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路15号现在是两栋六层楼房,是二中教师宿舍。原先它是五座独立的日式二层楼,分甲、乙、丙、丁、戊,如梅花五瓣洒落在院子里。这里最初是日本中学的教师宿舍,日本中学离这里很近,就在现在海洋大学鱼山路校区里。房屋最初的设计两层格局一样,都是进门一间十平米左右的会客室,里面有大、中两间卧室,厨房、厕所、洗澡间各一。
当年的青岛日本中学
这是一个有历史,有故事的院落。
1936年,青岛市海滨区建设管理处曾在常州路15号办公。
1946年秋,由姜黎川等人发起组织的“青岛市鲁东抗战同志联谊会”成立并择定常州路15号为办公地址。这个抗战胜利后整肃汉奸的民众组织,理事长姜黎川是一个亦正亦邪的复杂人物。抗战爆发时,姜黎川在家乡胶州一带拉起一支抗日队伍,游离于国共两党之间,左摇右摆,反复无常。抗战胜利后,他弃军从政,成为国民党中统青岛地区高层,并被选为青岛市参议会副议长、国民党“行宪”第一届立法委员会委员。1949年6月1日青岛解放前夕,姜黎川离开青岛去了香港。在香港他发表政治声明,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号召国民党员反蒋,支持新中国,因而遭国民党“明令通缉”。1991年他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病逝(一说病逝于美国旧金山)。
如果说姜黎川还是“抗战同志”,另一个联谊会的常务理事张秀峰则是地地道道的汉奸。他15岁时被东北抗联杨靖宇司令收养,并做了杨靖宇的警卫排长。1940年2月1日,就是这个杨靖宇无比信任之人,却携带抗联机密文件、大小枪支四支、抗联经费九千余元叛变投敌。他的叛变造成致命后果,致使杨靖宇行踪被暴露,突围路线被封锁,宿营地被包围,直至被捕牺牲。不知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怎么会成为“抗战同志联谊会”的常务理事?
解放后常州路15号收归国有,成了二中教师宿舍。二中将每层本来的单元房,分给两三户教师住,变成了“团结户”。1987年老房子拆除,90年老师们搬回了新楼,住上了独立成套的新居。
常州路 15号二中教师宿舍
改造前的常州路15号有过一口水井,井水清澈冷冽。那时海水浴场的更衣室很少带冲水处的,大院的孩子们洗完海澡,便不换衣服跑回大院,到井边打上一桶井水,从头浇下。虽然冻得呲牙咧嘴,却感到新鲜刺激,乐此不疲。夏季每到傍晚孩子们洗海澡归来,井边就会成为他们的乐园,嘻嘻哈哈,热闹非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路相隔的常州路看守所,条件还不是很好,每周末干警们改善生活就是包饺子。每到这天,上午干警们便到15号挨家挨户叫大爷、大娘,向他们借菜刀、面板、擀面杖,下午还这些用具时,楼上楼下又一阵喧嚣,“谢谢大爷大娘”,“不用客气,有空过来玩。”那个热乎劲,充分表明当时警民关系的鱼水情深。
我初中在二中就读,常州路15号有好几位教过我的老师。初中教我们几何的张维钦老师至今仍住在15号,如果从1963年他住单身宿舍算起,他在这里已经住了六十年了。张老师记忆力极强,他在市职教办工作时,有位同学去那里办事,因为不知道张老师调至那里,所以没去找他。张老师却从敞开的门缝中听到同学的声音,看到她的背影,立刻叫住了她,走出来对她说:“你还是在学校那样走路风风火火。”这位同学深受感动,这可是与老师好几十年没见了呀,而且张老师只是我们的任课老师,竟然凭声音和背影就认出了她,这不仅是记忆力好,还是老师对学生的一份深厚情谊。我这次写常州路,向张老师打听15号情况,他不但给我详细介绍,还主动约我去他家,让我从120册整理的整整齐齐、分门别类的简报本中,任意挑选有用的资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张老师1965年离开了自己钟爱的三尺讲台,走上了领导岗位。先后在二中、三十九中、电视中专、市政府职教办任教导主任、校长、教育处长等职务。
