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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题刻方金紫墓碣
作者：苏登科
苏轼一生从未来过福建。但在福建方志里，却记载着一则与他有关的碑刻史料。这个石碑高三尺三寸，宽二尺三寸，上刻“故赠金紫光禄大夫方公之墓。眉山苏轼书。嗣孙方珙立。”碑刻没有注明时间，原立于福建莆田南圻山方廷范墓前，后移存常太里（今常太镇）黄垅社。据1963年10月莆田县志编集委员会编印《莆田县志·莆田文物与古迹》所载，当时墓碣还放在“常太公社黄垅一个农民的屋角。”
这件墓碣史料，最早见于清代冯登府编《闽中金石志》和刘尚文撰《莆阳金石初编》二书，民国《福建通志》和《莆田县志》亦有记载。
《闽中金石志》卷十一：“东坡书金紫公墓碣，在莆田县灵隐山。唐末金紫长官，自固始避巢寇来莆，卒葬此山。东坡为书墓碣。”
《莆阳金石初编》卷上：“方金紫墓碣。碣高三尺三寸，广二尺三寸，在常泰里黄垅。‘赠金紫光禄大夫方公之墓。眉山苏轼书。嗣孙方珙立。’按：坡翁之书是碣，不序年月，故无从细考，金紫诸孙与坡翁交厚者，惟惠守南圭翁子容，见于坡集。如曰珙者为惠守何人，亦无从细考。金紫名廷范，歙人，历长溪、古田、长乐三邑，遂居于莆，卒葬常泰里灵隐山，以子贵赠金紫，其颠末见吴氏《十国春秋》，并编中所收《方氏荐福院记》，余娶于方，屡以此碣询妇翁昆仲，均莫能知，乃函致温陵陈铁香先生棨仁，盖先生著《闽中金石志》有收是碣，抑据现存原石，或据前人碑目汇集而成。承先生覆函，系据现碑收入，碑额并有莆田县印，为陈恭甫修志时拓本，方悉原碣犹在，遂环山数里遍迹之，一夕得之黄垅人家屋角，高不满三尺，以甓累，其四旁何以不附金紫之墓，不可解也。”
《福建通志》总卷二六《金石志》卷七《石六·宋二》：“方金紫墓碣，在侯官灵隐山。‘故赠金紫光禄大夫方公之墓。眉山苏轼书。嗣孙方珙立。’《莆阳金石初编》云：坡翁书是碣，不序年月，金紫诸孙与坡翁交厚者，惟惠守南圭翁子容，见于坡集。如曰珙者为惠守何人，无从细考。金紫名廷范，歙人，历宰长溪、古田、长乐三邑，遂居于莆，卒葬常泰里灵隐山，以子贵赠金紫，其颠末见吴氏《十国春秋》并《方氏荐福院记》。原碣犹在黄垅人家屋角，高不满三尺，以甓累，其四旁何以不附金紫之墓，不可解也。”
上述墓主方金紫名廷范，原籍河南光州固始人。按吴氏《十国春秋》及民国《莆田县志》的记载：方廷范于唐昭宗大顺二年（891年）考中进士。初为浙江温州固安县尉，后历任福建长溪、古田、长乐三县令，皆有政绩。以中原多战乱，遂卜居莆田刺桐巷（今坊巷）。子六人：长子仁逸，水部员外郎；次仁岳，秘书少监；三仁瑞，秘书省著作郎；四仁逊，大理司直；五仁载，礼部郎中、上柱国；六仁远，秘书省正字。方廷范，以五子仁载贵封金紫光禄大夫，卒葬莆田常泰里南圻山（《福建通志》误作侯官灵隐山）。
廷范六子皆仕闽，时称六桂联芳，尊廷范为六桂之父，后裔称金紫六桂方氏，以六桂堂为堂号。宋明清时期，莆田方氏科举盛况空前，科甲人物（进士、举人）近500人。两宋方氏进士（含特奏名）多达184人，居莆田诸姓之冠。
方子容，字南圭。方廷范六世孙。据民国《莆田县志》卷二九《文苑传》载：“方子容，字南圭。峻子。登皇祐五年（1053年）进士。历守惠州。苏轼谪惠时，日相唱和。轼尝为点勘《六经》及书峻神道碑。终朝请大夫，赠通奉大夫。著有《南圭诗集》。”
又据光绪《惠州府志》卷十九的记载，方子容是在绍圣间（1094-1098年）先任循州通判，后知惠州。其时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以“讥讪先朝”的罪名贬到惠州。苏轼在惠州居留三年，即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至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正好与方子容任职惠州时间一致。他们二人来往甚为欢洽，并成为好友。苏轼曾作《和方南奎（子容）寄迓周文之三首》给方子容，诗曰：
“共惜相从一寸阴，酒杯虽浅意殊深。且同月下三人影，聊豁天涯万里心。东岭旧开松竹径，南堂初绝斧斤音。知君善颂如张老，犹望携壶更一临。”
