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5年考入二中上学后每天都是骑自行车路过运动员之家然后经过万国公墓到学校每天往返，所以对那里很熟悉，公墓大门对着京山路，装饰设计的很漂亮，出于好奇有时会进去转转，墓碑各种各样，有十字架高耸的，有雕塑头像的，还有的墓碑是平放在地面上留一个可以插画的石头花瓶，也有中国人墓碑，碑文大都是外文的看不懂，里面的松树柏树很多规划的很好与中国人的公墓大不一样，好像大门口有一家人家在住，不知是不是守墓人。66年文革时期就有一帮人把坟墓给掘开了，听同学说有一个墓挖出的人穿着长袍带着礼帽胸前挂着十字架，还有一个人穿着带有肩章的军装，当然只剩个骨架了，那时的印象就是万国公墓就是外国人具体是谁都一概不知，后来在大学路上的青岛图书馆举办的破四旧展览上看到过从万国公墓挖出的十字架，军装，还有康有为的颅骨。几十年过去了回忆那段荒唐的日子感到悲哀，现在才知道万国公墓里有几位青岛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物，第二位德国总督叶世克，传教士福柏，德国海军陆战队营长约翰内斯·克里斯特少校，梁实秋的女儿等等，怪不得不少德国人都打听万国公墓的情况，我曾经见过一对德国双胞胎老太太特意从德国飞到青岛到万国公墓凭吊她的父亲就埋葬在这里，人死了入土为安了，怎么会又把人挖出来让死者也不得安宁呢？
我查阅了有关万国公墓的资料照片编辑了这个美篇，让后人知道这段历史。
万国公墓，在青岛山东面的坡地上（现延安一路55号的百花苑）。这是进入城市化之后青岛最早的公墓，1899年动工建设，1904年前后修建完成，早期以埋葬欧洲人为主。在中国人看来，万国公墓所处的位置是一块风水宝地，背山面海，风景优美。对于死亡，中西观念差异较大，欧洲人在20世纪初的许多做法足令当时的中国人生疑，但将墓地建造在离总督早期临时私邸和胶州海关税务司阿里文住宅如此近的地方，至今也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想当初，出入总督临时私邸和海关税务司阿里文住宅的大清官员与中国士绅们，心里大约不会很好受。
但实际上，死亡者公墓成规模的时间，要较总督临时私邸等居住建筑晚些。据 《胶州发展备忘录》1898年度至1899年度的记载，市区建筑的扩大使得有必要废弃原有墓地。新墓地位于俾斯麦山的南坡，环境幽雅，能够俯瞰克拉拉海湾。这里的地势呈梯形渐次上升，坟墓在每个梯面上被排成两行。梯形地带的中部有条宽阔的通道，最上端计划建造一个墓地教堂。该备忘录说，此项计划将在下个会计年度中动工。
这份报告中叙述的俾斯麦山，人们知道是青岛山，而克拉拉海湾，则指汇泉湾。克拉拉是德国租借地政府民政官单维廉的妻子，也是第一位抵达青岛的欧洲女性，这成为将汇泉湾和青岛山南面的山丘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理由。 1898年4月5日克拉拉到达青岛，和单维廉一起在这里生活了十年，两人在青岛生育过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依照1899年度《胶州发展备忘录》的计划，此后关于政府墓地建设的大致顺序是：1899年秋天到来前，墓地在渐次上升的每个梯形梯面上排成两行墓穴，中部建成一条宽阔的凭吊通道，并接纳了1899年9月在青岛去世的著名传教士福柏。几个月后，一株蓬勃生长的迎春花，在埋葬福柏的土坡上，将一片耀眼的黄色引入新世纪。阳光下面相互簇拥着的嘹亮，慢慢向四周蔓延，一点一点地驱赶着这个神的侍奉者的寂寥。与此同时，租借地总督府在1901年6月开始集中收买会前村附近山地，迁走渔民并拆除房屋，开辟大规模的植物试验场，引入各地植物品种进行驯化繁殖。在建设植物试验场的同时，青岛山东面8.25公顷坡地上的墓地，陆续增添了新近死亡者的墓碑。亡灵们依次栖息在一个规划整齐的阶梯陵园中，如同庞贝古城里设置了排水系统的露天舞台。想象之中，伴随着20世纪第一个冬天的降临，几只来历不明的乌鸦，预言家一般滞留在这里一棵老槐树的枝叉上，时不时发出几声寂然的鸣叫，报告着停留在不远处的下一个春天的到来。传说乌鸦能带领人的灵魂穿越阴阳，不知道这几只带领20世纪在墓地上空飞翔的乌鸦，是不是将那些关于生存和死亡的消息，准确传递给了彼此。