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工作过的山东省青岛第六中学建校已近六十年。青岛六中后来发展成为一所专业美术学校，在近四十年来为高校输送了万余名艺术学子，在全国美术教育界享有很高声誉，堪称传奇。
青岛六中是由一所民办中学转化而来的，它的存在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不可复制的教育现象。几十年前的民办中学和青岛六中的来龙去脉没有留下多少可以查阅的史料痕迹，现在的年轻人对当年的那段历史已无从寻觅。
我是青岛六中创始的参与者，不仅见证了六中的前身青岛新华中学的创立发展，并且具体操办、见证了六中转向美术学校初期的蜕变过程。青岛六中的前半段校史我最清楚，我知道，如果我不来追忆书写，没有第二个人会真实完整地呈现这段历史，青岛六中的来历将会成为众说纷纭的一个谜。
学校来历
国家在经历了“三面红旗”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后，党中央在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全面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在“调整”的过程中，有些部门、单位被调整撤销“下马”了，而有些部门则被充实了，这种变化体现在青岛市教育事业上，青岛新华中学应运而生就是一例。
1962年，时任青岛市人民政协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的廖弼臣同志发起主持了青岛新华中学的建立。
图1 廖弼臣（1910—1996）
廖弼臣同志是1929年参加革命并经过长征的红军老干部，他不仅曾经带兵打仗，做过革命地下工作，还参与筹建过抗大四分校和淮南半塔军政干校并担任校长，他有着在革命战争年代酿就的办学情结和看重教育事业的情怀。
廖弼臣同志在得知荣毅仁在上海捐资成立民办中学后，就也想在青岛办一所民办中学。他的想法得到了中共青岛市委和市政府的赞同，即于当年6月在政协常委会上决定成立民办新华中学并由市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领导成员组成了筹备委员会。
在筹委会上大家一致推选廖弼臣同志为主任委员。
时为副主任的是徐文园（青岛市工商联主委）、周棣轩（青岛市民建）、陈志藻（青岛市民革主委）、陆光廷（青岛市九三学社秘书长）、张永耀（青岛市民盟）、邹陞三（社会人士）、周志俊（青岛市工商联）等七位同志。筹备委员则有陈孟元、杨赞周、张晦庵、邵文舟、李有箴、周世英、范竟周、刘伟林、展德生等，共十七位人士组成了筹委会。
筹委会开会决定将“下马”的原青岛市重工局机械学校接收过来，修整为新华中学的校舍，力争当年9月1日落成并开学，并委派了两位干部进驻学校，具体负责学校的筹办，他们一位是市政协派出的吕柏生同志，一位是市工商联派出的刘咨同志。
吕柏生是位老同志，已接近退休的年龄，具体在市政协担任什么工作不详，来到学校后大家都称他“吕秘书”。吕秘书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从选聘教师到学校运转都管，相当于校长。刘咨年龄不到四十岁，他主要负责校舍物资筹备和经济管理方面的事务，所以他一到任就坐镇总务处。
图2 左起依次为刘咨、王连祥、张白波，合影于20世纪60年代末。
当时，青岛市各区也有同类性质的民办学校，它们的校名都是“某某区民办中学”，例如有“市北区民办中学”“四方群力民办中学”等，而新华中学虽然位于青岛市市北区热河路29号，却不以区属冠名，而冠以堂堂带有半官方色彩的“新华”名头，这足以显示新华中学特殊的社会背景。新华中学的办学资金都是青岛市工商联属下的原工商业者捐助的。
是年6月底，吕秘书和刘咨来到热河路29号，面对空荡杂乱的重工局机械学校校舍，第一步要做的事就是清理现场、打扫卫生，这需要人来做。经商量，他们为了照顾工商联“摘帽右派”职工的生活，给他们的子女一个临时就业的机会，就招来了两个临时工。
这两个临时工一个是王连祥，一个就是我。
校院环境和招生
青岛热河路29号，从外观看，完全不像一所学校。
临街的是一座二层楼，下面一个门洞通到里面的是一个小院。里面连通着三个院落，基本是青岛特有的那种“里院”建筑布局和结构。在这组院落里，楼上楼下共有十八个比较大的房间和十四个小房间。大房间被用作教室、化学实验室和教师备课室，小房间则用作校长室、教导处、总务处、图书室、体育器材室等（其中两间还被原住户占用），再就是还有两间地下室被作为校办工厂和木工房用。学校中院由三面楼围成的小小的院子，勉强可以上课间操和体育课。这就是新华中学的校院格局。
学校筹备基本完善后，1962年秋季开始招生。
初中一年级招了六个班，在外语教学方面，其中三个班学俄语，三个班学英语。高中一年级也招了六个班，也是三个班学俄语，三个班学英语。1962年入学的这一届高、初中学生于1965年毕业离校。1963年因为学校教室饱和，未招新生，只是由高中的留级生和插班生组成了一个新的高一班。1964年因原有的班级调整空出教室，初中招了四个班；1965年初中招了六个班，他们分别是1967届、1968届初中毕业生。
