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弄清楚历史上的“考核”，本人翻了一下书，好像从战国时期开始，我国就有了考核制度，不过那时叫拿“考牒”。当时，法家人物如李悝、吴起、商鞅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制措施，中间即有一些对于大小官吏的考核条例。在李悝制定的《法经》中有规定：丞相受贿，左右伏诛；将军受贿，本人处死。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云梦秦简，在那一套秦简中有不少秦国对官吏的考核、奖惩制度。资料显示，那时各县每年必须上计于朝廷，所谓“上计”就是地方官必须每年将自己辖区内的民生诸事写在木“券”上向国君和中央政府汇报。当中央政府主管考核的官员收到下面送上来的“券”后，将其剖分为二，中央留下右券，下面的官员留着左券，上面根据券上的内容来一一考核、检查下面的工作。检查的内容繁多，有以下方面：田野耕作、手工生产、城墙修筑、仓廪管理、财务帐目、决狱正误、军事训练、战马饲养等等。
经考核，如果上级对下级满意，称为“最”，如果不满意称为“殿”。（《汉书音义》：“上功曰最，下功曰殿。”）那时的考察不是走过场，考察大员检查考核的内容很具体，比如到某地检查粮仓时，倘发现仓库有“容指”的缝隙，老鼠洞超过了三个，粮食有霉烂现象，管事的人都会受到惩处，严厉一点的惩处还将失职者流放。
战国以前，对官员的考核较为粗放，汉代时形成了系统，到了唐代则趋于完善。有历史学家总结，说唐代盛世景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与当时对官员的严格考课、奖惩有直接的关系。
汉代以后，对官员的考核称为“考课”。“考”是考察官吏任职时的表现，“课”是核实的意思，即看其是否依照法令或中央政府的指示办事。对于“考课”的做法，宋代政治家苏洵有一段话：“夫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有官而无课，是无官也；有课而无赏罚，是无课也。”
汉代时，对于官员的考课不仅严格，还立即兑现奖惩，赏的方式有增俸、升官、赐爵、休假；罚的方式有降俸、贬官、免官，表现太差的官吏还有可能被治罪。
到了唐代，考课制度比汉代更为完善，为了搞好考课还得专门成立一套班子，照现在的话说，事先要成立一个“考核委员会”。那时是由尚书省吏部的“考功司”主管此项工作。与汉代相比，唐代对于官吏的考核有了统一标准，称为“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每个被考核的官员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九个等级来衡量，如果拿当今一些被揭露有问题的官员来说，既贪污又渎职，则只能被评定为“下下”，那时的说法是“贪浊有状”，“有状”即“不正常、问题严重”。
唐代时，主管考核的官员不但要将被考核人员的成绩通知本人，还要将其公之于众，具体方法是“悬于本司、本州之门三月”，此举的目的莫非是让当地民众知道自己父母官的成绩如何。某官如果认同上面对自己考核下发的成绩评定，则前去领一个“考牒”，反之，被考核的人可以向上申诉，叫“便任披陈”。
在唐代，考核完毕之后，该受到嘉奖的会受到嘉奖，该受到惩处的也会受到惩处。凡考核成绩在中上以上者都会受到晋级、加禄的奖赏，处在中中者能勉强保住其原来的待遇，下下者则要被免职、下岗。考核成绩被评定为“中下”以下的人，虽不会被免职，但待遇会被下调。
值得一提的是，唐太宗本人十分重视对地方官员的考核，那时府、州共计三百五十多个，对于那几百名都督、刺史，他都十分关注。史书记载，他将那些地方官员的姓名记录在屏风之上，常常熟悉那些名字，如果哪一位有了善举、政绩，便将那个人的事迹简要罗列在其名下。对于唐太宗而言，那些选拔出来的地方官员就是他的眼睛和耳朵，地方上发生的诸事都得靠他们汇报上来。
到了宋代，官员的考课有了一些变化，是按照官员在任时间的长短来提升，其余还是沿用唐代的一些做法。
