的奏折上批复："尚可加恩宽免，交与和珅与诸考官再行商议。"在讨论中，哪有不听和珅的？和珅谓："以薛载熙试卷复与中卷不符，难保无代倩情弊，请追革在案。"复试与中卷不符，本属份内之事，可和珅就以此为借口打发老了薛载熙，本来载熙中举的消息已传回山西，可是回家后却孑然一人。薛载熙发奋攻读，但他也知道：只要和珅在位一天，除非自己去巴结讨好他，否则此生无望再中举。他不愿巴结和珅，只有韬阴养晦，静候和珅去世或倒台。他每日焚香诅咒和珅，或许是他的诅咒有了效果。和珅在十年后轰然倒台，他心想自己的机会来了，于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薛载熙在北京苦等嘉庆出外巡视，终于等到机会了，一日，嘉庆出游，薛载熙拦驾哭诉冤枉，嘉庆也曾听闻此事，认为"薛载熙斥革本非皇考之意，和珅办理此事，实属从刻。"故嘉庆帝"命试以诗"，薛载熙十年磨一剑，果然非同凡响，嘉庆听了薛载熙的诗句之后，以为"诗句较前稍胜，著加恩赏还举人。"总算给薛载熙平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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