那个年代报考中学是不分学区的，考学可根据考生填写的第一、第二志愿分层录取。低于录取线的落榜生怎么办？就会被分配或自愿选择进入民办中学，由此，各民办学校就落得一个雅号，被称为“大补丁学校”。
虽然当年入学的学生文化课基础比较差，但老师们教学授课还是非常认真的。民办学校在教学业务上一直都是归教育局管理，教师参加市里的相关教研活动，一切都与其他正规中学同步。1965年高中毕业生中有八位同学考上大学，这在当时，证明教学质量还是很不错的。
学校领导班子和教师队伍
先说领导班子。
前面说过，筹建学校是由吕柏生和刘咨具体负责。吕柏生不懂教育，只是选聘组织教师队伍，在教学业务上主要靠教导处，好在聘用的教师大多都是有教学经历的老师，无须在业务上多操心。刘咨在总务处管财务，管校舍及后勤事务，管给老师发工资。
在青岛市政协和青岛市工商联对学校的筹建基本完善后，筹委会就解散了，1964年吕秘书也就回青岛市政协了，学校移交给了教育局。同年青岛市教育局派中教科一位干部李彦同志任学校副校长，同期派了张绳美同志到校管人事档案（人事干事），1966年初又从其他学校调来李建林同志任副校长，名列李彦前。
领导中层当中是由政治课教师李明亮负责教导处工作，刘咨负责总务处工作。
图3 1965年青岛新华中学初三二班毕业照。其中教工有：第二排左起依次为李光禄（体育）、盛存华（数学）、武作育（语文）、刘鹤峰（传达室）、缪赢洲（外语）、许义德（体育）、刘咨（总务处）、李彦（副校长）、魏君珍（生物）、于守治（总务处）、陈凤周（语文）、李树堂（化学）、戴学诗（语文），第三排左起依次为王敏（数学）、曹光烈（校办工厂）、宋懋钰（外语）、李明亮（政治）、李崇秀（数学）、张惠林（化学）、刘桂琴（语文）、王艾莉（外语）、丁慕昭（语文）、张绳美（人事干事）、张健华（物理）、杜之奎（外语）、刘万春（语文），第四排左起依次为王连祥（总务处）、张白波（语文）、王唯恕（数学）。照片中缺席教工有：刘爱德（数学）、李多翠（数学）、马永祯（语文）、刘宝树（物理）、曹洪明（校办工厂）。另有历史、地理、音乐代课教师梁星若、程建华、方洲一等未计。
再说教师队伍。
建校之初的教师基本来源于两个方面。一部分来源于其他“下马”的学校，如从原青岛市商业学校转来五六位老教师，从青岛海洋大学附中转来两位教师等，这些都是体制内的人员，即所谓公职教师。另一部分则是由政协和工商联推荐选聘过来的老师，他们大都是政协和工商联有相当身份人的亲属，也有的是别的民办中学转来的教师，这些教师不属于体制内，没有公职身份，经过工作考察，不合格的教师随时可以辞退。开学之初，教职员工只有二十几个人，后来随着进退调整和年级班次的增加，教师人员也在变化和流动，由于种种原因，有的教师任教一两年就离开了。从学校开办到“文革”前这段时间，学校教工总数不到四十人。
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师都有1949年以前的人生工作经历，其中数位还是很有些身份的“民革”成员（老国民党党员），还有的是“摘帽右派”，这些人历史包袱比较重，又经历过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所以与同事交往和言谈都比较谨慎平和。年轻一些的老师如前所述，有的是名门之后，有的是筹委会推荐，大都有种种复杂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在处事上也都文质彬彬、小心谨慎，所以这个时期学校有着良好的平静的人际关系和教学气氛。当我忆及上述老同事名字时，当年他们的音容笑貌、举止神情犹历历在目。
建校初期，学校与政协关系比较密切，教职工一些活动都随从政协，记得听政治报告时，在会场内都是与道士、和尚坐在一起的。
我的处境
1962年7月，我刚刚从青岛九中高中毕业，因出身原因无缘大学深造，就被父亲在工商联的同事、时任新华中学负责人之一的刘咨同志叫了去干活，说不上是不是就业，先干着清理房间卫生的工作。
开学后，我被安排在传达室做勤杂工。
当时我的工作是在学校传达室负责看门、收发报纸信件、传达电话，拿着个铜铃从前院到后院地为学生上下课摇铃，同时还烧着一座大茶炉，为全校师生供应开水。学校没有食堂，我还要为全校自带午饭的学生们烧着大锅蒸热午饭。老师们下班后，学校只剩下我一个人，要继续留在传达室，晚上把大门一锁，睡在传达室守夜值班。只有等到第二天早上摇过上课铃后，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由别人替班，我才可以离校支配自己，所以我实际上每天需在校工作23个小时。吃饭怎么办？午饭、晚饭都是家里妹妹给我送饭，好在家离学校很近，只有两三百米的路。
学校没有美术老师，吕秘书知道我能画画，第二年秋季开学就让我兼着给初中班上美术课。其间传达室的工作依旧，也就是当我上课时，别人替我摇上下课铃，我下了课还是干传达室打杂那些活儿。
图4 1965年，作者创作的木刻版画《有趣的故事》。
这样的门卫勤杂工工作持续了两年，我没有怨言，因为我每月挣的三十块钱工资几乎是全家收入的一半，能帮父母维持全家生活，很觉欣慰。还有，那个年代能就业、有份工作是多么不容易！这和那些同样家庭出身不好而下乡插队、去兵团支边的同学比起来，我是很幸运的。