“数亩蓬蒿古县阴，小窗明怏夜堂深。也知卜筑非真宅，聊欲跏趺看此心。闻道携壶问奇字，更宜登木助徽音。相娱北户江千顷，直下都无地可临。”
“此生真欲老墙阴，却扫都忘岁月深。拔薤已观贤守政，摘蔬聊慰故人心。风流贺监常吴语，憔悴钟仪独楚音。治状两邦俱第一，颍川归去肯重临？”
方子容读了苏轼给他的和诗后，就约请地方官周彦一同去拜访苏轼，归来后作了《偕循守周彦质过苏东坡白鹤新居，和东坡韵》一诗：
“豹隐南山鹤在阴，浮罗一望白云深。巧工且缩居旁手，烈士谁知负壮心。嗟我抗尘仍走路，羡君叩寂且求音。如何东岭神仙境，肯约衰翁数访临。”
方子容还有首《再访东坡，用前韵》写道：
“东岭新成桃李阴，春光日日向人深。遥瞻广厦惊凡目，自是中台巧运心。轮奂欲形张老颂，调歌先听伯牙音。料公不负南堂约，应许衰翁领客临。”
方子容的诗，见清人郑杰编纂《全闽诗录》丙集卷三。从苏轼与方子容往来唱和诗中可看出，他们相知之深，相从之密。
苏轼在《东坡志林》里还有一则两人最后一次交往的记述：“余在惠州，忽被命责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来，且予余曰：此固前定，可无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谨甚，一夕梦和尚告别，沈问所往，答曰：当与苏子瞻同行，后七十二日当有命。今适七十二日矣，岂非前定乎？”他们二人往来情谊，刘克庄在其著作里亦有详细的记载。
刘氏《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零四载：“方子容字南圭，金紫功名峻之第四子，擢皇祐甲科。坡公贬惠州，南圭为守，相处甚欢。方氏书画，多经坡公题品。或为书佛经，或为书史诗，往还简帖尤多。其家旧有万卷楼，所收坡公遗墨，至四百余纸。后羽化略尽，墨林仅有写《心经》及《左传》三数，手简十四幅而已。”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前面《莆田县志》称，苏轼题写的是方子容父亲方峻的神道碑，不是方金紫墓碣。查《县志》没有方峻墓葬记载，我们也就无从知晓方峻神道碑的真实性。神道碑一般安置于墓园道路前方，墓碑（碣）是立于墓前，二者不一样。更重要的是，“金紫光禄大夫”是方廷范的封号，不指方子容的父亲方峻。笔者以为，方金紫墓碣有可能是神道碑，而《县志》编纂者却误记为方峻神道碑。
立碑者方珙，也是一个疑问。据方氏族谱及《莆田县志》卷十二的记载：方珙，字纯诚，号康轩。方廷范嗣孙。明弘治二年（1489年）举人。官至安宁知州。何以宋书明刻？笔者认为，苏轼书在宋绍圣年，至明弘治间已达四百年之久，估计碑石早已字迹不清，方珙重新刻石立碑，应该在情理之中。
综上，莆田方金紫墓碣为苏轼所书真迹无疑。遗憾的是，2009年莆田方氏六桂堂后裔决定重修方廷范祖墓时，再也找不到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物。
参考文献
后村先生大全集. （宋）刘克庄.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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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闽诗录. （清）郑杰.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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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通志. （民国）李厚基.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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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县志. 莆田县志编集委员会，1963年.
