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路15号现在是两栋六层楼房，是二中教师宿舍。原先它是五座独立的日式二层楼，分甲、乙、丙、丁、戊，如梅花五瓣洒落在院子里。这里最初是日本中学的教师宿舍，日本中学离这里很近，就在现在海洋大学鱼山路校区里。房屋最初的设计两层格局一样，都是进门一间十平米左右的会客室，里面有大、中两间卧室，厨房、厕所、洗澡间各一。
当年的青岛日本中学
这是一个有历史，有故事的院落。
1936年，青岛市海滨区建设管理处曾在常州路15号办公。
1946年秋，由姜黎川等人发起组织的“青岛市鲁东抗战同志联谊会”成立并择定常州路15号为办公地址。这个抗战胜利后整肃汉奸的民众组织，理事长姜黎川是一个亦正亦邪的复杂人物。抗战爆发时，姜黎川在家乡胶州一带拉起一支抗日队伍，游离于国共两党之间，左摇右摆，反复无常。抗战胜利后，他弃军从政，成为国民党中统青岛地区高层，并被选为青岛市参议会副议长、国民党“行宪”第一届立法委员会委员。1949年6月1日青岛解放前夕，姜黎川离开青岛去了香港。在香港他发表政治声明，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号召国民党员反蒋，支持新中国，因而遭国民党“明令通缉”。1991年他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病逝（一说病逝于美国旧金山）。
如果说姜黎川还是“抗战同志”，另一个联谊会的常务理事张秀峰则是地地道道的汉奸。他15岁时被东北抗联杨靖宇司令收养，并做了杨靖宇的警卫排长。1940年2月1日，就是这个杨靖宇无比信任之人，却携带抗联机密文件、大小枪支四支、抗联经费九千余元叛变投敌。他的叛变造成致命后果，致使杨靖宇行踪被暴露，突围路线被封锁，宿营地被包围，直至被捕牺牲。不知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怎么会成为“抗战同志联谊会”的常务理事？
解放后常州路15号收归国有，成了二中教师宿舍。二中将每层本来的单元房，分给两三户教师住，变成了“团结户”。1987年老房子拆除，90年老师们搬回了新楼，住上了独立成套的新居。
常州路 15号二中教师宿舍
改造前的常州路15号有过一口水井，井水清澈冷冽。那时海水浴场的更衣室很少带冲水处的，大院的孩子们洗完海澡，便不换衣服跑回大院，到井边打上一桶井水，从头浇下。虽然冻得呲牙咧嘴，却感到新鲜刺激，乐此不疲。夏季每到傍晚孩子们洗海澡归来，井边就会成为他们的乐园，嘻嘻哈哈，热闹非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路相隔的常州路看守所，条件还不是很好，每周末干警们改善生活就是包饺子。每到这天，上午干警们便到15号挨家挨户叫大爷、大娘，向他们借菜刀、面板、擀面杖，下午还这些用具时，楼上楼下又一阵喧嚣，“谢谢大爷大娘”，“不用客气，有空过来玩。”那个热乎劲，充分表明当时警民关系的鱼水情深。
我初中在二中就读，常州路15号有好几位教过我的老师。初中教我们几何的张维钦老师至今仍住在15号，如果从1963年他住单身宿舍算起，他在这里已经住了六十年了。张老师记忆力极强，他在市职教办工作时，有位同学去那里办事，因为不知道张老师调至那里，所以没去找他。张老师却从敞开的门缝中听到同学的声音，看到她的背影，立刻叫住了她，走出来对她说：“你还是在学校那样走路风风火火。”这位同学深受感动，这可是与老师好几十年没见了呀，而且张老师只是我们的任课老师，竟然凭声音和背影就认出了她，这不仅是记忆力好，还是老师对学生的一份深厚情谊。我这次写常州路，向张老师打听15号情况，他不但给我详细介绍，还主动约我去他家，让我从120册整理的整整齐齐、分门别类的简报本中，任意挑选有用的资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张老师1965年离开了自己钟爱的三尺讲台，走上了领导岗位。先后在二中、三十九中、电视中专、市政府职教办任教导主任、校长、教育处长等职务。