明代初期的考课还算认真，明中叶以后，宦官的权力增大，原有的一套官吏考核制度受到不利影响。
到了清代，考课就流于形式了，那时有了买官卖官的现象，在这种大形势下，对于官吏的考核则是走走过场，认真不起来了。对于各部的官员，雍正有个评议：“实能办事者不过一二人，其余庸禄无能之人，偷惰安闲，实属冗滥。”
从历史的角度看，什么时候中央政府对于下面官吏的考核做好了，做得周全了，国家就治理得好；反之，国家就治理得不怎么样，有时甚至一塌糊涂，清朝就是一个例子。
再回头看看当今的干部考核制度：从全局看，普通公务员的考核还算周密，只是对一定级别干部的考核还有待完善，这也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落马的某市委书记说过一句话：“官做到我这一级，管的人就少了。”
某高官也说过类似的话：“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我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
从实际案例看，大约没有一个卖官帽的人卖出第一顶即被弄下台，案发时往往已卖出了几十上百顶，有人主要的“收入”即靠卖官。再说贪污受贿吧，问题曝光后，一些人早已犯下“大案要案”，弄得性命不保，设想某人“常在河边走”，刚将鞋子弄湿了一点就有人在一旁提醒，还不至于落得个难以自拔吧。从此看，干部监管制度的完善是十分必要的。
现实中，有些干部只重视上级领导对自己的考核，如果材料上有上一级领导督办的指示，久悬不决的问题不用多久会弄个水落石出，否则，不是无人问津就是久拖不决。普通百姓反映的问题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反响，至于咨询则更是无人答复。林毅夫曾作客CCTV，说过一段经历：改革开放初期，他泅渡海峡从台湾来到北大，一个偶然的机会，经来北大讲学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推荐赴美攻读经济学博士，临近毕业他写信给北京的一些单位表示愿意回国效力，可是没有一个单位曾给予任何答复，一封信都没收到。可以说，对于人家的咨询不理不采，也是某些职能部门考核不达标的体现。真不知这是什么在作怪？走过场的考核只要上级满意就行，针对老百姓的考核就不怎么当作一回事。其实，老百姓时时刻刻都在考核自己的“父母官”。下面向上面建言献策，有益的建议被采纳，百姓对于民生问题满意了，则说明管理者考核过了关，否则，他的考核就不及格。有些干部忽视了百姓的考核，认为此种考核不会影响自己的升迁，而只有上司对自己的考核才至关重要，试举一例：前些年本市一些中巴车在市内呼啸而行，频频酿成重大交通事故。晚报上隔不了一阵即登出中巴交通肇事的图片，要么有中巴冲进路边店铺，要么有中巴冲过大桥栏杆悬挂空中，甚至还发生过群死群伤的恶性事故。尽管情况令人胆战心惊，可没有人出来过问一下，你只能在心里猜想，管理交通的官员专车接送，更少有机会在马路上行走，再危险也危险不到他们头上。但令人奇怪的是，难道这些官员坐在办公室也不看一看报纸？怎么就没有人因此而丢乌纱帽？
对于中巴在市内超速行驶，本人找到知情者了解原因，匪夷所思，原来承包市内各线路的老板给司机下达了每一趟的限时规定。为做到准确无误，在城区的某些路口老板还设立了打卡机，司机的工资、奖金全由打卡机说了算，这样一来，中巴怎能不疯狂？
若在唐代，这种管理交通的官员必须受到惩处，搞考核时最多也只能得一个“中下”，评语中会有“职事粗理、职务废阙”一行字。
可以推断，市民中早有人向有关部门提出过质疑，也有人献言献策，可是，阅读、处理那些群众来信远没有他升官固宠、争权保禄重要，所以有些事也就任其泛滥了。至此可以来一个小结：官员通过上级的考核故然重要，通过老百姓的考核更为重要。老百姓这一关通过，他才是众人皆说好的官，否则，说他好的总是有限的那么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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