眺望着新一个春天，有那么一些瞬间，近在咫尺的死亡似乎也变得不那么狰狞了。就一个长远的安息规划而言，墓地内大量种植的树木，营造了宁静与肃穆的氛围，依起伏山势建成的两条水溪，增加了自然的情趣。随后，1901年死去的德国第二任青岛总督叶世克，1902年死去的第三海军陆战营营长克里斯特，相继都被埋葬在这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政府备忘录中记载的在此建造墓地教堂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
德国人恩斯特.福柏是第一个完成青岛植物学调查的人。
恩斯特·福柏（Ernst Faber）都可以被认为是青岛早期城市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人物。1839年出生于科堡的福柏，23岁在巴门神学院毕业后进入巴塞尔大学和图宾根大学读书，在哥达地质学研究所彼得曼博士门下受业的经历，对他影响很大。 1864年或者是1865年，福柏作为礼贤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4月26日到达香港，随后辗转广东。这时期，福柏除了办学及办诊所外，还在1873年写出了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的 《西国学校》，两年后又出版了《教化论》。十多年后，福柏脱离礼贤会，以自由传教士的身份独立活动。 1885年，福柏加入同善会（AEPM），次年的5月赴上海从事著述和传教活动。作为写作者，福柏最著名的文字是《自西徂东》，这是一本在今天阅读起来依然富有启发性的比较文化论著，在当时希望变革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完成《自西徂东》15年后的1898年4月5日，福柏“作为第一个德国新教福音传教士”，从上海移居到青岛。
最初，福柏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随着他以一种受尊敬的方式开展的基础性工作的进行，他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直到最后，福柏使自己没有争议地成为了一个开拓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一个献身精神的代表。
作为AEPM派遣到青岛的传教士，福柏的工作是在两个方向同时展开的。这就是：一方面他需要完成AEPM委派的工作；另一方面他则依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着与科学有关的调查。在青岛的不到两年时间里，福柏对这里的植物生长情况，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完成了《青岛至崂山植物概况》。在当时，这是一项异常困难的开拓性工作，缺少必要的资料，也没有更多的帮助，所有的徒步调查和物种的分类整理，都需要逐一独立完成。可以想象，在居住、饮食、气候和地理状况都极为恶劣的条件下，福柏在一个广阔地域进行探索性调查时的艰险。后来的实践证明，福柏在有限时间里夜以继日的努力，对城市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人们相信，福柏把他的生命的最后的时间，都用于了这项卓有成效的工作。
福柏在青岛的生活情形，没有更多文献印证，我们只是在1899年5月福柏向AEPM的一份报告里发现，他当时的居住条件非常糟糕。在经历了一场疾病的袭击之后，福柏说：“我设法布置所租的房间，并租下阁楼，以便在睡觉时得到比较新鲜的空气。直到第一次下雨前一切还好，这场雨使两个房屋都漏满了雨水。 ”也就是在这个夏天，福柏将他珍藏的书籍和手稿送到了他的年轻同事卫礼贤那里，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