苏轼年谱.孔凡礼.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
苏轼全集校注.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校注.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本文已收入2019年《第二十三届苏轼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民国《福建通志》总卷二六《金石志》方金紫墓碣
作者：苏登科 编辑：苏耿仁
苏轼是北宋最杰出的文人之一，也是我们苏姓引以为荣的一位先祖。在北宋，我们苏姓曾经拥有近百位的进士。其中，与苏轼同榜登第的不仅有他的弟弟苏辙，还有泉州苏随、常州苏舜举二位同宗族人。那么，在苏轼的一生中究竟有多少族人跟他交往结识，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因此，本文试作一次初步的考证。
1.苏颂、苏嘉
苏颂（1020-1101），字子容，泉州南安人，徙居润州丹阳（今江苏丹阳市）。父苏绅，母陈氏。北宋庆历二年（1042）进士。初授宿州观察推官，徙知江宁县，调南京留守推官。历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同知太常礼院，编定集贤院书籍。知颍州、婺州、毫州、杭州、濠州、沧州。元祐间，拜刑部尚书，迁吏部兼侍读，进尚书左丞，官至右仆射（宰相）兼中书侍郎。卒赠太师、魏国公。《宋史》有传。
苏颂亦是北宋一位著名的诗人、政治家和科学家。他与苏轼的交往，始于嘉祐五年（1060）。据孔凡礼《苏轼年谱》所载，嘉祐元年（1056），苏洵携苏轼、苏辙赴京师应试。嘉祐二年三月，苏轼、苏辙同中进士；四月七日，母程氏卒，讣至，父子仓惶返蜀。嘉祐四年十月，苏洵父子守丧期满，再次来京。嘉祐五年二月十五日抵京，在西冈租房居住，等待皇帝的任命。这时，苏颂改集贤校理、同知太常礼院，也在西冈买了房子。由于两人的住处都在京师西冈，他们就见面认同宗，叙家谱，开始了亲情往来。
苏颂长孙苏象先在《魏公谭训》卷十中记叙：“自明允讲宗谊之好，东坡称祖父为宗叔”。又，苏轼曾写了一封信给苏颂，称“适见人言，宗叔坠马，寻遣人候问门下，又知有少损，不胜忧悬，又不敢便上谒。家传接骨丹，极有神验，若未欲饮食，且用外帖，立能止痛、生肌、正骨也。匆匆奉启，不宣。”可见他们之间情深意切。
熙宁六年（1073）二月，苏轼曾访问苏颂于婺州（今浙江金华市），请教作赋的方法。《魏公谭训》卷四载：“祖父（苏颂）与东坡同在金华，因论作赋之方。坡云：‘某昔与乡友课赋，日编二十事。所谓日计之不足，岁计之有余也。’祖父曰：此乃贤良课程尔。’”元丰七年（1084）六月，苏颂母亲陈夫人病故，苏颂在维扬（今江苏扬州市）服丧。九月，苏轼由仪真（今江苏仪征市）赴维扬吊陈夫人丧，撰《苏子容母陈夫人挽词》，称赞陈从易、苏颂冰清玉洁的品格和陈夫人有松竹之美的志节。
元祐元年（1086），神宗病逝，哲宗继位，高太后掌政。苏颂任吏部尚书，苏轼回京任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知制诰兼侍读。这一期间，两人都在中央政府任职，有机会交往甚密。苏颂任职的诏书，有些就出自苏轼之手，如《苏颂刑部尚书诏》、《赐苏颂上表陈乞致仕不允诏》、《赐光禄大夫守吏部尚书兼侍读苏颂上表乞致仕不许诏》等。
