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等待着舒伦堡的是020营。虽名为营，但这并非什么营地，而只是一座平平无奇的维多利亚式的乡间别墅，围着一圈木栅栏和两圈带刺的铁丝网。这栋建筑叫做拉取米尔，坐落在伦敦西南部，位处里士满皇家公园边汉姆公共林地边缘。从前，这里是富有的航海工程师约书亚·费德的家，后来，在一战期间这里被用做部队医院，接收所谓的“神经衰弱”患者，也就是得了弹震症的士官。如今这里的三十个病房都已被改装成安装有监听设施的牢房。工作人员都住在院里金属搭建的尼森营房中。这里就是陆军中校罗宾·斯蒂芬斯的主要审讯中心。他外号“锡眼”，以严厉的审讯手段闻名。犯人们在审讯时必须时刻保持站立，而且营里“禁止彬彬有礼，禁止闲言碎语，禁止抽烟。战争中的间谍应时刻被置于刺刀之下。”
据说斯蒂芬斯严禁手下使用肉刑，因为在肉刑下犯人只会被迫做出讨好审讯者的回答，而非说出真相。后来他因涉嫌在德国虐待纳粹囚犯而上了军事法庭时，虽然有证据证明他的下属曾使用过酷刑，但是他本人被判无罪。不管怎么说，斯蒂芬斯并不反对向犯人施加精神压力，比如说，审讯者可以威胁要处决犯人，或者说要把他们送到恐怖的14号牢房去——那是一个神秘的酷刑中心，每一个犯人都对那里的折磨怀着深深的恐惧。【译者注1】
斯蒂芬斯当然也不喜欢瓦尔特·舒伦堡，把他形容为“一个自命不凡的花花公子……【他】在面对英国人对他和他的恶行极为憎恶的事实之前，一直在发牢骚生闷气”。
舒伦堡后来在纽伦堡的法庭上声称他经受了强光，噪声和冷水浴，并补充说：“我完了。整整八周待在无光的牢房里。我真想自杀。但找不到机会。”【译者注2】
军情五处的档案里自然并未提及这些，只是略带良心不安地担心，如果在法庭上公开了供词的获取手段，那么法庭也许会因此裁定供词无效。
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克洛普一直参与了他的审讯，因为八月的时候舒伦堡还“为约翰逊先生”写下（也可能是口述）了一份长声明，为之前提出的几个问题作出澄清和补充，包括可可·香奈儿行动的一些细节。
在那之前不久，一份概括了6月27日到7月12日审讯内容的初报告完成，再一次，总结陈词中充斥着克洛普式华丽的辞藻：
舒伦堡的木偶戏落幕了。在这场木偶戏里，他提着线，操纵着回教的教长，巴尔干的政客，白俄的将军，法国的同谋和其他唯利是图者，让他们拿着钱随着这位年轻党卫队将军的音乐翩翩起舞。但如今悲剧开场了。在这场悲剧里他早早预见预言却无法阻止战争的结局，因为他和他的同伙们，希姆莱、希特勒和所有其他人，都活在一个自己创造的醉生梦死的海市蜃楼里。他们对这个包围着他们并终将摧毁他们的正常世界的一无所知，令人难以置信。
他接着回顾了舒伦堡和希姆莱如何在1942年8月严肃万分地探讨出了一份和平协议提案，根据提案，德国将放弃除部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荷兰和奥地利外的大部分已侵占领土，作为交换条件，将法国和低地国家交给英国统治。
不过报告本身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有舒伦堡讲述了他在文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他利用过的IG法本化工集团的私人情报系统；活跃于德法的俄国情报网“红色交响乐队”，以及参与其中的德国高级官员的身份；他对给他提供了俄国前线情报的马克斯·克拉特网络的看法；他使用德国某酒吧提供的女子，在西班牙与葡萄牙设下的桃色陷阱；还有希姆莱的狼人计划，一个计划在战败后继续地下活动并帮助被通缉的纳粹战犯逃跑的纳粹网络。
克洛普对舒伦堡和瑞士情报机构首脑罗杰·马森（Roger Masson）的紧密联系尤为感兴趣。马森采取的的策略是以自己作为双向情报渠道的价值，平衡德国入侵瑞士的威胁。他和舒伦堡保持着频繁的交流，并最终在舒伦堡的压力下打击了“红三角”（Rote Drei），一个以日内瓦为活动中心、成功渗透了德国最高指挥层、成果卓著的苏联间谍网。马森早就知道这个间谍网的存在——其实他自己的机构就被怀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他们提供过信息——英国也知道。克洛普和他的老朋友，军情六处伯尔尼站长尼古拉斯·伊利奥特（Nicholas Elliott）已经在调查他们，后文将会解释他们为何会持续关注“红三角”。舒伦堡还于1943年接触了英国驻苏黎世领事埃里克·凯布尔（Eric Cable），并让他与希姆莱就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进行了交流。尽管希特勒从里宾特洛普那里得知了此事后就马上禁止了这种行为，但舒伦堡似乎还保持着与他的联系。1944年11月，德国领事亚历山大·冯·诺亚特（Alexander von Neurath）告知美国驻瑞士情报部门首脑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说凯布尔想通过他与党卫军代表接触，讨论某项教皇驻伯尔尼大使菲利佩·贝尔纳迪尼蒙席（Phillippe Bernardini）也参与其中的和平协议。杜勒斯十分怀疑，并在传回总部的电报中这么写道：
在柏林的党卫军总部，此事引起了一些轰动。凯布尔为人特别热情，一直给我们这边留下不太谨慎的印象。我不好判断这项提议是否是由他主动提出的，因为这种高度机密的任务应该不会落到他的手上。……鉴于纳粹分子可能以此从俄国人那边获利，我没有参与此事。
对舒伦堡的审讯似乎大部分都着眼于未来。尽管也会涉及很多过去的事件，但目的都是弄清德国人的手法，找出可能仍活跃的德国人士，或者了解德国情报机关对苏联的看法。冷战已经开始。因此，尽管舒伦堡描述了文洛事件的前因后果，但他并没有完全说清楚1939年的时候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存在反希特勒政变的可能。温莎公爵是否、多大程度上有过叛国或共谋之举也不在讨论范围。同样也没有人调查鲁道夫·赫斯1941年只身前往英国寻求和平究竟是什么情况，尽管舒伦堡就是负责调查赫斯的失踪的人，并给出了行动并未获得希特勒准许的结论。