在19世纪的最后一个秋天，福柏依然在进行着的植物调查被突然中断了：1899年9月20日，这位植物学专家在青岛去世，终年60岁。这是1897年德国进入这里之后，最早的将生命终止在青岛的德国著名人士的记录。
对于恩斯特·福柏的逝世，人们一致表示了哀悼，并认为应该在青岛纪念这位具有牺牲精神的学者。福柏的遗体，被埋葬在了青岛山东面的墓地里。从时间上看，安葬福柏的时候，这块政府墓地刚刚完成规划。
1901年9月，教会在大小鲍岛之间建设的一间为中国人服务的医院，使用了福柏的名字命名。因为人们相信，这个机构的设立，是死者的夙愿。武定路上这家福柏逝世后两年出现的医院，一直存活了一百年。消亡前，这里是著名的儿童医院。
1905年，同善会与欧洲人协会的侨民在天主教中心与华人居住区的过度地带，着手创办一所新医院。为纪念受AEPM派遣最早进入青岛的福柏，这所医院最终也被命名为福柏医院，而原福柏医院则改称花之安医院。花之安，是福柏使用广泛的中文名字。福柏用这个名字，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1907年开业的这所欧洲人医院，拥有良好的医疗设施和经验丰富的德国医生，很快成为本地最好的医院之一。 1950年代这里演变成人民医院，担负起附近政府人员的医疗保健工作。
在福柏去世之前，1898年度的 《胶州备忘录》收录了他的《青岛至崂山植物概况》。第二年的政府文件则显示，福柏所没有完成的工作，后来继续了下去。在青岛的德国医生们最终与德国的植物学研究所取得了联系，持续了青岛地区的植物收集和分类工作。
如果说恩斯特·福柏是德国租借地的第一个死亡者，那么很快，这个数字就以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刷新了记录。这其中，就包括青岛总督叶世克。
福柏去世之前的七个月，在叶世克终于到达青岛的时候，他显然不会预计到他回不去了。他可能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从1899年的2月19日这一天开始，他的生命就已经进入了按天计算的倒记时。后来我们知道，在这个寒冷的时刻沿着崎岖的道路向前走，上帝留给这个德国总督的时间，已不超过两年。
青岛第二任总督叶世克
和首任青岛总督罗绅达一样，叶世克的一生也都是在海军度过的。有一些人，仿佛生下来就是给军队准备的，而他们两人中间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成为代表。作为第二任的青岛总督，叶世克本来也可以在任期结束时重新回到海军，继续他自己的纯粹的军人生涯，但是，恰恰是在这最具连续性的环节上，他和他的前任以及后继者泾渭分明，他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因为他在并不曾完成任期的时候就病倒了。他死在了青岛，成为1897年至1914年的十七年间唯一将生命终了在租借地的德国总督。
1851年8月4日，保罗·叶世克（Paul Jaeschke）出生于布雷斯劳。他是银行职员奥托·叶世克的儿子。叶世克中学仅读到十年级就不再在上学了，1868年4月，17岁的叶世克以候补海军士官生的身份加入德国海军。从1868年7月至1869年6月，叶世克随教练舰尼奥比号在非洲和西印度群岛活动，1872年晋升为海军中尉。在1872年至1881年之间，叶按命令有规律地变换着在陆上或在舰上职务，并于1881年在西印度晋升为海军上尉。同年，他改任鱼雷试验仲裁。 1886至1888年，叶在东亚成为狼号炮艇的指挥官，并在1888年晋升为海军少校。 1888至1892年，他在基尔成为鱼雷局的负责人，1892年至1895年在柏林成为海军部中央局长官，并在1894年获得晋升海军上校。
1895年4月，叶世克被任命为大巡洋舰皇帝号的舰长，并率领该舰从德国到达东亚。 1896年5月他被召回柏林，担任了海军最高统帅部外事局长官。 1898年10月10日，在罗绅达上校在胶州遇到了一系列麻烦的时候，他被匆忙任命为胶州租借地的第二任总督。这时，他47岁。
而实质上，早在1896年春天的时候，叶世克就曾经访问过胶州湾。他在那个春天在胶州湾的活动情况，没有被记录下来。 17个月后，蓄谋已久的德国人就占领了那里。1898年10月关于叶世克的任命并没有马上被执行，发生拖延的原因，我们不知道。直到1899年的2月19日，叶世克才到达青岛，开始履行他的总督职责。