张老师在二中任教导主任时,市教育局调他担任青岛市中学生足球队领队。期间他与队员同吃、同住在一起,带领球队积极训练,勇于拼搏,取得山东省中学生运动会足球冠军。整个比赛全程,共进球62个,未失一球,这在省级乃至全国比赛史上实属罕见,受到省、市体委表扬。随后又被省体委、省政府教育组任命为山东省中学生足球队的领队,率队参加在长春举行的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取得足球第七名的好成绩。
张老师夫人谢素香老师也是二中教师,别看她文静瘦弱,却巾帼不让须眉。有一年她带领二中女乒的李贝玲、李正始、林朝萍代表山东省,出征在长沙举办的全国21城市中学生乒乓球邀请赛。在长沙,二中女乒奋力拼搏,力克强敌,最终取得了第七名的好成绩,为青岛二中争了光。
张维钦老师(前左四)与同学们在一起
我们的数学老师郭盛娴在15号住过,郭老师是无数教过我的老师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少数老师之一。郭老师曾对我们说过:“我最不满意的就是毕业后见到老师装没看见的学生”,而我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学生。二中初中毕业后我没考上本校,下乡回青就业又在一个小合作饭店,当时这些都让我自卑。我住在龙口路,离常州路15号很近,经常能见到郭老师。每次见到她,我总感觉无颜相见,总是低着头装没看见匆匆而过,为此我自己也感到很内疚。有一年教师节,同学们推选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去老师家探望,我忐忑不安地去了。一进门,郭老师便叫出了我的名字,并且回忆起几十年前生女儿时,当时在山大医院妇产科工作的母亲给过她的关照。我十分惭愧,其实老师从未以当官发财,出人头地的学生为荣,他们只希望学生能本本分分做人,老老实实做事,为社会有所贡献。回家后我写了一篇《恩恩相报情未了》的博客,作为自己的忏悔,对老师的道歉。
教师节探望郭盛娴老师
陈寿荣老师是我们的美术教师,当年我的一位同学孙柏森看到老师出的《怎样刻印章》署名“潍县陈寿荣”,因为孙柏森老家也是潍县,便很好奇地问老师家是潍县什么地方?陈老师问清楚孙柏森家的位置,对他说:“你回家问你父亲吧”。孙柏森回家一问,可了不得,原来陈老师的曾祖做过清朝帝师(皇帝的老师),被咸丰赐带花翎,潍县当地称陈家为“陈大花翎家”。陈家在潍坊的“万印楼”,因藏有万余枚皇宫及名家印章、拓片,在国内同题材博物馆中雄踞榜首。那年我们几个同学去潍坊想去参观一下陈老师家的“万印楼”,却因内部装修没能进入。
1998年12月孙柏森同学与陈寿荣老师合影(孙柏森提供)
陈老师1935年考入北平(现北京)北华美专,36年20岁在北京举办个人第一次画展,开创了青年画家办个展的先河。37年在千人选一的考试中,考入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画陈列馆,成为第一期研究员。先后师从李苦禅、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等大师,在诗文、国画、书法、篆刻等方面均有不凡成就。1945年日本投降,陈老师受国民党山东战区长官司令部邀请,授予他中尉书记官之职,用小楷拟定缮写《受降书》。因圆满完成任务,45年12月,又以少校参谋身份参加了受降大典。(这段经历,让陈老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吃了不少苦头)。
陈老师的篆刻名著《怎样刻印章》,风行新加坡等应用汉文化的地区,被日本书法权威巨著《书道全集》收入其中,并加评语“中国三百年来最佳篆刻类书籍”。陈老师擅画飞鹰,在82岁高龄还画了一幅巨幅手卷《百鹰图》。展开画卷,似步入百米长廊;凝视纸上,百余苍鹰,神态各异,展翅长空,翱翔万里。此事成为当时美术界一大盛事。陈老师曾任中国书协、美协会员,西泠印社资深社员,万印楼印社首任社长。
陈寿荣老师的《鹰击长空》
陈老师知识渊博,讲课生动,经常讲一些小故事提高我们对美术的兴趣。陈老师是学国画的,有一年,苏联画家在北京办油画展,他去看了。两幅画让他大开眼界,一幅是一个铜狮子,第一次看到铜的质感如此逼真,铜的光泽,铜的锈迹斑斑,表现得淋漓尽致;另一幅是一位俄罗斯少女,身上穿的绸缎长裙,光滑飘逸,让人忍不住想要上前抚摸。从此老师对油画有了深刻的认识。