也许他们只是没有时间。纽伦堡检察官们在不断施加压力，让他们交出这位重要证人。1945年秋，英国审讯者们不得不服从指示。舒伦堡第一次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出庭，是作为证人指控他的前上司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后者于1946年10月16日被送上绞刑架。随后，舒伦堡在 '威廉大街案 '中成为二十一名来自德国不同政府部门和组织的被告之一。在参与谋划海德里希手下屠杀了数十万平民的别动队这项指控中，他被判无罪；但他需要为强迫俄国战俘进行针对祖国的间谍和破坏行动并杀害他们而负责，同时他也是犯罪组织党卫军的成员。1949年，他被判处6年徒刑，当时他已病得无法出庭。他很快便获释，在瑞士和意大利接受治疗，度过余生。当时可可·香奈儿为了躲避法国同胞对她与党卫军合作的谴责，正在瑞士自愿流亡，是她承担了舒伦堡的医疗费用。1952年，舒伦堡因肝脏和胆囊问题病逝。
对舒伦堡关于德国对苏情报的审问似乎勾起了克洛普的回忆。1945年7月末，他坐在盖·里德尔的办公室里讨论未来的审讯人选时，问里德尔是否知道1920年他在俄国救过他的古斯塔夫·希尔格（Gustav Hilger）的下落。
希尔格曾长期在俄国生活，是德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官和苏联战略专家。1941年希特勒入侵时，他回到了柏林，和几个专家一起组成了 '俄罗斯小组”（Russland-Gremium），加入了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普的直属顾问团。他后来辩解说：
在战争的年月里，我在柏林惊恐地看着德国施行在东方被占领土地上恐怖而混乱的政策……我从未相信俄罗斯会被击败。我的忧虑渐渐地具象化，我看见了彻底的失败和毁灭，而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错误造成的。
1945年3月，里宾特洛普曾建议希尔格去斯德哥尔摩试着和苏联代表团接触，问问他们有没有可能和德国达成独立停战协议。
与克洛普一同参与审讯的同事斯图尔特·汉普夏得知希尔格在美占区被俘，但压根没有人想到去审问他。美国人直到汉普夏试着安排将希尔格送往英国时，才意识到这个俘虏的重要性，拒绝放他走。于是在迪克·怀特的指示下克洛普到德国巡访，以了解战败后德国的普遍情绪。怀特当时驻扎在艾森豪威尔的总部，参与安排了主要纳粹人物的审讯，同时调查希特勒在柏林地堡的最后几天。
在克洛普审讯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的中途，8月24日，怀特打来电话通知，美国人正准备把希尔格送去华盛顿。克洛普立马飞往德国，并设法在英占区总部巴德奥恩豪森与他的旧友进行了三天的持续交谈。
他把情况汇报了回来：
古斯塔夫·希尔格可能是对过去二十五年来的德俄事务最为权威的德国人……他是一部关于俄国和俄国人的活百科全书……是德国部长和大使们不可或缺的顾问和分析师。希尔格对各事件的记述和理解……值得密切关注。希尔格既不是军人，也不是国家社会党党员，更使他的观点尤为可靠。
他以一种悲哀的听之任之的态度看着德国一步步走向毁灭。他一再叮嘱他的上司“不要低估俄国人的力量'，但却无人理会。他在希特勒入侵俄国的战争中失去了他唯一的儿子。他向外交部强烈抗议对俄国战俘和平民的待遇以后，明白他的妻子、女儿和孙子孙女都在俄国人手中。
克洛普在超过十五页纸中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希尔格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德关系的回顾，两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相互依存，即使在意识形态上极为反共的纳粹党上台以后，也是如此。他亲眼见证了1939年8月里宾特洛甫与斯大林的会面，此次会面促成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以及1940年11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对希特勒的回访，当时在俄国人的领土要求和德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影响下，协议已经出现裂痕。希特勒曾试图将俄国的军事目标转向伊朗和波斯湾，而自己获取西欧的控制权。
希尔格预计斯大林会将德国的毁灭和臣服视为苏联未来安全的关键。希尔格1945年剩余的时间和1946年的部分时间都在华盛顿附近的米德堡美国审讯中心度过，但在1946年他回到德国，参与指导了盖伦组织的建立，也就是西德情报部门的雏形。该组织由希特勒的东线军事情报负责人莱因哈德·盖伦少将指挥。苏联很想把希尔格拉拢到他们这边来，为此不惜扣留了他的妻子、女儿和两个孙女为人质，直到中情局成功地通过一次卧底行动把他们解救并带回了西方。尽管希尔格因对东欧被占领地区的行刑队的了解，也有战争罪行同谋的嫌疑，但是他的专业知识实在是无价之宝，所以他直到1953年在德国外交部任职前，都一直继续为中情局工作。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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