张老师在二中任教导主任时，市教育局调他担任青岛市中学生足球队领队。期间他与队员同吃、同住在一起，带领球队积极训练，勇于拼搏，取得山东省中学生运动会足球冠军。整个比赛全程，共进球62个，未失一球，这在省级乃至全国比赛史上实属罕见，受到省、市体委表扬。随后又被省体委、省政府教育组任命为山东省中学生足球队的领队，率队参加在长春举行的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取得足球第七名的好成绩。
张老师夫人谢素香老师也是二中教师，别看她文静瘦弱，却巾帼不让须眉。有一年她带领二中女乒的李贝玲、李正始、林朝萍代表山东省，出征在长沙举办的全国21城市中学生乒乓球邀请赛。在长沙，二中女乒奋力拼搏，力克强敌，最终取得了第七名的好成绩，为青岛二中争了光。
张维钦老师（前左四）与同学们在一起
我们的数学老师郭盛娴在15号住过，郭老师是无数教过我的老师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少数老师之一。郭老师曾对我们说过：“我最不满意的就是毕业后见到老师装没看见的学生”，而我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学生。二中初中毕业后我没考上本校，下乡回青就业又在一个小合作饭店，当时这些都让我自卑。我住在龙口路，离常州路15号很近，经常能见到郭老师。每次见到她，我总感觉无颜相见，总是低着头装没看见匆匆而过，为此我自己也感到很内疚。有一年教师节，同学们推选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去老师家探望，我忐忑不安地去了。一进门，郭老师便叫出了我的名字，并且回忆起几十年前生女儿时，当时在山大医院妇产科工作的母亲给过她的关照。我十分惭愧，其实老师从未以当官发财，出人头地的学生为荣，他们只希望学生能本本分分做人，老老实实做事，为社会有所贡献。回家后我写了一篇《恩恩相报情未了》的博客，作为自己的忏悔，对老师的道歉。
教师节探望郭盛娴老师
陈寿荣老师是我们的美术教师，当年我的一位同学孙柏森看到老师出的《怎样刻印章》署名“潍县陈寿荣”，因为孙柏森老家也是潍县，便很好奇地问老师家是潍县什么地方？陈老师问清楚孙柏森家的位置，对他说：“你回家问你父亲吧”。孙柏森回家一问，可了不得，原来陈老师的曾祖做过清朝帝师（皇帝的老师），被咸丰赐带花翎，潍县当地称陈家为“陈大花翎家”。陈家在潍坊的“万印楼”，因藏有万余枚皇宫及名家印章、拓片，在国内同题材博物馆中雄踞榜首。那年我们几个同学去潍坊想去参观一下陈老师家的“万印楼”，却因内部装修没能进入。
1998年12月孙柏森同学与陈寿荣老师合影（孙柏森提供）
陈老师1935年考入北平（现北京）北华美专，36年20岁在北京举办个人第一次画展，开创了青年画家办个展的先河。37年在千人选一的考试中，考入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画陈列馆，成为第一期研究员。先后师从李苦禅、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等大师，在诗文、国画、书法、篆刻等方面均有不凡成就。1945年日本投降，陈老师受国民党山东战区长官司令部邀请，授予他中尉书记官之职，用小楷拟定缮写《受降书》。因圆满完成任务，45年12月，又以少校参谋身份参加了受降大典。（这段经历，让陈老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吃了不少苦头）。
陈老师的篆刻名著《怎样刻印章》，风行新加坡等应用汉文化的地区，被日本书法权威巨著《书道全集》收入其中，并加评语“中国三百年来最佳篆刻类书籍”。陈老师擅画飞鹰，在82岁高龄还画了一幅巨幅手卷《百鹰图》。展开画卷，似步入百米长廊；凝视纸上，百余苍鹰，神态各异，展翅长空，翱翔万里。此事成为当时美术界一大盛事。陈老师曾任中国书协、美协会员，西泠印社资深社员，万印楼印社首任社长。
陈寿荣老师的《鹰击长空》
陈老师知识渊博，讲课生动，经常讲一些小故事提高我们对美术的兴趣。陈老师是学国画的，有一年，苏联画家在北京办油画展，他去看了。两幅画让他大开眼界，一幅是一个铜狮子，第一次看到铜的质感如此逼真，铜的光泽，铜的锈迹斑斑，表现得淋漓尽致；另一幅是一位俄罗斯少女，身上穿的绸缎长裙，光滑飘逸，让人忍不住想要上前抚摸。从此老师对油画有了深刻的认识。