陈老师家里挂着一幅他的最得意门生为他画的肖像,班里美术小组的同学去他家活动,他总要向同学们介绍。原来陈老师右眼有一块黄斑,从没有人发现过,照片都看不出来,但这位弟子画的画像却真实的再现出来。他要求同学们创作前,一定要仔细观察。
15号除了陈寿荣老师,还有两位丹青高手,一位是二中原教导主任张铎老师,一位是美术教师连义乾。张铎老师早年曾师从曹庚生、赵望云、徐悲鸿等大师,七十多年前,在登州路上一所中学教美术。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当晚,他带领几个学生连夜赶画了一幅“同志,辛苦了”的国画,贴在学校大门口,迎接解放军进城。张老师毕生致力于中国传统艺术的研究、挖掘,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使木笔国画这一失传已久的传统瑰宝重新大放异彩。他的木笔国画多次在北京、济南、青岛美术馆进行专场展出,他的十余幅佳作先后被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美国的美术馆和大学收藏。他出版的《木笔画浅谈》一书,中国画院院长李可染为之题写了书名。
张铎老师回忆解放前夕创作的国画
连义乾老师多才多艺,他在雕塑、国画、诗词方面都造诣颇深,特别是雕塑,在岛城很有名气。岛城几乎每个家庭相册中都有的标志性景点中山公园《儿童嬉水》喷水池,就是连老师设计,并与其他五位雕塑家合作完成的。由于连老师的城市雕塑卓有成效,被文化部、建设部授予城市雕塑创作设计资格证书,青岛市只有六人。
樱花时节中山公园喷水池
在常州路15号附近,经常会遇到一位不修边幅,骑一辆破旧二六自行车的老人,他就住在15号一楼。别看老人现在貌不惊人,当年他可是叱咤岛城、雄霸拳坛十年的拳王,他叫李嘉铮。
1979年,邓小平接见美国拳王阿里的消息传到素有“捣鲍克斯”传统的岛城,立刻在青少年中掀起一股拳击风。每天早晚,在二中小操场、常州路清真寺旁的空地,你都会看到一群群青少年满头大汗,你进我退,不知疲倦地练习着拳击,他们的教练就是李嘉铮。
李嘉铮从13岁起学习拳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蝉联十届全国冠军。1996年至2005年,李嘉铮用“只躲闪,不还击,点到为止”的方式,向国内外高手发出战书。十年间,来自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八个国家的近千余选手前来攻擂,全部被他技术击倒。李嘉铮的荣誉完全是他拼搏所得。有一年全国锦标赛前夕,他的胳膊长了个疮,疼痛难忍,去做了手术,医生劝他不要参加比赛了,他却坚持缠着绷带上场。第一回合,绷带就渗出了血,他坚持打完,结果获得了63.5公斤冠军。
1981年,李嘉铮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拳击协会—青岛市市南区拳击协会。他的弟子也为他争光,夺得中国第一条世界拳王金腰带的马雨男、国际拳击赛冠军程耿、全国散打冠军李冰、全国拳击冠军赵书鹏等全都出自他的门下。WBC世界拳击协会亚洲理事会、国家体育总局授予他“中国职业拳击突出贡献奖”。
青岛“拳王”李嘉铮
“拳王”李嘉铮还是一个乐于助人的“活雷锋”。有一次,他的朋友在他家发现一封收信地址为“青岛市火车站东二里处”的信。原来有一天李嘉铮回家,在常州路人民会堂后门看到一位妇女坐在马路边痛哭,经询问得知她来青岛看病,却被人骗走了身上所有的钱。李嘉铮掏出身上仅有的一百多元钱给了她,使想要轻生的妇女改变了念头。回到河南后的妇女多次给李嘉铮写信,但由于丢了他的电话,只能凭记忆写下上面的地址。这件事在当时的《青岛早报》上有过报道。
李嘉铮的助人为乐源自他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出身书香门第,曾祖父是清代大儒,曾参加过同盟会。他的爷爷在五所高等院校教过书,出版过百余万字的“儒释道”著作,因学高望重,当年是青岛的接收大员。他的父母就读于北师大生物系,是同班同学,曾听过鲁迅的课,毕业于西南联大。他的父亲从二中转行到11中教英语,曾经是栈桥“英语角”的组织者之一,还曾以87岁高龄获得过市南区举办的英语比赛冠军。母亲执教于二中,是当年青岛市级别最高的生物教师。李嘉铮顶替父亲,就业在学校,退休费颇高,所以他虽终身未婚,无儿无女,却衣食无忧,生活惬意。
