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时期一闭上眼睛，老台东的陈年旧事便纷至沓来，萦于脑际。尽管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个地方也像青岛市的其他地方一样，由昔日的局促肮脏、杂乱落后变得高楼林立、整洁繁荣，但我对昔日的台东（旧时曾叫东镇，现属市北区）却有着割舍不开的情愫，因为我毕竟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啊！
这里有我的童年以至最初学生时代的悲欢忧喜，有着父母对我最初的哺育和教诲，有着朝夕相处难以忘怀的旧的邻居，旧的街道，旧的市场……尽管我家是住在靠街的威海路21号门头房，可是时刻浮现在脑际的却是19号大院内的情形，因为我童年的时光（也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大多是在这个大院里度过的。
这家走走，那家串串，踢足球，捉迷藏，大约每次都是听到娘的叫喊声这才回家吃饭、睡觉。吃完晚饭后如果手里有几分钱的话，便一定会到离家不远的登州路与桑梓路交界处、昏暗街灯下的小摊去买糖果吃。
细心地盯着那慈眉善目的老者打开一个瓶子，然后从帽沿上抽出一张纸，倒上几粒橘子瓣糖包起来递给我，然后我带回家去。常常父母还在做活的时候我便口中含着糖甜甜地睡着了。
有的时候还会在睡意朦胧中听到此起彼伏的“红瓤萝卜”、“小豆腐——”、“香辣菜——”的叫喊声。第二天早晨则常常会被“香油子”、“糯米切糕——”的叫喊声以及哗哗啦啦叮叮咚咚的在路边水龙头下接水挑水的声音惊醒。
醒来后母亲时常带领我到附近十字路口（威海路和登洲路的交界处）人行道边上去吃早饭。那里有许多矮桌长凳一字排开，有油条、甜沫、粽子、桃酥、豆汁等等。
夏秋时节，白天的时间长得难以打发，于是在大院里玩腻了之后，小朋友们便相约到附近的榉林山去粘知了捉蟋蟀，或者摘胖娃娃和棠栗子吃，或者登上山顶向远处的山海望去，顿时感觉青岛好美好大啊，从那时我便对于青岛的风貌有了初步感受。
我们家住的是那种被称为“道士帽”的平房，并且一住就是三十年（父亲“七七”事变到青岛，六七年迁至标山路）。
记得右边的邻居是被称为“皇带子”的青州人，老爷子开了一爿小铺，卖烟酒糖茶，儿子做巡警，并且家里在市内还有几处房产，这在我们街坊中可以算做最阔的人了。而院内大多是做小买卖的，手工业者或者出大力的，住在更加简陋的用砖石木板搭起来的小房子里，而所谓大院也只是一个长长的胡同而已。
胡同的一侧有着几个院落，中间一个最大，兄弟几个住在这里并合伙开了一家铸铁厂，还雇了几个伙计。记得有一天中午几个伙计就着巴鱼头吃米饭，把一群在旁边玩的小朋友直馋得流口水。最里端一个院子里其中有一家开了一个织布作坊，后来听说定成分时被划为资本家，因此家里一个学习很好的叫小云的孩子便只好进了农业大学。
靠近大院门口的几家有卖布的，有收废品的，有拉大车的。院子里头一个小胡同里住的是一个瞎子，解放后才知道是一个伪装成残疾的革命者。小院中部有一家卖肉的姓张，在成立合作社之后不久，有一天老张家门口聚了很多邻居，听说是老张在延安路附近的树林子里上吊自杀了，原因好象是有什麽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
不知为什么那时上吊自杀的事是经常听说的。
院内姓李的和我们家最要好，老爷子经常坐在我们家床沿上说话。后来知道他们家乍来青岛时，父亲帮了一些忙，曾经借给他们一点钱用。兄弟两个和我父亲的年龄相仿，大哥在解放后不久就搬到标山路附近新盖的印染厂职工宿舍住去了，于是老邻居们便常去看望。
他家住在二层楼上（那时很少有三层楼）的一套里外两间的房子里，宽敞干净而明亮，真使我们羡慕不已。他家里只有一个女孩子长得非常漂亮，学习也很好，后来考上了二中。这个女孩子常常带我出去玩，给我买一些吃的玩的。
大约就在刚上初中不久吧，大人们说这个女孩子得了“细病”，可惜竟然没有治好。过一个阶段再去时，女孩子已经不在了，只是在墙上挂了一张她的十分恬静的照片，这使我心底徒然生出许多悲哀来。
在当年的老东镇，有一个既不是邻居而又非常熟悉的人，大家都称之为“痴巴兔”，其实是一个弱智的乞讨女人，多少年中人们常常乐于施舍给她一些东西吃并和她开玩笑；小的时候还听大人们常说张大嫚如何如何。
后来才知道这是附近一个相貌十分出众的，知名度颇高的，留着很长很长辫子的一个少女，于是我便常常在大街上留意有着大辫子的女孩儿，但始终没有碰到；还有一个中年人，无论春夏秋冬，常常光着身子只穿着裤衩子从门前跑过，听大人们都叫他“万米老戴”，后来我琢磨，大约这个跑长跑的人姓戴吧？
和我们大院相对的马路对面的大院听大人们称之为“西院”，西院我只去过一、二次，也是一个又低又窄的胡同。西院的一边，也就是我们家的对面却是一个较大的院落，临街的房子也很象样子。后来知道那是一个叫“金城”的罐头厂，据说总部在上海。
只记得公私合营那阵子，大门口边上的一间房子里几乎是天天鼓乐齐鸣，引得小朋友们聚在窗下伸长脖子向里看。而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时节这间房子却成了一个公共食堂，听说在里面还举行过一次比赛，看炊事员们谁能用同样分量的面粉做出最重分量的熟食来。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对于孩子们来讲一年中最有吸引力的日子莫过于节日了，正月十五可以吃上香香甜甜的父母自己滚的元宵，二月二可以吃上脆香的炒豆子和烤花，五月端午可以吃甜糯的粽子和香喷喷的鸡蛋，八月十五可以吃上父亲自己烘烤的酥软香甜的月饼，当然还有用锅蒸的几层高的中间夹着大枣的月饼，那是晚上拜月用的。