在叶世克就任不到一个月的1899年3月11日，总督颁布了一项新的决定，这就是在参议重要的事务时，平民团体的三名代表将被吸收参加总督府议会，这三名代表参与议事的时间是一年。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由总督在听取总督府议会的意见后确定下来，第二名由在商业登记中的非中国公司选出，第三名则在土地登记的地产主中产生。第三名代表不分国藉，但应是至少缴纳土地税50元以上者。这个做法，应该是对前段时间商人们非议政府施政不公平的回应。接下来，叶世克就遇到了麻烦。先是筑路公司和当地民众之间发生的利益冲突，演化成了一个血腥的军事事件。随后，应德国公使由北京发来的应付危机的请求，叶世克先后派出了两支特遣队前往北京和天津。后来在1900年的6月19日，第三海军营又派出了一支新的特遣队赴大沽。
筑路冲突最终在1900年10月由叶世克和山东巡抚达成的协议获得解决。此后，在50公里地带以内的德国工程，开始由青岛方面和山东当局一起加以保护。而派去北方的部队，也在局势平稳以后陆续回到了青岛。然而在这过程中，叶世克已身心疲惫。
从1900年7月起，一份每周出版的政府公报开始发行，它被用来刊登总督府的全部法令和通告。其中较为重要的和所有涉及华人的内容，除了德文外，还被要求同时用中文刊出。
早在1900年的3月24日，叶世克已在香港迎娶了他的第二个妻子海琳娜?沃尔尼（HeleneWollny）。但是这之后他就进入了最受困扰的时期，并最终在1901年1月27日死于斑疹伤寒症。政府方面在叶世克去世后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认为在1900年那段困难时间里，“他不顾健康，全力以赴地工作，才加速了生命的结束”。一份政府文件赞扬说，他给自已树立了一个纪念碑，因为的繁荣将使他的名字不会被忘记。
位于太平路和青岛路交口的叶世克纪念碑（文革中拆除）
约翰内斯·克里斯特少校 （Major JohannesChrist），是叶世克总督之后第二个客死青岛的官员。逝世前，他的职务是德国第三海军陆战营指挥官。本地城市史研究者王栋根据美国杰斐逊大学教授迪特·格勒舍尔（DieterGroeschel）提供的一份第三海军陆战营历任营长资料，大致描述了这个海军少校的人生履历：1855年1月7日出生于法兰克福的克里斯特，在1897年11月14日德国完成胶州湾的武装占领之后，参与了延续到12月的租借地边境的勘定和测绘工作。自1900年3月起，他接替杜尔（KarlDürr）少校，开始担任驻青岛德军第三海军陆战营的营长，直到1902年2月14日在青岛死去。他遗留的职务，随后在1902年3月由霍夫里希特（RichardHofrichter）少校继任。
从重要官员的相继死亡看，对气候差异的不适应和当时青岛恶劣的卫生条件，与接连发生的一系列意外不无联系。这导致了德国当局下决心在青岛确立起严格的卫生防疫和医疗制度。
克里斯特少校在青岛山下欧洲人墓地树立的墓碑，临近高处的叶世克总督墓碑。材质选用黑色大理石，碑体镶嵌有克里斯特的肖像浮雕。浮雕的下方，雕刻着逝者的身份、军衔，以及逝者生卒年月日及地点。
作为一种历史延续和对生命的尊重，传教士福柏、总督叶世克和海军少校克里斯特墓和墓碑的安宁，大致在青岛山下持续了六十年。其间接踵而至的凭吊者和南来北往的游客，都是这一传统墓地格局的见证者与描述者，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这里被彻底拆毁。在红旗招展的尘土飞扬之中，福柏、叶世克、克里斯特和梁实秋的女儿、黄宗英家的北京厨子，以及成百上千难以尽述的客死者，顷刻间尸横遍野。墓穴里爬出的虫子，肆无忌惮地穿越残垣断壁，在那些个陌生的雕刻人名上面跳来跳去，宣告着一个破旧立新时代的到来。
被破碎的墓碑残片，运送到城区各处的修路工地，成为了新时代的铺路石。这些青岛城市史的先驱者一个一个重新回到地下，与走在上面的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发生着紧密的联系，构成了一个异常荒谬又异常真实的城市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