现在每天下午四点以后,放了学的孩子们就会把常州路15号变成欢声笑语的儿童乐园。在这里住了六十年的张维钦老师,看着嬉闹的孩子们,感慨地对我说:“这里是一方阳气十足的风水宝地,目前双子双孙的就有五户,还有三子三孙的”。据他不完全统计,这个院活到九十岁以上的老人,男女各八位,曾在这里住过的二中老校长张子石,更是以百岁高龄辞世。我们衷心祝愿常州路15号的老师们健康长寿,祝福孩子们快乐成长。
常州路17号在与广西路的拐角处,原来是一排平房,有一家合作社,当地老百姓都叫它“广西路合作社”,卖些小百货,后来搬到龙口路了。旁边有一间小酒馆,一位老人经营,那还是白酒用酒提计量的年代。人们劳累了一天,打二两白酒,就着几颗花生米,身心都可以得到放松。后来,17号成为市财委宿舍,19号则不知去向。
常州路21、23、25号相通,是德国监狱旧址。
德国监狱俯视图(胡拍摄影)
21号最初是是德国监狱监狱长官邸,后成为青岛法院宿舍,解放后先是人民法院宿舍,后改为公安局宿舍。23号是公安六处办公场所,25号是看守所。
1942年2月“青岛高等法院”签发的住常州路21号的“职员证明书”(收藏家刘强提供)
1950年12月常州路25号内90户“法院看守所”的电费发票(收藏家刘铁明提供)
1951年7月常州路25号“青岛市人民法院”的自来水发票(收藏家刘铁明提供)
现在的21号门头上标示“青岛德国监狱旧址博物馆”,是票务中心,23号黑色大铁门外挂着“博物馆”、“青岛市法制教育基地”的大牌子,是进博物馆的大门。25号门口的标识牌显示是“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公安分局信访接待室”,院内还有“特巡警大队”、“训练基地”等牌子。
德国监狱博物馆票务中心
这座监狱最早建于1900年,监狱的正大门是25号,位于太平路至广西路一段的常州路上。这一段常州路就是倒“E”的最下面“一横”,只有25号一个院。监狱占地11.8亩,各种建筑26栋,这一组典型的19世纪德国古堡式建筑群,早于旅顺日俄监狱、上海提篮桥监狱,是我国目前保存最早最完善的殖民时期监狱,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德国监狱正面图
监狱的建成时间早于青岛的帝国法院,以及警察公署和青岛地方法庭。它的所有者帝国法院在它建成若干年后,仍一直在它附近的老衙门内临时办公。监狱的北部是狱警室,房高4米左右,南部是监所,监所房高2米。监所门上有三处窗口,一是探视小孔,二是递送食物的矩形窗口,三是交谈窗口。门上安有铁链锁、插销锁、暗锁,共五道,铁链都是大拇指粗细。狱中的塔楼由47级螺旋扶梯上楼,楼梯底部全部悬空,一侧插入墙壁。
欧人监狱自1900年11月投入使用,至1996年1月公安局看守所搬迁,历经百年风云变幻,横跨青岛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时期变换过不同名称。
德占时期(1897-1914)为德国人关押非中国籍人犯监狱,正式名称为“青岛监狱”,因犯人以欧洲人为主,所以一般又被称为“欧人监狱”。但它不仅关押欧洲犯人,也关押其他国家的。曾经有几个日本船员酗酒斗殴,其中一人被羁押于此。第二天看守发现这个日本人在狱室中自杀身亡,此事还引起了一桩外交小纠纷。
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1914-1922)这里称为“日本守备军囚禁场”;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为“青岛地方检察厅看守所”;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1938-1945),一部分为“日本海军囚禁场”,一部分为伪“青岛地方法院看守所”;1945年日本投降后为“青岛法院看守所”。
