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煤油炉是在大表哥家，他向我展示他的幸福生活，说他不仅有手表、自行车、缝纫
机和收音机老“四大件”，还有新的“四大件。”我问新四大件是什么？大表哥说，“煤油炉、高压锅、土暖气、电风车。”我瞥嘴一笑说，“这算哪门子四大件。”
大表哥不在意我的轻蔑，旋即对大表嫂说，“桂英，二弟来了，把煤油炉给我点起来，大马勺掂起来，炒两个菜，我和二弟好好喝两盅。”那时所谓大马勺掂起来，也就是炒个土豆丝、白菜片什么的，最好就是煎几个鸡蛋。但那时感觉什么都好吃，吃什么都香。
母亲住在大表哥家里的时候，经常享受煤油炉的待遇，热羊奶或者是炒菜。我们吃大锅菜，母亲则享受煤油炉炒的小锅菜。
1974年，明亮兄从沈阳带到连队一个煤油炉，这以后，我们就经常去家属区买鸡蛋，那时鸡蛋很便宜，一般是一毛钱一个。早上起来去食堂买饭，一般是两个馒头一碗汤，四两粮票一毛钱。回来明亮再点燃煤油炉打两个荷包蛋，我们一人一个。春天的时候，汤里只有几片菠菜叶，几乎看不到油星，寡淡得很，每天早上的一个鸡蛋，确实是很了不起的享受。
哈尔滨知青小韩，心灵手巧，看了明亮的煤油炉，竟然用铁皮自制了一个煤油炉，照样能把鸡蛋煮熟，把菜炒香。下雨天知青想做点吃的，也点起煤油炉，煮盐水豆、烀土豆、做点西红柿汤、白菜土豆汤；有时也烀点茄子，放点农家大酱，加点蒜末拌着吃，感觉也是香的不得了。
后来有人说我们用连队的柴油，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为避免是非，明亮就把煤油炉收了起来。我和妻子结婚后，也买了个煤油炉，偶尔也用煤油炉炒个菜或者煮点挂面，确实快捷方便。妻子回哈尔滨生大女儿的时候，我正忙着复习考大学，没有时间用大锅生火做饭。经常去连队食堂买十个馒头，用煤油炉炸一碗鸡蛋酱，去地里薅几颗大葱，弄点小生菜，吃两个馒头就算是一顿饭。
那时拥有一个煤油炉是件很自豪的事，煤油炉一时间成为知青和当地职工区别的标志。
1978年，妻子回哈尔滨生大女儿的时候，母亲为了照顾妻子坐月子，买了个煤油炉，给妻子煮鸡蛋、熬小米粥，把妻子养得白胖白胖的。两年后我回家探亲的时候，把煤油炉带到了学校，经常和上海人老缪用煤油炉下面条吃，那时肚子里没有油水，我们两个人一次能吃一斤挂面条。星期天的时候，老景也和我们一起，用煤油炉做几个菜，然后坐下来痛痛快快地喝上两杯酒，地北天南地吹吹小牛，心情分外地爽。
学校为了安全，严禁宿舍使用煤油炉，经常组织人到宿舍去搜查。我们很谨慎，每次用完都藏得好好的，好长时间都安然无恙。一个周日，我们吃喝完毕，吹了会儿牛，躺在床上就睡过去了，正好校保卫处来检查，我们被逮了个正着。证据确凿无法抵赖，只好听凭没收。没有了煤油炉，日子过得很不爽，后来我找了系里的孙书记，写了个保证书，把煤油炉要了回来。
大学毕业前夕，我把煤油炉卖给了80级的学生，得到了十元钱。我用这钱买了两瓶酒，送给了一位给我帮助很大的老师。
当液化气罐兴起之后，煤油炉就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而当电磁炉、电炒勺、微波炉普及以
后，煤油炉与我们就越来越远了，但使用煤油炉的记忆，依然是那么温馨，就像煤油炉燃烧时那幽蓝的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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