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二十日，苏颂病逝于润州，时苏轼正由海南北返，一路劳苦。苏轼虽卧病不起，但仍亲写祭文，派苏过吊丧。祭文《荐苏子容公德疏》：“伏以自昔先君以来，尝讲宗盟之好，俯仰之间，四十余年。在熙宁初，陪公文德殿下，已为三舍人之冠；及元佑际，缀公迩英阁前，又为五学士之首。虽凌厉高躅，不敢言同，而出处大概，无甚相愧。散缘薄物，以荐一哀，伏惟三宝证明。”
这是苏轼向他的宗叔苏颂永别的悼词。从苏洵携苏轼、苏辙兄弟认血缘同宗，已有四十余年。“三舍人之冠”肯定了苏颂政治上的高风亮节；“五学士之首”赞扬了苏颂学术之功；“而出处大概，无甚相愧”，是说两人出仕处世，品格相同，无愧于世人。
苏嘉，字景谟。苏颂次子。熙宁初（1068）入太学，以对策论变法之非，而遭罢。元丰中（1081），以荫补襄邑丞，改知杭州富阳县，究心民事，为苏轼所知。《魏公谭训》卷十载：“大人（苏嘉）宰富阳，富阳大邑，号难治。既至，究心民事，辨滞诉数十，遂以大治。子瞻见祖父（苏颂）曰：‘闻富阳之政，虽古循吏无以过。’”
苏嘉与苏轼书信往来颇多。《魏公谭训》卷四有载：“东坡自徐易湖守，过阙，不得见。大人（苏嘉）监封丘门，以简问劳，且以坐局不获见为言。坡答简云：‘便道之官，恨不得见诗人耳。’唱酬诗什简尺颇多，皆为人取去。” 可见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以至于后来苏嘉也被列入元祐党籍，直到靖康元年（1126）才除籍召用，而苏嘉已双目失明。
2.苏坚、苏庠
3.苏伯材、苏松
苏伯材，字廷构，泉州晋江人。绍圣四年（1097）进士。历知潮阳县，转知韶州，有政声。从兄苏珍、苏玠，从侄苏松，俱登进士第。明万历《泉州府志》、隆庆《潮阳县志》、清同治《韶州府志》均有传记。清道光《福建通志》卷七二《宋经籍》载：“《周易解义》三十卷，苏伯材撰。《苏韶州文集》伯材。绍圣四年进士，传见良吏。《唱和诗》一卷，苏伯材、苏轼同撰。见《闽大记》书籍考。《苏松文集》苏松撰。《闽书》伯材从兄珍之子也。尝与东坡唱和，有文集一卷。松，熙宁三年（1070）进士。”
苏伯材、苏松文集，今佚。查苏轼诗文集，也没有他们的唱和之作。但苏伯材于绍圣至元符年间（1097-1101）曾任潮阳、韶州二地官职，就有机会与苏轼相识交往。
顺便提及，《苏魏公文集》卷六二有一篇《长安郡太君高氏墓志铭》文。志文记载，高氏即苏颂外祖母，生有三女：“长归于我先人翰林侍读学士河阳府君（苏绅），实生小子某（苏颂）等，以夫、子官封河南郡太君；次适故鄂州节度推官苏玠；幼适国子博士郑几。” 这就是说，苏伯材从兄苏玠与苏绅同襟，苏伯材应是苏绅的同辈人。因为苏伯材是在绍圣四年（1097）考中进士，而苏玠是景祐元年（1034），苏绅是天禧三年（1019）。所以，他们之间的岁数差别很大，以至于有些苏氏族谱将苏伯材错记为苏颂的后代。
4.苏舜举、苏钧
苏舜举，字世美，常州武进（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人。与苏轼同登嘉祐二年（1057）进士。熙宁六年（1073）苏轼为杭州通判时，苏舜举为临安令。当年三月，苏轼曾与苏舜举畅饮甚欢，并作《与临安令宗人同年剧饮》以记之。八月，他们又一同上径山游玩，苏轼有《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诗赠送苏舜举。