陈老师家里挂着一幅他的最得意门生为他画的肖像，班里美术小组的同学去他家活动，他总要向同学们介绍。原来陈老师右眼有一块黄斑，从没有人发现过，照片都看不出来，但这位弟子画的画像却真实的再现出来。他要求同学们创作前，一定要仔细观察。
15号除了陈寿荣老师，还有两位丹青高手，一位是二中原教导主任张铎老师，一位是美术教师连义乾。张铎老师早年曾师从曹庚生、赵望云、徐悲鸿等大师，七十多年前，在登州路上一所中学教美术。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当晚，他带领几个学生连夜赶画了一幅“同志，辛苦了”的国画，贴在学校大门口，迎接解放军进城。张老师毕生致力于中国传统艺术的研究、挖掘，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使木笔国画这一失传已久的传统瑰宝重新大放异彩。他的木笔国画多次在北京、济南、青岛美术馆进行专场展出，他的十余幅佳作先后被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美国的美术馆和大学收藏。他出版的《木笔画浅谈》一书，中国画院院长李可染为之题写了书名。
张铎老师回忆解放前夕创作的国画
连义乾老师多才多艺，他在雕塑、国画、诗词方面都造诣颇深，特别是雕塑，在岛城很有名气。岛城几乎每个家庭相册中都有的标志性景点中山公园《儿童嬉水》喷水池，就是连老师设计，并与其他五位雕塑家合作完成的。由于连老师的城市雕塑卓有成效，被文化部、建设部授予城市雕塑创作设计资格证书，青岛市只有六人。
樱花时节中山公园喷水池
在常州路15号附近，经常会遇到一位不修边幅，骑一辆破旧二六自行车的老人，他就住在15号一楼。别看老人现在貌不惊人，当年他可是叱咤岛城、雄霸拳坛十年的拳王，他叫李嘉铮。
1979年，邓小平接见美国拳王阿里的消息传到素有“捣鲍克斯”传统的岛城，立刻在青少年中掀起一股拳击风。每天早晚，在二中小操场、常州路清真寺旁的空地，你都会看到一群群青少年满头大汗，你进我退，不知疲倦地练习着拳击，他们的教练就是李嘉铮。
李嘉铮从13岁起学习拳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蝉联十届全国冠军。1996年至2005年，李嘉铮用“只躲闪，不还击，点到为止”的方式，向国内外高手发出战书。十年间，来自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八个国家的近千余选手前来攻擂，全部被他技术击倒。李嘉铮的荣誉完全是他拼搏所得。有一年全国锦标赛前夕，他的胳膊长了个疮，疼痛难忍，去做了手术，医生劝他不要参加比赛了，他却坚持缠着绷带上场。第一回合，绷带就渗出了血，他坚持打完，结果获得了63.5公斤冠军。
1981年，李嘉铮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拳击协会—青岛市市南区拳击协会。他的弟子也为他争光，夺得中国第一条世界拳王金腰带的马雨男、国际拳击赛冠军程耿、全国散打冠军李冰、全国拳击冠军赵书鹏等全都出自他的门下。WBC世界拳击协会亚洲理事会、国家体育总局授予他“中国职业拳击突出贡献奖”。
青岛“拳王”李嘉铮
“拳王”李嘉铮还是一个乐于助人的“活雷锋”。有一次，他的朋友在他家发现一封收信地址为“青岛市火车站东二里处”的信。原来有一天李嘉铮回家，在常州路人民会堂后门看到一位妇女坐在马路边痛哭，经询问得知她来青岛看病，却被人骗走了身上所有的钱。李嘉铮掏出身上仅有的一百多元钱给了她，使想要轻生的妇女改变了念头。回到河南后的妇女多次给李嘉铮写信，但由于丢了他的电话，只能凭记忆写下上面的地址。这件事在当时的《青岛早报》上有过报道。
李嘉铮的助人为乐源自他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出身书香门第，曾祖父是清代大儒，曾参加过同盟会。他的爷爷在五所高等院校教过书，出版过百余万字的“儒释道”著作，因学高望重，当年是青岛的接收大员。他的父母就读于北师大生物系，是同班同学，曾听过鲁迅的课，毕业于西南联大。他的父亲从二中转行到11中教英语，曾经是栈桥“英语角”的组织者之一,还曾以87岁高龄获得过市南区举办的英语比赛冠军。母亲执教于二中，是当年青岛市级别最高的生物教师。李嘉铮顶替父亲，就业在学校，退休费颇高，所以他虽终身未婚，无儿无女，却衣食无忧，生活惬意。