1925年7月,北洋政府执政期间,军阀张宗昌逮捕了共产党人李慰农和报人胡信之,关押在这里。李慰农是与周恩来一起留学法国的共产党员,受中央指示回国后,被派往青岛市委工作。在青岛他建立中共四方支部,并任书记,后接任市委书记。1925年4月,他发动工人罢工,参加者18000人,7月26日不幸被捕。胡信之是《青岛公民报》创办人兼主编,在青岛大罢工中,积极支持工人,揭露日本厂主虐待工人罪行。对他的反帝反军阀言行,军阀怀恨在心,最终查封了《青岛公民报》,逮捕了胡信之。李慰农和胡信之在常州路监狱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最后被押到团岛海滨沙滩,英勇就义。
1949年青岛解放后成为“青岛市人民法院看守所”;1955年为“青岛市公安局看守所”。公安内部简称其为“监所”,老青岛人都将这里叫做“常州路监狱”,简称“常州路”。在评论某个不着调的混混时,总会说“这家伙早晚得进'常州路’”。
摘选自薛晨钟《青岛影像老建筑》
公安局看守所的大门是常州路25号,旁边还有一个小门。大门是犯人进出的地方,死刑犯从这里直接拉赴刑场。每当听到警笛响起,周围的居民就会说:“又有人吃枪子去了。”小门外每周固定日子总会有人排队,那是犯人家属来送食物、衣物。看守所在广西路上还有一个高约1米7,宽1米左右的小铁门,据说是拉尸体的,但没人看到开过。
监狱侧面小铁门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看守所关押的都是“敌我矛盾”的刑事犯(没经法院审判,现在叫犯罪嫌疑人)。其中有高官政要,如当年青岛市“一把手”、市革委主任杨宝华。也有社会底层的平头百姓,我工作过的台东商业局下属的一个合作菜店,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有个采购员贪污了几十块钱,就被关到这里待了几个月。这里也不乏能工巧匠,当年市面很少见到的带烤箱的火炉、替代风箱的小吹风机等,就有犯人很轻松地制作出来。
当然也有个别犯人穷凶恶极,抗拒改造。文革期间,有一天,15号的几位老太太在院墙外聊天拉呱,看到从看守所院子里跳出两个人。当时的老太太们没有“北京朝阳大妈”的警惕性,没意识到这是两个越狱犯。两个人从常州路跑出,一个拐向龙口路,一个拐向广西路。后来听说,拐向龙口路的犯人,正好碰到看守所管教。管教问他:“在这里干什么?”做贼心虚的犯人一听问话,撒腿就跑,被管教当场擒获。另一个拐向广西路的,则是几天后被逮捕归案。
其实监狱建在居民区,尤其是建在海滨风景区,并不是个好的选择。1900年监狱建成后不久,11月19日发刊的《伦敦和中国电讯增刊》记者,就从青岛发回消息,对这个“壮观的监狱”毫不避讳地批评说:“它设在这座城市看起来怎么都不和谐,而应设在一个更隔离的地方,无论从何种观点看,这都更可取。”
1932年,岛城名流、时任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的崔世杰、陆梦熊,青岛港务局局长李毓成,青岛华商商会会长、三江会馆馆长、岛城四大家族之一(后成为经济汉奸)的丁敬臣,联名提案“迁移常州路拘留所”,理由是“常州路拘留所位近海滨,而各国领事馆以及学校近在咫尺,囚犯出入颇不雅观,拟请另觅相当地段重建房屋以作拘留之所。”看来提案没被当局批准,因为常州路拘留所并未迁移。
摘自市档案馆
这个看守所搬迁前,一直与一街之隔的常州路15号为邻。那些年看守所围墙没增高时,从马路上就可以看到二楼监室的窗户。15号的孩子们一看到从窗户向外张望的犯人,就齐声高呼:“坏蛋,大坏蛋!”而犯人们也不甘示弱地对骂:“小杂种,你们早晚得进来。”大人们一看到这一幕,就赶紧把孩子领回家。
1987年,15号搬迁改造,新楼盖到第三层时,看守所出面阻止,不允许继续加高。二中老师们集体到市政府上访,市政府责成市南公安分局与老师们协商。分局接访的负责人恰好是二中毕业生,他看到当年自己的老师和学校领导,很热情地接待了大家。最终协商成功,公安方面允许盖六层。然而新楼完工后,看守所又不让三楼以上入住,僵持了一段时间,老师们私自打开楼梯门锁,搬了进去。看守所看到已经既成事实,也只好作罢。
1996年1月26日看守所全部迁至李沧区大山村,这所百年监狱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此后,这里曾归市发改委管理,院内变更过多种用途。我记得曾开过一家“海滩古堡酒店”,还开过一家“音乐餐厅”,不少人在这里办过婚宴。