南宋朋九万编撰的《乌台诗案》有一段较详细的记载：“熙宁六年，因（苏轼）往诸县提点，到临安县，有知县大理寺丞苏舜举，来本县界外太平寺相接。轼与本人为同年，自来相知本人见轼，复言舜举数日前入州，却被训狐押出。轼问其故，舜举言我擘划得户供通家业役钞规例一年，甚简，前日将去，呈本州岛诸官，皆不以为然。呈转运副使王庭老等不喜，差急足押出城来。轼取其规例看详，委是简便，因问训狐事。舜举言自来闻人说一小话，云燕以日出为旦，日入为夕。蝙蝠以日入为旦，日出为夕。争之不决，诉之凤凰。凤凰是百鸟之王。至路次逢一禽，谓燕曰：不须往诉。凤皇在假，或云凤皇渴睡，今不记其详，都是训狐权摄。舜举意以话戏笑王庭老等不知是非。隔得一两日，周邠李行中，二人亦来临安，与轼同游径山。苏舜举亦来山中相见。”
元丰五年（1082）十二月，苏轼应苏钧的请求，作了《苏世美哀词》一文。就是这篇哀词，我们才知道苏舜举字世美，大约卒于熙宁七年（1074）。《哀词》载：“我窜于黄，岁将淹兮。于后八年，梦复缣兮。曰吾子钧，甘齑盐兮。冬月负薪，衣不缣兮。觉而长吁，涕流沾兮。永言告钧，守穷潜兮。”叙述了苏轼在苏世美卒后八年梦见他，故作哀词。从中也让我们知道，苏钧是苏世美的儿子。跟他的父亲一样，也是苏轼的好朋友。苏轼有《答苏子平先辈二首》及《记苏秀才遗歙砚》等诗文存世。
苏钧，字子平。据孔凡礼先生《黄庭坚到舒州略考》（见2007年7月号《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的证实，苏钧于元丰二年（1079）已携全家定居舒州（今安徽安庆市），包括他的母亲及苏均、苏修、苏渊三人。其依据是潜山县天柱山有一则苏钧的题名石刻：“苏子平侍亲老来游，元丰庚申（1080）清明。均、修、渊侍行。”（见《天柱山摩崖石刻集注》）“亲老”当指母亲，时苏钧之父已去世。均、修、渊三人指弟辈或子辈。又，孔凡礼先生还认为，苏钧为蜀（今四川）人，祖籍地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待考。
5.苏惟简
苏惟简，字宗古，法号宝月大师，为苏轼最早结识的僧人，两人友谊极深。因为都姓苏，又都是眉山人，惟简年长于苏轼，故苏轼称惟简为无服兄，亦即宗门兄长。
苏轼青年时代起就结识宝月大师惟简，到惟简去世时，苏轼已年届六十。在悠悠四十载漫长的岁月中，苏轼不管是春风得意，还是仕途坎坷，遭遇贬谪，总是以各种方式与惟简大师保持了密切联系。苏轼一生结交的僧禅朋友很多，惟简是其中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个。据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载，苏轼二十岁“游成都，谒张安道”；又与弟苏辙同游大慈寺，见惟庆（文雅大师）、惟简（宝月大师）法师。两位僧人的超凡气度、博学多闻和虔诚书佛给苏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绍圣二年（1095），惟简在成都患疾亡化，当时苏轼谪居惠州，惟简弟子法舟、法荣不远万里前来请铭，苏轼遂作《宝月大师塔铭》，以称颂纪念。文章对宝月大师惟简领袖四川众僧、广泛传播佛法的佛教业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和深情厚谊。
6.苏泳
苏泳，字潜圣，成都新繁（今四川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人。庆历二年（1042）进士。尝知乾州、邛州，以职方郎中致仕，年六十余卒。南宋《施注苏诗》卷十一、王十朋《东坡诗集注》卷二十，记为苏泳。明天启《成都府志》卷十三、清雍正《四川通志》卷三三、同治《新繁县志》卷九，均记为“苏冰”。笔者以为，地方志书可能有误。