现在每天下午四点以后，放了学的孩子们就会把常州路15号变成欢声笑语的儿童乐园。在这里住了六十年的张维钦老师，看着嬉闹的孩子们，感慨地对我说:“这里是一方阳气十足的风水宝地，目前双子双孙的就有五户，还有三子三孙的”。据他不完全统计，这个院活到九十岁以上的老人，男女各八位，曾在这里住过的二中老校长张子石，更是以百岁高龄辞世。我们衷心祝愿常州路15号的老师们健康长寿，祝福孩子们快乐成长。
常州路17号在与广西路的拐角处，原来是一排平房，有一家合作社，当地老百姓都叫它“广西路合作社”，卖些小百货，后来搬到龙口路了。旁边有一间小酒馆，一位老人经营，那还是白酒用酒提计量的年代。人们劳累了一天，打二两白酒，就着几颗花生米，身心都可以得到放松。后来，17号成为市财委宿舍，19号则不知去向。
常州路21、23、25号相通，是德国监狱旧址。
德国监狱俯视图（胡拍摄影）
21号最初是是德国监狱监狱长官邸，后成为青岛法院宿舍，解放后先是人民法院宿舍，后改为公安局宿舍。23号是公安六处办公场所，25号是看守所。
1942年2月“青岛高等法院”签发的住常州路21号的“职员证明书”（收藏家刘强提供）
1950年12月常州路25号内90户“法院看守所”的电费发票（收藏家刘铁明提供）
1951年7月常州路25号“青岛市人民法院”的自来水发票（收藏家刘铁明提供）
现在的21号门头上标示“青岛德国监狱旧址博物馆”，是票务中心，23号黑色大铁门外挂着“博物馆”、“青岛市法制教育基地”的大牌子，是进博物馆的大门。25号门口的标识牌显示是“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公安分局信访接待室”，院内还有“特巡警大队”、“训练基地”等牌子。
德国监狱博物馆票务中心
这座监狱最早建于1900年，监狱的正大门是25号，位于太平路至广西路一段的常州路上。这一段常州路就是倒“E”的最下面“一横”，只有25号一个院。监狱占地11.8亩，各种建筑26栋，这一组典型的19世纪德国古堡式建筑群，早于旅顺日俄监狱、上海提篮桥监狱，是我国目前保存最早最完善的殖民时期监狱，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德国监狱正面图
监狱的建成时间早于青岛的帝国法院，以及警察公署和青岛地方法庭。它的所有者帝国法院在它建成若干年后，仍一直在它附近的老衙门内临时办公。监狱的北部是狱警室，房高4米左右，南部是监所，监所房高2米。监所门上有三处窗口，一是探视小孔，二是递送食物的矩形窗口，三是交谈窗口。门上安有铁链锁、插销锁、暗锁，共五道，铁链都是大拇指粗细。狱中的塔楼由47级螺旋扶梯上楼，楼梯底部全部悬空，一侧插入墙壁。
欧人监狱自1900年11月投入使用，至1996年1月公安局看守所搬迁，历经百年风云变幻，横跨青岛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时期变换过不同名称。
德占时期（1897-1914）为德国人关押非中国籍人犯监狱，正式名称为“青岛监狱”，因犯人以欧洲人为主，所以一般又被称为“欧人监狱”。但它不仅关押欧洲犯人，也关押其他国家的。曾经有几个日本船员酗酒斗殴，其中一人被羁押于此。第二天看守发现这个日本人在狱室中自杀身亡，此事还引起了一桩外交小纠纷。
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1914-1922）这里称为“日本守备军囚禁场”；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为“青岛地方检察厅看守所”；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1938-1945），一部分为“日本海军囚禁场”，一部分为伪“青岛地方法院看守所”；1945年日本投降后为“青岛法院看守所”。