到1964年秋季开学，不知什么原因，是学校缺人呢，还是觉得我算个人才？学校决定让我全职教学了，教初中一年级新生的语文课并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同时还教着美术课。传达室的工作则由住在校内的刘鹤峰老人来打理。
这一年我二十岁，是我人生命运的重要转折。
初执教鞭，我非常投入。教语文，我并不为难，认真备课就是了。初次上课，借了我舅舅一块英纳格手表放在教桌上，以掌控讲课时间。民办学校招收的学生都是公办学校的落榜生，学习成绩差，又调皮，难管理。我整天不是备课、上课，就是处理班务，找学生谈话，走访家长，以致几乎全部精力都搭在工作上了。由于和学生年龄相近，因此工作效果还不错。后来我做过一次测试，因为我要帮别的老师带学生下乡劳动，故意对同学说我要离开大家了，结果全班许多同学都哭了。为此我颇感欣慰。
我在青岛九中读高中阶段，曾为了能从事舞台美术工作，刻苦自学过美术。来到新华中学做勤杂工，我对美术的热情不仅没有熄灭，反而在这种日复一日琐碎无聊的劳作中，为求得自我的精神寄托，我选择了版画自学和创作，创作了一些校园学生生活题材的木刻小品。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最终成为专职画家。
图5 1966年初三三班学生肖继民、张日东、任义轩、耿仁祥在贴满大字报的新华中学校院合影。作者曾是他们的班主任。
动荡年代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到来了。
上半年青岛市学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即“四清”运动（即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全面展开，一放暑假，教职员工全体住校封闭集训。当时新华中学、市北民办中学和青岛市北区干部学校合为一个大组，由中共青岛市北区委派的工作组领导开展运动。可能由于我年轻，被派任伙食管理员，负责在校外的一所大众食堂订餐，于是我是全校员工中唯一可以自由进出校院的人。
这时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原来领导“四清”运动的工作组撤离，学校已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九十月份红卫兵们纷纷外出“大串联”，“造反”的老师们也趁机参与串联，当时我就串联到南京、上海、广州、梧州、桂林、武汉、北京等地，参加运动的同时，得以饱览祖国大好河山。
图6 1966年“文革”串联乘车证。尺寸12cm x 9cm （张日东提供）。
到1968年，随着混乱的局面渐渐平息，学校开始了“复课闹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1966—1967年滞留在小学的毕业生被按居住路段分配到学校上初中，而“老三届”则大都被动员“上山下乡”了。
这期间我一直在学校教导处工作，不再担任班主任，更多地参与学校的革命宣传工作，像绘制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出版“大批判”专栏等。由于我已积累了一些木刻版画创作经验，几次被抽调到市革委会、市总工会的美术创作班子搞革命主题创作，很快我已成为青岛市美术创作的骨干分子。
在这动荡的年代，青岛新华中学上演着与其他学校同样的剧情。由于学校在校生少，且除了一个不到三十人的高中班，其余四百余人全是初中部小孩，所以学校“文革”期间没有出现恶性事件。
新生的青岛六中
到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各级领导班子的健全，青岛市教育革命委员会（即原市教育局）也强化了对全市中小学的管理领导，虽然“文革”还在深入进行，但那种基层轰轰烈烈的斗争的混乱局面已经结束了，全市学校面临整顿。整顿的举措之一就是取消民办学校这一体制。
图7 1966年“文革”串联证内面，此证系本文作者为学生刻印（张日东提供）。
青岛市原有一所“山东省青岛第六中学”位于青岛辖区的边远处，由于青岛市市北区的中学已有四中、八中、九中、十中、十一中的排名，把那块“山东省青岛第六中学”的牌子放在该区似乎顺理成章。1971年7月16日，经教育局批准青岛新华中学正式更名为山东省青岛第六中学。
随后，原新华中学的主要领导调走，换了新的革委会主任，教师也来来去去有所调动和退休，几年来陆续吸纳了一批中学“老三届”培养的新教师、一批“文革”期间“老五届”的大学毕业生教师和一些由本市小学选拔出来的教师等。
1976年青岛六中恢复高中部招生。
1978年青岛六中迁址青岛观象二路17号的新建校舍，原热河路29号旧址改为教工宿舍。
1980年在全市职业教育改革中，因我在美术创作上取得的成绩和在青岛美术界的声望，青岛市教育局决定在青岛六中设置美术职业班，从此开启了青岛六中成为青岛美术学校的辉煌历程。
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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