王十朋《东坡诗集注》卷二十《苏潜圣挽词》下注：“尧卿：潜圣，名泳，成都新繁人。庆历二年（1042）杨置榜登第。尝知乾州，又知邛州。以职方郎中致仕，年六十余卒。有三子，其中子名槩，年十八，嘉祐四年（1059）刘煇榜登第，终著作郎。”
苏泳与苏轼的交往，仅见于熙宁九年（1076）苏轼撰写的《苏潜圣挽词》一文。依据王十朋集注，苏泳是庆历二年进士。与他同榜登第的还有泉州苏颂、福州苏畋、梓州苏舜元等三位苏氏族人。苏颂生于1020年，苏畋生年不详，苏舜元生于1006年。据此，苏泳应该比苏轼岁数大，可能生于1010-1015年之间。
苏轼对苏泳的人品文章，评价甚高。《苏潜圣挽词》载：“妙龄驰誉百夫雄，晚节忘怀大隐中。悃愊无华真汉吏，文章尔雅称吾宗。趋时肯负平生志，有子还应不死同。惟我闲思十年事，数行老泪寄西风。”遗憾的是，没有他们唱和之作存世。
7.苏自之
苏自之，生平不祥。苏轼《谢苏自之惠酒》作于治平二年（1065）。时苏轼刚从凤翔签判任期届满，返回京城述职。与他同宗的苏自之给他寄来了几壶酒，苏轼就此作了这首诗作答。从诗中可看出，苏轼早年很少喝酒。中年以后，他的生活和创作就已离不开酒了。到了晚年，甚至“一日不可无此君”。然而，苏轼并非酒鬼。在《与临安令宗人同年剧饮》里，他就主张适度饮酒，知足而饮。
8.苏佛儿
苏佛儿，廉州合浦（今广西合浦县）人。元符三年（1100）六月，已经六十五岁的苏轼告别海南儋州北归。八月，入廉州城，与苏佛儿见面，作《记苏佛儿语》（一作《记合浦老人语》），称：“元符三年八月，余在合浦，有老人苏佛儿来访。年八十二，不饮酒食肉，两目烂然，盖童子也。自言：‘十二岁斋居修行，无妻子，有兄弟三人，皆持戒念道。长者九十二，次者九十。’与论生死事，颇有所知。居州城东南六七里。佛儿尝卖药于东城。见老人言：‘即心是佛，不在断肉。’余言：‘勿作此念，众人难感易流。’老人甚喜曰：‘如是！如是！’东坡居士记。”苏轼与苏佛儿的一席话，不仅饱含着对宗亲相见的热情，也反映出苏轼对人生的深刻思考。中秋过后，苏轼就到达梧州，与家人相聚广州，再踏上北归之路，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
以上是苏轼与苏颂、苏嘉、苏坚、苏庠、苏伯材、苏松、苏舜举、苏钧、苏惟简、苏泳、苏自之、苏佛儿等十二位苏氏族人的交游考证。另外，还有泉州苏随、莆田苏棫、武功苏昞、眉山苏迥等四人，因资料欠缺，没有列入文中。总之，苏轼与族人之间的宗盟情谊，充分体现了我们苏氏大家庭千百年来相亲相爱、共同发展的优良传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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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魏公文集·附魏公谭训. 王同策等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苏轼年谱.孔凡礼.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
苏轼全集校注.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校注.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本文已发表在2018年《第二十二届苏轼全国学术会议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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