1925年7月，北洋政府执政期间，军阀张宗昌逮捕了共产党人李慰农和报人胡信之，关押在这里。李慰农是与周恩来一起留学法国的共产党员，受中央指示回国后，被派往青岛市委工作。在青岛他建立中共四方支部，并任书记，后接任市委书记。1925年4月，他发动工人罢工，参加者18000人，7月26日不幸被捕。胡信之是《青岛公民报》创办人兼主编，在青岛大罢工中，积极支持工人，揭露日本厂主虐待工人罪行。对他的反帝反军阀言行，军阀怀恨在心，最终查封了《青岛公民报》，逮捕了胡信之。李慰农和胡信之在常州路监狱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最后被押到团岛海滨沙滩，英勇就义。
1949年青岛解放后成为“青岛市人民法院看守所”；1955年为“青岛市公安局看守所”。公安内部简称其为“监所”，老青岛人都将这里叫做“常州路监狱”，简称“常州路”。在评论某个不着调的混混时，总会说“这家伙早晚得进'常州路’”。
摘选自薛晨钟《青岛影像老建筑》
公安局看守所的大门是常州路25号，旁边还有一个小门。大门是犯人进出的地方，死刑犯从这里直接拉赴刑场。每当听到警笛响起，周围的居民就会说：“又有人吃枪子去了。”小门外每周固定日子总会有人排队，那是犯人家属来送食物、衣物。看守所在广西路上还有一个高约1米7，宽1米左右的小铁门，据说是拉尸体的，但没人看到开过。
监狱侧面小铁门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看守所关押的都是“敌我矛盾”的刑事犯（没经法院审判，现在叫犯罪嫌疑人）。其中有高官政要，如当年青岛市“一把手”、市革委主任杨宝华。也有社会底层的平头百姓，我工作过的台东商业局下属的一个合作菜店，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有个采购员贪污了几十块钱，就被关到这里待了几个月。这里也不乏能工巧匠，当年市面很少见到的带烤箱的火炉、替代风箱的小吹风机等，就有犯人很轻松地制作出来。
当然也有个别犯人穷凶恶极，抗拒改造。文革期间，有一天，15号的几位老太太在院墙外聊天拉呱，看到从看守所院子里跳出两个人。当时的老太太们没有“北京朝阳大妈”的警惕性，没意识到这是两个越狱犯。两个人从常州路跑出，一个拐向龙口路，一个拐向广西路。后来听说，拐向龙口路的犯人，正好碰到看守所管教。管教问他：“在这里干什么？”做贼心虚的犯人一听问话，撒腿就跑，被管教当场擒获。另一个拐向广西路的，则是几天后被逮捕归案。
其实监狱建在居民区，尤其是建在海滨风景区，并不是个好的选择。1900年监狱建成后不久，11月19日发刊的《伦敦和中国电讯增刊》记者，就从青岛发回消息，对这个“壮观的监狱”毫不避讳地批评说：“它设在这座城市看起来怎么都不和谐，而应设在一个更隔离的地方，无论从何种观点看，这都更可取。”
1932年，岛城名流、时任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的崔世杰、陆梦熊，青岛港务局局长李毓成，青岛华商商会会长、三江会馆馆长、岛城四大家族之一（后成为经济汉奸）的丁敬臣，联名提案“迁移常州路拘留所”，理由是“常州路拘留所位近海滨，而各国领事馆以及学校近在咫尺，囚犯出入颇不雅观，拟请另觅相当地段重建房屋以作拘留之所。”看来提案没被当局批准，因为常州路拘留所并未迁移。
摘自市档案馆
这个看守所搬迁前，一直与一街之隔的常州路15号为邻。那些年看守所围墙没增高时，从马路上就可以看到二楼监室的窗户。15号的孩子们一看到从窗户向外张望的犯人，就齐声高呼：“坏蛋，大坏蛋！”而犯人们也不甘示弱地对骂：“小杂种，你们早晚得进来。”大人们一看到这一幕，就赶紧把孩子领回家。
1987年，15号搬迁改造，新楼盖到第三层时，看守所出面阻止，不允许继续加高。二中老师们集体到市政府上访，市政府责成市南公安分局与老师们协商。分局接访的负责人恰好是二中毕业生，他看到当年自己的老师和学校领导，很热情地接待了大家。最终协商成功，公安方面允许盖六层。然而新楼完工后，看守所又不让三楼以上入住，僵持了一段时间，老师们私自打开楼梯门锁，搬了进去。看守所看到已经既成事实，也只好作罢。
1996年1月26日看守所全部迁至李沧区大山村，这所百年监狱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此后，这里曾归市发改委管理，院内变更过多种用途。我记得曾开过一家“海滩古堡酒店”，还开过一家“音乐餐厅”，不少人在这里办过婚宴。