多年来,常州路监狱是拆,还是重建?如何修复、保护、利用?各有关部门始终争论不休。直至2003年夏,时任市长的夏耕一锤定音:“建成一流的'法制教育基地’”,方才定位。经过几年的建设,“德国监狱旧址博物馆”和“法制教育基地”终于于2007年4月开馆纳客。博物馆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青岛司法历史沿革陈列室,一部分是德国监狱原貌复原馆。博物馆拥有2000余幅照片,5万余页文档资料,以及文物实物。监室中有硅胶雕塑,还使用了高科技设备,通过声、光、电,再现了当时犯人囚禁场景,起到了法制教育的作用。
德国监狱原貌复原馆
2010年的一天,我路过常州路25号,看到里面正在拍电视剧,于是便“混”了进去。原来香港TVB无线电视当家小生黄宗泽、当红花旦胡杏儿和韩国影星、歌星张娜拉以及扮演日本军官的父亲朱虎声,正在拍摄反映德日殖民统治下青岛民生百态的电视剧《跑马场》。我第一次见导演坐在一台像“拉洋片的西洋镜”似的显示器前,观察、指挥摄像,决定是否“OK”。我连忙掏出手机,给导演来了张“工作照”。没想到我按下快门,像捅了马蜂窝,招来一片爆喝:“谁?”“怎么搞的?”“停下,停下!”原来天色渐暗,我的闪光灯“自动上岗”了。一位工作人员发现了我,过来怒斥:“知不知道你这一下子,这个镜头就作废了,还得重拍?”我连忙虚心认错,诚恳道歉,他才没“驱逐”我。我却因闪光灯“后遗症”,没敢再拍明星们的近照,留下些许遗憾。
电视剧《跑马场》拍摄现场
历史悠久的常州路早已“旧貌换新颜”,只有两三栋建筑还能依稀看出当年的模样。常州路上的老人也越来越少。而常州路上的往事,却经过几代人的口口相传,书写笔记,没有在时间的长河中被湮没,反而愈久弥新,传承着历史,涂抹着沧桑,像一棵生命力旺盛的常青树,郁郁葱葱,永不枯萎。也许有一天常州路会消失,但常州路上的往事不会消失,因为往事就是历史,历史不会消失。
(本文中多次引用胡拍、薛晨钟、张岩诸位老师照片,谨致谢!未注明作者照片均引自网络)
附:
恩恩相报情未了
曾经因为幼稚的虚荣心、自卑感,毕业后在路上遇到初中数学郭盛娴老师,装作不认识似的匆匆低头而过,为此,我在自己的博客中表达了后悔、自责、惭愧、内疚的心情。
前些日子教师节,大家推选我和几个同学去探望郭老师。没想到郭老师还记得我的名字,并且印象很深,夸我“挺聪明的”。更想不到老师还记得我母亲是青医附院妇产科护士长,尤其让我意外的是,郭老师还讲了一件我一点印象也没有的往事。
当年郭老师是在青医附院妇产科生的女儿,不知为什么当时家人没在身边,是母亲一间病房一间病房地找到了郭老师,并给了她周到的照顾,郭老师为此十分感激母亲。
几十年过去了,母亲也已作古,郭老师却还连细节也如此清晰地记着这件事,并一直心存感激,这让我大为感动。
母亲关照郭老师,当然是与我有关,但我相信那也是她善良性格、职业道德使然,因为我不记得母亲对我说过这件事。母亲“但行春风,不求回报”的行为,却被受惠的人以感恩的心一直记着,而这位感母亲恩的人,又恰恰是我应该感恩的老师。
是这个世界太小了,还是这个世界好人太多了?
护士是“白衣天使”,教师是“灵魂工程师”,她们的职业要求她们施恩于人。但我更愿相信,是她们发自内心的“爱”,抚慰着一个个身心受伤的病号,滋润着一个个渴求营养的少年。
“施恩并不图报”,是母亲和老师那一代人的美德。“授人玫瑰,手留余香”,她们认为付出便已是自己的收获了;“受惠不能忘记”,则是我们尤其是下一代80后、90后们要终身学习的功课,因为这是做人的本分。
有一句话叫做“冤冤相报何时了”,我把它改成“恩恩相报情未了”。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如果我们用一颗感恩的心去面对生命中的每一位有缘人,如果我们用一个发自内心的小小善行,去铸就我们大爱无边的人生舞台,我想,我们的世界一定会更和谐、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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