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写作书稿的时候为了查阅资料，从书柜中找到了美国当代重要思想家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5月第1版，1992年6月第5次印刷）。这本书是2001年3月我在山东大学校园内的三联书店分销店购买的，封面设计比较雅致大方，但印刷质量较差，很多页码的文字印刷都歪歪斜斜的，甚至出现了漏字现象。估计是因为1990年代初期学术界出现了下海经商的热潮，学术书籍滞销导致的。
该书向来被看作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我也曾经在教学中讲解该书的主要观点，但一直没有时间仔细品读这部经典著作。今天翻阅此书，感觉此书观点精彩迭出，很有收获。
丹尼尔·贝尔在该书的1978年再版前言中申明了自己的身份立场：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贝尔强调在经济领域，群体价值超过个人价值，社会资源应该优先用来建立“社会最低限度”，以便使每个人都能过上自尊的生活，成为群体的一分子。这样，贝尔作为社会主义者，反对把财富转换成与之无关领域内的过分特权，例如在人人有权看病的医疗机构里，财富却能换来超常的特殊治疗；在政治上，贝尔坚持把公众与私人区别对待，以个人作为政治体制的基本单位，以保障每个人的政治权利与其私生活各得其所，既避免共产主义国家里将一切行为政治化的倾向，也防止资本主义社会个人行为毫无节制的弊端；在文化领域，贝尔崇敬传统，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性，并以此作为维护文明秩序的必要条件。贝尔的学术立场和基本理念我深表赞同，它反映了西方学者学术研究的真诚态度和现实关怀。
丹尼尔·贝尔的著作深入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描画了资本主义社会由高度一体化走向分裂、冲撞的态势。经济领域作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推进作用的基础部门严格遵循“效益原则”运转，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人的丰满个性由此被压榨成为单薄无情的分工角色。作为代偿，资本主义社会许愿社会进步的奇迹，提供广泛的就业选择和社会流动的自由，促进社会享乐倾向。政治领域，一方面西方各国政府因为二十世纪的经济危机和政治运动而集中权力，被迫扩充官僚机构；另一方面，“平等”观念成为西方政治的轴心原则。由此传统政治代议制延展为基础宽大的直接参与制，导致了官僚体制与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文化领域，在贝尔看来，起着支配作用的轴心原则是“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西方文明百年来经久不衰的现代主义运动标榜“个性化”、“独创性”以及“反制度化”精神，鲜明体现了这种“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文化原则。贝尔的这些观点不仅深刻揭示了西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特征，而且对于理解中国的市场经济社会同样颇有启发作用。
丹尼尔·贝尔同时借鉴了马克斯·韦伯和桑巴特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具有双重起源：“禁欲苦行主义”与“贪婪攫取性”。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两种起源纠缠难分，相互制约。“禁欲苦行主义”造就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性”则养成了资产阶级征服自然界，开拓殖民地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在文化领域，资本主义的兴起使艺术家摆脱了对贵族庇护人的依赖，热衷于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然而，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失去了禁欲苦行主义的束缚，世上万物都被剥去了神圣色彩，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将社会从传统的清教徒式“先劳动后享受”引向超支购买、及时行乐的糜费心理，出现了文化上的渎神现象和现代派艺术的叛逆，这样资本主义精神便难为人的工作和生活提供终极意义了。
丹尼尔·贝尔进而勾勒了现代主义三个方面的特征：从理论上看，现代主义是一种对秩序，尤其是对资产阶级酷爱秩序心理的激烈反抗；在体裁上，现代主义产生出一种“距离的消蚀”（eclipse of distance）现象，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即刻反应、冲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动性。审美距离一旦消蚀，思考回味也没有了余地，充满本能冲动的梦境与幻觉得到了重视；现代主义非常重视传播媒介，目的是为了自我表现。现代主义采取了同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敌对姿态，力图填补“禁欲苦行主义”的宗教冲动力耗散之后遗留下来的精神空白。然而由于现代主义各种流派一味翻新，缺乏足够的责任感和深厚的精神蕴藏，越来越琐碎无聊。
最后丹尼尔·贝尔提出无论是解决精神寄托或信仰危机，还是出于自我反省、沟通情感、绵延文化，当代西方人仍然离不开宗教，或是类似宗教的所谓的“崇拜”，整个社会应该“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这种新宗教或文化崇拜，究竟有哪些内涵呢？贝尔主张，它应当适当保留传统宗教中某些至今仍有意义的内容，例如对人性的冷峻认识，对不可知力量的畏惧之心，对现代人无限制地扩张和实现自我所持的怀疑和克制态度。也许，贝尔的新宗教主张未必能够克服现代社会危机和信仰危机，但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它的关键语汇看来是‘限制’(limits)：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开发的限制，对军备的限制，对生物界横加干预的限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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