多年来，常州路监狱是拆，还是重建？如何修复、保护、利用？各有关部门始终争论不休。直至2003年夏，时任市长的夏耕一锤定音：“建成一流的'法制教育基地’”，方才定位。经过几年的建设，“德国监狱旧址博物馆”和“法制教育基地”终于于2007年4月开馆纳客。博物馆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青岛司法历史沿革陈列室，一部分是德国监狱原貌复原馆。博物馆拥有2000余幅照片，5万余页文档资料，以及文物实物。监室中有硅胶雕塑，还使用了高科技设备，通过声、光、电，再现了当时犯人囚禁场景，起到了法制教育的作用。
德国监狱原貌复原馆
2010年的一天，我路过常州路25号，看到里面正在拍电视剧，于是便“混”了进去。原来香港TVB无线电视当家小生黄宗泽、当红花旦胡杏儿和韩国影星、歌星张娜拉以及扮演日本军官的父亲朱虎声，正在拍摄反映德日殖民统治下青岛民生百态的电视剧《跑马场》。我第一次见导演坐在一台像“拉洋片的西洋镜”似的显示器前，观察、指挥摄像，决定是否“OK”。我连忙掏出手机，给导演来了张“工作照”。没想到我按下快门，像捅了马蜂窝，招来一片爆喝：“谁？”“怎么搞的？”“停下，停下！”原来天色渐暗，我的闪光灯“自动上岗”了。一位工作人员发现了我，过来怒斥：“知不知道你这一下子，这个镜头就作废了，还得重拍？”我连忙虚心认错，诚恳道歉，他才没“驱逐”我。我却因闪光灯“后遗症”，没敢再拍明星们的近照，留下些许遗憾。
电视剧《跑马场》拍摄现场
历史悠久的常州路早已“旧貌换新颜”，只有两三栋建筑还能依稀看出当年的模样。常州路上的老人也越来越少。而常州路上的往事，却经过几代人的口口相传，书写笔记，没有在时间的长河中被湮没，反而愈久弥新，传承着历史，涂抹着沧桑，像一棵生命力旺盛的常青树，郁郁葱葱，永不枯萎。也许有一天常州路会消失，但常州路上的往事不会消失，因为往事就是历史，历史不会消失。
（本文中多次引用胡拍、薛晨钟、张岩诸位老师照片，谨致谢！未注明作者照片均引自网络）
附：
恩恩相报情未了
曾经因为幼稚的虚荣心、自卑感，毕业后在路上遇到初中数学郭盛娴老师，装作不认识似的匆匆低头而过，为此，我在自己的博客中表达了后悔、自责、惭愧、内疚的心情。
前些日子教师节，大家推选我和几个同学去探望郭老师。没想到郭老师还记得我的名字，并且印象很深，夸我“挺聪明的”。更想不到老师还记得我母亲是青医附院妇产科护士长，尤其让我意外的是，郭老师还讲了一件我一点印象也没有的往事。
当年郭老师是在青医附院妇产科生的女儿，不知为什么当时家人没在身边，是母亲一间病房一间病房地找到了郭老师，并给了她周到的照顾，郭老师为此十分感激母亲。
几十年过去了，母亲也已作古，郭老师却还连细节也如此清晰地记着这件事，并一直心存感激，这让我大为感动。
母亲关照郭老师，当然是与我有关，但我相信那也是她善良性格、职业道德使然，因为我不记得母亲对我说过这件事。母亲“但行春风，不求回报”的行为，却被受惠的人以感恩的心一直记着，而这位感母亲恩的人，又恰恰是我应该感恩的老师。
是这个世界太小了，还是这个世界好人太多了？
护士是“白衣天使”，教师是“灵魂工程师”，她们的职业要求她们施恩于人。但我更愿相信，是她们发自内心的“爱”，抚慰着一个个身心受伤的病号，滋润着一个个渴求营养的少年。
“施恩并不图报”，是母亲和老师那一代人的美德。“授人玫瑰，手留余香”，她们认为付出便已是自己的收获了；“受惠不能忘记”，则是我们尤其是下一代80后、90后们要终身学习的功课，因为这是做人的本分。
有一句话叫做“冤冤相报何时了”，我把它改成“恩恩相报情未了”。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如果我们用一颗感恩的心去面对生命中的每一位有缘人，如果我们用一个发自内心的小小善行，去铸就我们大爱无边的人生舞台，我想，我们的世界一定会更和谐、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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