入夜后，小朋友们用手托着院里院外奔跑，一边口中还念着自己也不太明白的约定俗成的歌谣：“拜月唻——，拜月唻——，八月十五......”而在一年中时时期盼的莫过于农历春节了，这时可以吃到一年中吃不到或者很少吃到的美食，当然这期间还有着很多好玩的好穿的好看的对孩子们也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记得那时一进了腊月门便有了年味，这时候我常常到南山去，这里的节日用品一应俱全，我除了去看去玩外，还常常有一个父母交代的任务，那便是去买年画和对联。
只见从山顶到山下顺着一个大院墙一路下来红红花花的一片。由于这买年画的缘故，几年下来我便知道了很多故事，如“四郎探母”，“劈山救母”，“西游记”，“水浒传”，“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
正月初一之后，岁也守过了，年也拜过了，这时候孩子们手里也有了几个压岁钱，于是便约好了到台东三路去卖刀枪车炮或者去台东五路胡三太爷庙附近卖烟花炮竹，而这两条道路从初二开始一直到十五都十分热闹，并且每年都听说有燃炸了炮竹摊子的事。
这其中初九的萝卜会，则又是春节期间的又一个小小的高潮。当时的萝卜会设在老东镇威海路、郭口路、登州路和南山的交界地带，我们家就住在萝卜会的跟前。这一天我至少要跑出去三、四趟，到“下村庙”（即云溪庵）去看烧香拜神和“拴小孩”的，大庙前殿三头六臂的青龙白虎和各殿堂墙壁上的神话彩绘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从烟雾缭绕中走出来，再到地摊上去看各种玩具，大个的机械手枪、汽车自然是无钱购买，只能瞩目那些用手做的小玩意，如竹子做的游动的长虫，在细钢丝上浮动的小鱼，面捏的各类人物，糖稀吹起的动物等等。
另外还有打气枪的、耍猴子的、吞刀剑的、拉洋片的、演木偶戏的热闹去处。卖零食的如卖甘蔗的、卖萝卜的、卖糖果的、卖水果的更是随处可见，对我而言更有诱惑力的是那在路边一字排开的凉粉摊，如果能喝上一碗又酸又辣又香又凉的凉粉，一年中便有了许久的回味。
上小学和中学时，自己的活动范围又扩大了许多。小学是在人和路小学上的，中学是在十四中学上的，而这两个学校又恰在人和路的同一路段上，马路左右而已。这时节恰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等事件运动接踵而来，而六十年代初期的自然灾害使着自解放后不断提高的人民生活水平来了一个大倒退。
十几年中食品、物品都实行了供应制，一切都凭票凭证购买。我只好常常排队去买少的可怜的副食品如鱼、肉和豆腐等，这样我便和位于台东二路和台东三路之间的市场楼有了联系。副食蔬菜和土特产品是在市场楼的楼底，卖日用百货的二楼我也时常上去，那大多是为了买笔纸和乒乓球等。
写作业时用正规的本子对许多孩子来说是很奢侈的，我们大都是买回白纸去用小刀裁开再钉起来使用。
那时节平时也常到台东三路去，这是一条我记事时就有的商业街，大街的两边大都是鞋店、布店和食品水果店之类，其中最大的便是利群百货商店了(那时还是在一座二层楼的楼底)。然而这些地方我很少光顾，去的最勤的是正大食品店，凡是知道的好吃的食品这里都有，当然对于那些上档次的东西只能注目而已。
手中如果有几毛钱的话，就会买一点零食吃，如橄榄、冬瓜条、橘饼等。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还从这里买过用地瓜面和茅根草做的酥甜饼。解放后十几年中市场楼的东西门外各有几家小吃店，以东门外的大嘴炉包铺和西门外的有着灌汤牛肉蒸饺的顺兴楼最为著名。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我已工作，手中有了几个钱，曾经约朋友几次前往大快朵颐。以后年代变迁，改换门头，便没有机会再去解馋了。
从内心深处讲台东地区在我青少年时代，最使我梦牵魂绕的便是人和路上的新华书店了。星期天或者平时中午、下午放学后，一有余暇我一定会往那里跑。那时的书店是不开架的，只是站在柜台边远远地望着书架上书脊上的名字，当然还可以低头看柜台里平放着的书的封面。有时看好一本书又不知自己带的钱够不够便怯怯地叫服务员拿来看一看。
记得有一次鼓足了勇气从还没有交给母亲的助学金里拿出钱来买了一部上下册的《水浒传》，后来让班主任知道了，把书没收了去后来又还给了我，并语重心长地和我说了很多话。
因为囊中羞涩的缘故，那时我常常到旧书店或旧书摊去买旧书。每至星期天我便会到延安路与湛山大道交界的山坡上的破烂集（又称礼拜集）去溜达，这里除了日用废旧物资外还有几个旧书摊，记得我从在那里买到过一本《左传精华》和一本《雪鸿轩尺牍》，都是民国初期出版的。
六、七十年代在平原路临街的一家旧书店内，也曾买过许多旧书。虽然离我住的台东较远，一旦发现了这个小书店之后便禁不住诱惑，时不时的就会抽空去看看，当然这又是台东之外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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